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皆

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姿态亮相的。但在其后的道路上，丁玲并没有成为一名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作家，而是逐渐泯灭自己的女性与个性色彩，成为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政治比文学更加主导着她的命运。

    丁玲对革命的最初向往来自于瞿秋白。丁玲和胡也频革命的领路人是冯雪峰。丁玲走向革命有点接近于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丁玲当时深爱着冯雪峰，她之所以成为左翼作家，与其说是受到革命的吸引，不如说是受到地下党员冯雪峰的吸引。简单地说，就是爱吾爱之所爱。对于视爱情为生命的女性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冯雪峰不仅是丁玲革命的领路人，而且是丁玲革命的推动者。丁玲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上是与冯雪峰休戚与共的。丁玲的革命从发生起就带着女性的特征，并贯穿始终。

    南京三年是丁玲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更沉重的是她为这代价所付出的代价。这段历史几乎是丁玲终生的魔咒。有没有叛节?这是一个硬性的问题。没有证据证明丁玲叛节，可这还是成为丁玲“莫须有”的政治疑点，以及屡次挨整时的政治把柄，她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来洗清。为什么还要和导致自己失去自由的冯达同居?这是一个软性的问题。丁玲的回答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的求生愿望。”“这是多么女性化的一个回答，说明她在政治上依然不成熟。  “不成功便成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中国人对待俘虏的态度始终是负面的。被软禁三年而未成仁的丁玲，充其量是一个俘虏，而不是叛徒，可是在革命者眼里，俘虏和叛徒又相差多少呢?

    三年后，丁玲结束被囚生活，向冯雪峰哭诉自己的委屈和痛苦，得到的是冯雪峰冷峻的批评：“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在

私情与革命之间，男人和女人的取舍往往是截然相反的。对于女人来说，私情几乎总是大于革命；对于男人来说，革命几乎总是大于私情。冯雪峰批评丁玲只有私情，没有革命，这个批评很男性化。但是，严厉的爱也许更容易让女人臣服，爱一个人就愿意为他所改变，爱一个人就愿意成为他希望的样子，这就是女人。爱自有其无法抵抗的权力意志。

    丁玲选择去苏区是必然的。首先，胡也频牺牲时，丁玲已经提出过去苏区，这是实现她五年前的愿望。其次，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三年，以此举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来消除不利于她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说，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再次，去苏区，参加革命，就意味着与冯雪峰走在同一条路上，有哪个女人不愿意与爱同行呢?    、

    丁玲刚到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出面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到保安后不久，丁玲应约和毛泽东单独会见。丁玲向毛泽东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并当面指名要丁玲担任文艺协会主任。丁玲是被当作知识分子奔赴革命圣地的一面旗帜、一个典型来树立的。丁玲在政治上的起点太高了，她的政治热情一下子膨胀得非常饱满，这是她日后势难回头的重要原因。如果只是派一个组织科长出面接待一下，安排一个不起眼的工作，丁玲日后也不至于这么难以找准自己的位置。从此，丁玲对自我的角色认知就发生了背离和错乱，有两个她在交替出现，且时不时地相互打架：一个是性情的丁玲，一个是政治化的丁玲；一个是本来的丁玲，一个是改造中的丁玲。树丁玲为旗帜和典型，对党来说是一种错爱，对承蒙错爱的丁玲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不久，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迁到延安。毛泽东又点将让丁玲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真正实现了她的当红军的愿望”。丁玲的到来，的确在延安引起过一阵兴奋，也为延安带来了新鲜的刺激感，对她感兴趣者大有人在。丁玲身上具有一种不同于延安的异质，一种延安人尚未领略过的传奇色彩，这足以引起某种微妙的猎奇心理。丁玲曾经受到老革命们的青睐，他们相互有过好感。丁玲甚至差一点成为某一位老革命家的夫人——尽管在老革命家们的传记里，找不到关于她的一笔。猎奇过后，是审美的疲劳，是兴趣的锐减，那个好感期持续得并不长。所以，丁玲最后选择了陈明。

在彼此的好感期，丁玲写过《彭德怀速写》，充满尊重与敬仰，那是有真情实感才写得出来的。在彼此的好感期，丁玲可以跟毛泽东随便开玩笑，诸如“东宫”、“西宫”、“小朝廷”之类的，都是可以说的。当政治家有心情开玩笑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玩笑是玩笑；当政治家没心情开玩笑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玩笑就不是玩笑了。男人哄着女人玩时，女人不能忘记分寸。政治家哄着知识分子玩时，知识分子不能忘记分寸。但女人和知识分子恰恰是不容易把握好分寸的人，一个女知识分子更不消说了。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一旦将权力的拥有者视为知己，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忘情，进而忘乎所以。如同女人一旦受到男人的恩宠、臣子一旦受到君王的恩宠，就容易倾心，进而恃宠而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失宠，进而挨整。但在当时，毛泽东对丁玲——自己的小女老乡，还是有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感觉在里面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欣赏态度，但比普通的欣赏有着更为丰富而细微的内涵。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容忍她身上那种略嫌放纵的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内质与外质，如同人的吃辣心理。女人在欣赏自己的男人面前的放纵是享有豁免权的，因此，那个时候的丁玲是放恣飞扬忘乎所以的，就像一个坐在休眠的火山上忘情玩耍的孩子。丁玲到晚年才明白，毛泽东在跟她相处的时候，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政治的眼光。丁玲晚年在北大荒讲述过去与毛泽东相识相处的一些事时，曾经感慨：  “过去对一些事情认识，是小孩脾气，幼稚得很。现在体会到自己说话不注意，什么话都说出来。”丁玲亏就亏在跟毛泽东说话太随便。她总以为女人在欣赏自己的男人面前说话随便一点不是问题，可是，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不会一成不变的，当有一天不再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感觉了，从前的“随便”就成问题了。

    从女性的角度看过去，丁玲对江青的到来是不会感到高兴的。丁玲没有去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礼，原因当然是有的——说得出的原因就是丁玲已经借好了马，要到保育院去看女儿。尽管强调了当时的马难借，但，再怎么难借，一匹马的重要性怎么能够跟毛泽东的结婚大事相提并论呢?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她不想去。在此时此处出现的江青，简直就是一个后来居上、坐收渔利的女人。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其中有些女性主义的义正辞严的道理，也有一些女人的小牢骚、小怨恨，多少带点女性抱屈赌气的成分。比如，直指“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o，就是在跟江青叫板。而之所以敢跟江青叫板，就是对毛泽东还有点恃宠而骄。何其任性!何其危险!幸好在当时的毛泽东眼里，女人的这一种怨尚属可爱。首先，他对她尚存一点好感；其次，男人是乐得看女人争风的。在这种情况下，男人不反对小女人之“小”。丁玲能够在关键时刻与王实味区别对待，这个中因素可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注:本文节选自李美皆《性别政治对丁玲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祛魅》，见《随笔》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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