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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解说：那一场按手印的仪式原本是一份生死契约
同期：看实际人家敢带头，人家不怕杀头
解说：那几次追求工业的尝试也曾是南柯一梦
同期：我当时也很懊恼得慌。最后还想使一把劲，还想把小岗走出去。
解说：回到土地，小岗人开始新的努力
同期：小岗人又你那么信任，对你怀有一种希望。我觉得从道义的水平上讲，也应该承担份责任。
解说：小岗三十年 中国农民的挣扎 希望和梦想

串场1：
　　小岗村“大包干”三十年，一直得到政府高层的关注，村子里和两任国家主席握过手的就为数不少，高层官员在小岗村的农家院子里开座谈会也是常事。据说领导干部愿意来小岗村的原因是这个村里的人特别敢讲真话，而这个村子的发展也最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

字幕：1978-1984年 大包干 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

解说：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召开秘密会议，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按上手印，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如今在小岗村新建的文化广场正中就陈列的巨大的“手印文书”。

同期：
严付昌：你们光看热闹不看门道，不看实际，就可以吗？看实际人家敢带头，人家不怕杀头，杀头拉倒，为全村老百姓大人小孩吃饱肚子，起码杀头老婆孩子落个饱肚呀，我们按手印就是为了养活他小孩，养活18岁，我们保证养活你，你不要怕，你去杀头我们总不能都去吧，后来他说那我带头。
　　
解说：
　　这位原来正是小岗村大包干18位发起人之一，名叫严付昌，他提醒我们仔细数数，一共有多少个手印。原来作为带头人，严宏昌按了两个手印，还有两户人家的户主在外讨饭，他俩的手印是亲戚代按的，所以这里一共有21个手印。
同期：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而这张契约的内容，整片的内容都是由当时生产队的副队长严宏昌撰写的，包括底下的人名都是由他写下来，然后有每家每户按下的手印。
    好 我要走了
你要走了

解说：
　　一副工人打扮的严付昌正要去邻村修路，一天能挣五六十元，在他看来，奋斗了三十年的小岗村离富裕依然有些距离。他每天上工前路过这个广场都要停下来看一看。也许这记录着他们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按下两个手印的严宏昌是什么样的人呢？记者大批来访的时候，他却外出开会，我们在北京找到了他。当时他被任命为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采访：
严宏昌2：    因为当时就是我回去当这个干部呢，也是小岗队比我大比我小的，全部都当过了，当时就差我一个，因为我下学以后我就不在家。我就在外头做工。我那时候出去是一个月交生产队十五块钱，生产队给我记一百五十分。结果叫我回来，我不回来，给我加到四十五，四十五我不回来，给我加九十块钱一个月。九十块钱一个月我不回来，最后给我加到一百五十块钱一个月，那上哪儿，一百五十块钱上哪儿挣去呢，那就没办法了。还要给我家里头，全家的供应粮，干活也不给记工分，包括我父母的，他们都不给，最后逼得没有办法回来了，实际那时候我也不想回来。
　　
解说：
　　1978年，外出要饭过日子的严宏昌已经当上小包工头，带着来自十几个省的工人修铁路、建房子、修大桥，每月能挣八九十元，是村中唯一不用参加集体劳动的人。
　　小岗村的穷困他最清楚，据说小岗原本有26户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6户、67人生生被饿死了。如今村中的“大包干纪念馆”展现了那段苦难的岁月，关友江是纪念馆名誉馆长，按下手印之前他也是小岗要饭群体中的一员。

采访：
    关友江：在生产队的“大呼笼”的情况下，他又出工不出力，光看去干活，但是没有做出来事，最后造成了很多人都去要饭。
    记者：怎么要呢？
    关友江：要饭还有好样吗？打声招呼，给点吧。比如到江南去，还很好。那边尤其是六几年那个时候，七几年那边确实不错，到那边每天都还要给十斤、八斤米，每一天就要十斤、八斤的，他在那要一个时期就送回来，他就是这么干。

解说：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小岗也曾是繁荣的村庄，不仅不缺衣少穿，每年还有余粮卖给国家。当了副队长的严宏昌是村中不多的初中毕业生，脑子灵活，回村之后，为了自家的生计，也为了族中长辈让他们“吃上一口包饭”的哀求，他开始思考小岗的问题。

