阿Q精神胜利法（以下简称精神胜利法）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和徘徊已达数千年了，数千年来精神胜利法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的滥觞，其源头，还是要追踪到周王朝用周易思想强奸华夏民族的老根上面去，同时也要追踪到求善文化的源头周易上。

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对肆虐于中土大地的精神胜利法早已经熟视无睹了，也早就没有了追根溯源，深入揭批求善文化的虚伪并将精神胜利法的实质大白于天下的兴趣和冲动了。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对精神胜利法的揭露和鞭鞑，毕竟属于文学性质和现象学的描写，并没有深入到求善文化的核心以及精神胜利法的文化源代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废话少说，言归正传。这精神胜利法的真正源头，就在《易经·系词传》中：“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句话就是其总源头。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开始围绕着易经这句话摆起了道场，做起了文章：庄子在《庄子·则阳》中发挥道“阴阳，气之大也”，将阴阳定义为“气”的对立统一的要素。阴阳家们则将阴阳矛盾和其对立统一作用引起的变化神秘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真正对精神胜利法产生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则是以邹衍为代表的战国时期活跃的阴阳家。

阴阳家以《尚书·洪范》中的五行说大做文章，并作为阴阳家的理论基础。阴阳家以五行为五德学说的根据，发展出了“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的合法性找到合理理由，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五德终始说对后世尤其是汉代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个巨大影响经过司马迁这个史官的二传手功能，终于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由于司马迁深受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于是他就在治史中创造了著名的“通变观”，并以通变观作为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历史哲学观），在治史过程中将这一哲学观点始终如一的贯彻到史记的编撰和注修过程中。一部史记，深深的影响了汉代及汉代以降所有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和统治者。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辩证法强奸链条——易经影响了道家、儒家、阴阳家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又强烈的影响了史家司马迁，使得司马迁产生了通变观这种著名的历史哲学观并用于史记的编修，而史记又强烈的影响了汉代及汉代以降的所有中国甚至外国历史学者、知识分子乃至于社会大众。

由于司马迁用通变观作为历史哲学观编修历史，于是在史记中，他对历史的考察放在了“终始循环”方面并予以强调引申，在这里，司马迁受到阴阳家邹衍“先验小物，推而大之”的思想，将汉及汉代以上的历史，统统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及“承弊易变”的思想方法来传达“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胜利法”，于是在潜移默化中使得这种精神强烈的影响（强奸）后世于不知不觉，无影无形之中。

易经的辩证思维是如何影响国人的？

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现代的所谓两点论，就是一分为二论，也是所谓的对立统一论。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辩证法的理论核心无非三点：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正因为对易经朴素的辩证思维对中国人影响至深，所以中国人才能够非常容易容易的接受来自西方的垃圾哲学——黑格尔升级版的辩证法思想。这样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易经朴素辩证法的强奸后，发展并定型为求善文化。那么在升级版的垃圾哲学——（中国人因为有着被强奸并快乐的体会，所以就主动的选择了被强奸，引入了）黑格尔辩证法后，中国的求善文化升级为“求善求恶文化”，这种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影响，实在是罄竹难书，难以言表。

当中国学者和文人审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迭的原因时，帝国无可奈何的崩塌并被新兴的帝国取代时，中国人无论如何即不能也不会用分析的眼光来审视，帝国内部的异己力量——利益集团如癌症细胞一样的繁殖，也看不到因为利益集团的无制约性的崛起强烈的破坏着社会运行的基础——经济状况成规律性的恶化。这些原因在中国人的眼中统统视而不见，除了看到皇权与相权的斗争，皇权被宦官们群起而架空以外，真正危害皇朝生命的原因被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因为对王朝兴衰真正原因认识的不明，用求善文化中仅有的也不可靠的工具无法找到兴衰的真相，于是只能用五德终始说来自己蒙自己了，并且也只能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迷幻自己和迷幻整个中华民族了。

看看司马迁对秦王朝覆灭的原因解释，再看看后世对王莽新政，东汉的崩溃原因做出的解释，无一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和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如果这些被五德终始说以及司马迁的通变观能够准确的拿捏到王朝覆灭的根本性原因，并且针对这种原因对症下药，或许中国的历史就不是简单的循环式王朝更迭史了。

虽然历史上有两个例外，朱元璋和毛泽东都认识到了五德终始论和通变观严重威胁到王朝的千秋万代的帝业，企图通过严肃吏治来确保江山的稳固和改变历史的恶性循环。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黄宗羲定律的妙方，于是乎只能遗憾的，与历史上所有的君主一样，用阿Q精神胜利法来宽慰他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

通过数千年来的文化浸淫，也通过文化承上启下的传导，中华民族终于在经过N次历史循环后，阿Q精神胜利法终于变成了民族的性格，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麻醉性作用，并使得所谓的中华文化能够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保存和流传下来。且不说鲁迅当年讥讽的真正的阿Q，就是在抗战初期，当日本人进入北平城内后，北京大学里面的儒生们，就开始研究起来，中华民国是什么德，日本是什么德，然后日本这个德为何要取代中华民国这个德的问题了。很显然，这些酸儒们准备第三次做亡国奴，并开始为做亡国奴找到理论依据。反讽得很的是，这个做亡国奴的依据，竟然是中国的国粹——邹衍的五德终始论和司马迁的通变观。

看来阿Q精神胜利法并不是被人们讥讽的市井无赖和生活无着的落魄之人的专利品，这个精神胜利法，乃是中国和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国粹。从汉代以降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来看，只要条件合适，阿Q精神胜利法就一定能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发挥其巨大的精神原子弹的作用。这一点，任何中国人都无法做出鸵鸟状，掩耳盗铃的否认精神胜利法在中华大地上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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