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重庆的士司机罢驶之后，这股风潮迅速蔓延全国，海南三亚、广东汕头、广州、云南大理、湖南邵阳等地，亦先后爆发类似工潮，抗议当局打击黑车不力、管理费用畸高，形成中国特色的街头抗争。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今次工潮中，各地均以对话代替镇压来舒缓矛盾。这显示出当局处理问题手法上的进步，展现出了愿意倾听民意的姿态，与过去一味将工潮定性为“敌对势力破坏”有很大的区别。

其实，类似的事件，地方当局与民争利是最主要的原因。众所周知，大陆出租车行业中，上缴公司承包费用以及政府所收的行业管理费用，往往占到的士司机收入的60%以上，有关方面不管营运情况，费用照收不误，的士司机因此自称为当代的“骆驼祥子”。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资费，拆迁要劳务费，对治下百姓敲骨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为有的甚至比黑帮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去，老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将聚众闹事当作破釜沉舟的最后抗争，而政府也会将其当作是对自己政绩的挑战，往往用强硬的手段来压制，甚至用枪打出头鸟的方式对待那些运动的组织者。这种对立的方式，最终均以悲剧收场，对中国的民主发展亦产生极大的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的士司机罢驶事件，以及政府的处理方法，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街头民主在中国也可以是一种民意表达的渠道，同样可以通过对话和协商的形式得到和平解决。

街头民主，作为一种民意表达的渠道，也并不是老百姓专门在用。甚至警察自己，也有走上街头的例子了。

据外媒报道，日前，广西桂林市数名市公安局的老警察在中心广场拉起横幅并散发材料， 举行抗议活动，数百名过去的同事、警察将他们包围；事件令当地居民和官方震惊。

维持公共秩序、严防抗议示威失控，本是警察的职责，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这些本应该在民众抗议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反而进行抗议活动呢？“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参加这次警察抗议活动的人士之一、原桂林市公安局的干警莫小凡。莫小凡介绍这次示威的经过说，他们主要是为了抗议桂林市公安局内部的不公平、腐败乃至荒谬的现象：那天，我们打出来的横幅是“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还有就是，坚决执行广西区党委关于清除假警察的决定，公开揭露桂林市公安局文社教黑恶势力黑幕的问题。

莫小凡介绍说，市公安局派了大概一百多个警察来现场，现场差点发生警民冲突。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国土上现在是公益事业，并不是说谁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是警察，我还是中共党员，我们几个都是警察，都已经表明了身份，他们也都知道我们是警察，因为我们在桂林也是老桂林人。后来我们就把横幅撤了，撤了以后就没有发生骚乱问题。

徐晓旭是具有多年经验的警察，他介绍当时的情况说，官方对于他们抗议活动不但没有认真倾听，而且如临大敌, 以高压手段对付他们这些懂得法律很有节制的前警察们：我看我们桂林市所暴露的这些问题，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买官卖官的，现在大约我们掌握的整个桂林市政府公务这一块，现在仍然有600多人没有签退的，公安局有39个，我们掌握的有39个，当然包括浮出水面的19个假警察，整个桂林是约600人，都是假公务员，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金钱途径进来的，有5万10万20万的，有30万，甚至有400万的，很怵目惊心的，它们什么事都敢做的。

徐晓旭说，我们和莫小凡不间断的举报，至今没有结果；老是找一些理由扯过来扯过去不敢说，我们所说的、举报的这些东西，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们不敢捏造诬陷，在这个问题上这是我们的底限原则的，这是我们做人的准则。如果诬陷诬告，那可能早就把我们投入到监狱里面去了。

那么， 究竟桂林市公安局有什么问题令这些警察们公开举行抗议活动呢？据莫小凡介绍，公安局的负责人滥用权力、无法无天，存在的问题包括卖官鬻爵、非法集资，贩卖车牌并任意报复举报的警察，情况令人发指。最近桂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人事局，桂林市人事局，桂林市财政局、桂林市公安局，４个单位联合下了一个文件，就是安排公安局的有23个同志是说是从新安排工作，安排到桂林市工务局下属的４个事业单位。其中，有两个已经去世了人，一个叫苏义兴，苏义兴是去世了十几年的老干警，还有一个叫魏国光的干警也是死了几年的，也全部安排工作。表面上是安排工作，实际上是卖指标卖编制。

被指控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还有刑讯逼供，勾结黑社会，致死人命等多方面的问题。徐晓旭介绍说，一个包公头在承包公安局工程过程中，因为没有缴纳足够的回扣，就被绑架殴打几乎丧命，而且随后黑帮就驱除包工头的工人，大打出手，地点就在公安局的大院内。主因是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建设，包工头做完工程项目之后，大概还有80多万元钱结不到帐，就跟公安局讨要工程款。而公安局某些人就采取流氓手段，把包工头骗到郊外去，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

这次绑架案的当事人包工头就是湖南人曾湘华，他介绍自己噩梦般被绑架的经过时说：绑架他的人就是使用３辆公安的走私车，用毛巾蒙上他的眼睛、塞住他的嘴，双手反绑，然后全身脱的只剩下短裤，并且进行残忍殴打，直到他昏死过去。后来他侥幸醒过来爬到公路上，才被过往车辆救助，公安兹事的黑帮将他抛露荒山之后，又进入他的工地殴打驱赶他所雇用的建筑工人。