采访：   
    严宏昌2：在我当时想就是这种生产的模式不对。那就是1956年以前没入高级社，那土地是各家各户的。入高级社就是吃大锅饭，那就是体制这么一变下来。导致了小岗的产量一年不如一年。当时我想我在工地干，我就采取大包干，我在工地搞的工程领下来，这一块工程多少钱，我直接就交给小组长了。我指望我看，你能达到我的标准，达到我的质量要求，十天的活你一天干掉我也给你那么些钱，你干一百天也还是十天的钱，我那时候我就这样做，所以我在外头工地我做的很好。
　　
解说：
　　严宏昌把“包干”的想法跟好朋友讲了，然后一户传一户，单线联系，最后全村20户都同意，所有人都明白，“大锅饭”吃不下去了，于是有了1978年11月24日晚上历史性的按手印。那时，他们认为，最坏的结果就是杀头、坐牢，因此全村人都严守秘密。

采访：
    严宏昌2：就在三月份就有反应了，当时一反映上去，就给我们小岗队的牛槽贷款、化肥贷款、种子、群众的救济粮全部都不给了，都停掉了。凡是国家享受的，一律不给。最后就是不给，我跟严立学我们两个一直找镇里头征求意见，在那要。老是去要，最后镇里面的意见，不但不给，还要斗我们九十六场。

解说：
　　当时的农村高级社劳动被称为“一呼笼”，但小岗生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而且分散在田间，所以很快被邻村人上报了。
　　批斗的意见下来，但没有行动。村民下一步的顾虑是，当时种子归政府统一分配，没有种子，什么也干不成。已经做好被杀头准备的严宏昌这时找到凤阳县委书记谈了想法，竟然得到支持，要来了种子，小岗村迎来了希望，这是风调雨顺的一年。

采访：
　　关友江：第一年，分开的第一年，我六口人就收八千斤稻子，收了三千斤山芋干，我家芋头干，你懂不懂我不清楚，反正就是山芋，地里的那个山芋，把它切成片在那晒，晒干，就是那个东西，我搞了两千多斤，三千斤。
    严宏昌2：所以人均收入从过去的在生产队二十块钱一年，这样一年跳到四百块钱。所以，第一年不但是还了国家，国家没对小岗一分钱的投入，我们对国家的贷款，旧贷我们还了八百来块钱。私人的，从二十多年的少国家的钱，这一年私人的钱全部还掉。再一个就是对国家的粮食，这一年我们交国家的粮食任务，我们一年交了十几年的任务，油料我们一下子交了我们小岗任务的一百多年的任务。

解说：
　　小岗生产队经济上翻了身，组织上还一直没有一个说法，但私下有人给他们定性为“拉社会主义倒车”，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小岗人为此战战兢兢。1980年1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是不是反革命、要不要杀头坐牢，小岗人全等着万里的定夺。
采访：
    严宏昌2：万里去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在想，万里要能同意呢，我们可能就要好一些。起码万里他只是当时是我们安徽省委书记。最后他去的时候，我们就提心吊胆地就给他汇报，尽量能说服他。他正好在我家，我是从上午八点半一直给他讲到十二点半。当时拉得也很投机。他第一句话就讲了说，我也没反对说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还是出在农村的乡间茅屋草舍里，说像这样干我早就想了，就要没有人敢，说这些话呢，当时我们心里才放下心来。
　　
解说：
　　“大包干”得到肯定，两个月以后，中央调万里担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得到万里肯定的严宏昌也更加大胆地迈开追求富裕的步伐。

　　严宏昌：1981年我就写信给，那时万里调到中央，我就给万里写信。1981年我就想了，就是农村如果是家庭经营这样长期下去，我们农民就能买，是不是这个私人能买拖拉机，最后我就请示这个。最后国家的机械部给我回信就是可以买。所以，我1982年就开始买拖拉机。
　　
串场  2：
　　小岗村“大包干”的第一年其实格外地艰苦，因为上级撤销了救济粮，劳动力都在地里干活，就派孩子到邻村为全家要饭。但是这一年大家也特别得有盼头，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单干，他们一定能够丰收。1980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村，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说：“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
　　
　　
PART2

字幕：1984-1998年 乡镇企业 一夜越过温饱线 二十年没过富裕坎

串场3：
　　小岗村的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农村被放活，乡镇企业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到1988年乡镇企业吸纳了一千七八百万的农民工作，被称为“苏南模式”的江苏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从1982年的132.6亿元迅速增加到了1988年的980.79亿元，而严宏昌也在这一浪潮当中开始了新的挣扎。
　　
解说：
    1984年，小岗村的村民早已不必为吃上饱饭而苦恼了，很多村民还盖上了瓦房。严宏昌一直住着茅草屋，但攒了不少钱，听说有的农村开始办企业，他带着3000元钱到了浙江瑞安，这一趟行程让严宏昌至今坚信“无工不富”。