曾湘华认为，绑架他的人背后一定有当地公安撑腰并且利益均沾，否则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采取那样的方式对付他的工人。

据调查，绑架和刑讯逼供等黑社会手法在桂林市公安局内部并不罕见。莫小凡介绍，有一个叫蔡苏的女孩刚结婚没多久，被我们公安局在没有带任何手续情况下传去，当天晚上人就死了，上告一直到现在没有一点结果。据说原因是这个女的和某一个市领导有过什么不正当关系，这个女的找那个市领导要赔偿费。1995年冬天，一名叫覃小红的女子被指控偷窃钱包，公安在审讯中扯开她的衣服，用冷水灌入覃小红的前胸，然后用电风扇吹。在严刑拷打和人格侮辱下，26岁的姑娘覃小红跳楼自杀。虽经抢救没有死亡，但成了终身残疾，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像山公安局赔偿六千五百元了事。十多年过去了，家属一直在上访，但至今没有任何结果。徐晓旭介绍说，类似这样荒唐和残忍的事情，还有不少。

在不间断举报无果的情况下，桂林的一些警察在街头演绎了这么一场“抗议”活动。

需要声明的是，这是海外媒体“自由亚洲电台”所披露的消息，笔者没有看到国内媒体的报道，所以怀疑该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消息不实，是海外媒体的“恶毒攻击”，笔者在此道歉。不过，该消息在海外已经传开了，有关当局和新闻机构应该出面披露真相。笔者之所以引用该消息，主要是去世十几年的警察还能复活并被安排工作，太离奇了。引用此消息，是希望能得到当局的证实或驳斥。——笔者没有传递谣言的用意，该媒体已公开报道，传递范围已经很广了。

但广东最近有两宗突发事件，却是登上了南方各报社会版的头条的。一是广东珠海的一名司机因工作、生活不顺，驾驶泥头车，故意冲撞珠海斗门区白蕉镇城东中学，当场酿成24人伤亡，蓄意撞人司机被警方击毙。另一宗是深圳宝安石岩街道办组织清理整治辖区内非法营运车辆，在拦检一辆涉嫌非法营运摩托车时，因车主拒不停车，检查员用对讲机砸向其头部，造成车辆失控，车主伤重不治。

事件引发死者家属和数千民众迁怒交警，围堵交警中队，烧毁执勤警车。

这两宗事件的发生，从某种方面看，反映华南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尤其在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下，时局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不久前结束的第104届广交会，客商采购欲望降低，出口成交减少；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厂商之一的合俊集团在东莞樟木头镇的两家工厂倒闭；在深圳宝安设厂生产的一家大型家电厂关门……，类似企业不在少数。这些企业，此前却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一旦发生企业连环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民工失业，对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突发事件，往往会演变成社会骚动。

据报道，珠海蓄意开车撞人的司机，是由于破碎的婚姻、穷困潦倒的生活、不如意的工作等原因积压种种不满，最终选择以疯狂行为来发泄。这类反社会的恐怖行径，大都是肇事者对生活绝望所产生的结果。

但由更深层次来看，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积压的社会矛盾一直没有得到适当处理，一旦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经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准、财富的累积，的确发生巨大变化；但同时带来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却淹没在对ＧＤＰ的盲目追求中。这些问题，未得到当局足够的正视；解决问题的时机，也在过去一个个流失。

现在，金融风暴袭击中国，华南和大陆沿海地区首当其冲，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都处于风口浪尖上。如处理不当，社会动荡在所难免，不仅老百姓受苦，某些官员的乌纱也将不保。

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风暴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才刚刚开始。年关将至，企业倒闭潮将会陆续涌现。“企业老板蒸发、工人无处讨薪”问题的蔓延，已经敲响社会治安警钟。

如果当局仍然以为权力在握，无视局势的严重性，甚至对明显的、实名举报的案件都采取“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态度，未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其结果可能导致部分民众把对生活的不满，转变为反社会情绪的“定时炸弹”。到那时才想到灭火，恐怕为时已晚。

在金融风暴下，面临当前的社会环境，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应对经济危机的经济举措，另一方面要掀起反贪污腐败和渎职失职的的风暴。如果没有这个风暴，是不足以抵御另一个风暴。不要总是以为经济增长就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个层面而已。如果“自由亚洲电台”所报道内容属实，连警察都要上街表达意愿，那么就说明，腐败问题虽然有经济原因，但归根结底反映的是政治问题。

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群体事件不可避免。海南三亚、广东汕头、广州、云南大理、湖南邵阳等地的处置得当，说明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群体事件是可以用对话协商的方式，去解决激烈对抗的。

而事实上，目前中国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矛盾也未到尖锐对立的程度。大部分问题，仅仅因为社会不满情绪无法宣泄，讯息暧昧不清，官民无法对话，才导致事件激化。

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进程的加快，利益分野必然更加细化，出现的社会矛盾与抗争必然更加激烈，当局如何发展和规划街头民主，使其成为一种民意表达的机制，同时又在不使社会失序情况下，成为民怨宣泄的途径，将考验当局的执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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