 采访：
    严宏昌：到那个小店里火柴标的是三分五一盒，结果我掏了一块钱给他，我说给我拿一盒火柴，买一盒火柴，好，他就给我一盒火柴，我一块钱给他了，他也并没找我钱，我就站那边等他，我说同志，我说我给你一块钱买盒火柴，你还没找我钱呢。他说你不是我们当地人，我说我不是你们当地的。他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一分，什么二分五分的，也没有一毛，两毛几毛的。我们这儿呢，你要要什么东西就是一块钱。要么这一块钱还给你说的，我就不要了，我送你一盒火柴。最后就是说到农村看，人家抽烟都抽两三块钱一包的，是农民抽的烟。但是在我们家呢，我们家的一些公社干部书记，别的县里干部只能抽到八毛钱一包的，那是“红三环”带把的，算最好的，只卖八毛钱一包，人家就抽两三块钱一包烟。

解说：
    回村之后，很少有人相信严宏昌的天方夜谭。但他坚决要求把家里攒下盖房的钱用来办厂。他看中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是生产编织袋。

采访：
    严宏昌：第一笔钱是我自己家的几千块钱，除了我自己的，我在小岗那一片所有的群众，我就找群众这家借一千，那家借二百，一百也行。我借了好多家钱，这么凑起来的。连装上机器花了三、四万块钱，结果二十二天我收回成本。干了三个多月赚了几万块钱，最后有些干部最后眼红，最后说我搞资本主义。那时候还讲说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还在摇摆不定。最后又说我在搞资本主义，一直给我汇报到县里，到市里。最后上面领导也吃不准这个时候的政策，最后只有说，宏昌，你暂时停停，你不要做了。以后那就把我的厂房的动力线就剪掉了。

解说：
     严宏昌还是想办工厂，此间既有昔日“带头人”荣光退去的寂寞，也有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然而一直难有合适的机会。

采访：
    严宏昌：一直到1993年以后，办了一个米厂，办了一个食用菌厂，又办了一个就是工艺被厂。这仨就是利用原来梨园公社的旧房子把它办起来，办起来以后，米厂当年盈利八万，食用菌厂投资一万，当年盈利一万。床上工艺被厂呢，是出口日本的，当时做了四百床，第一批就是领原料回来做四百床工艺被，上了一百多人，工人。结果去交货的时候，而且受到表扬说很好。第二批货正在领，这个时候这几个摊子就被乡政府收掉了。

解说：
　　瓶盖厂、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等都曾是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的项目，严宏昌是法人代表和总经理，然而这些工厂都是昙花一现，我们在村中走访多人，没有人能说清那些厂究竟怎样办起来，又为什么消失掉。

采访：
    严宏昌：不干了我再种地。所以就埋头苦干就一直种地。除掉种地就是到冬天了，没事了，我就要出去到市场跑跑，做点小生意。那就是看看鸡贵我可以贩鸡，鸭贵我可以贩鸭，粮食贵我可以贩粮食，就这么样的，年年就是到冬天赚个什么千把两千块钱，起码回到家能解决小孩上学这些的花费

解说：
    严宏昌1993年的投资化为乌有，他对于办企业开始心灰意冷，但是这时村中人开始普遍相信“无工不富”，他们希望招商引资，有大老板为小岗村带来财富。

采访：
关友江：在八几年，就是最近这二十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出去看。比如说到南方、北方也看过。我们就感觉肯定赶不上，就是人家比我们发展得快。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只是在想，我们怎么能搞点工业，结果还是不行。

解说：
    1996年到1998年，如今小岗村著名的葡萄园承包人严德友当选为小岗村党支部书记。回顾当年招商引资的困境，大多数村民和他的看法是一样的。

     严德友2：可能是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再一个资源。你像这个地方，一没有山，二没有水。就这一片黄土地，还是单一的靠天吃饭。所以说导致，再一个它还有个交通不便利，你像离一个县城几十公里，离我们凤阳县城几十公里，同时就是说可能人的思想观念也是一方面的，所以几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也是多方面的。

解说：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实现“工业致富”的路径大多是两条，一个是招商引资，一个是村办集体企业。但是，对于“大包干”标杆小岗村，村办集体企业同样是行不通的，“集体”在这个村庄几乎已经废掉了。

采访：
关友江：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公益事业村里，或者挖个水沟，搞个其它什么，必须要集体来搞的，那你就直接生产队拿钱搞。一人多少钱，还是一户多少钱来建东西，集体就不存在集体这个事了
    严德友2：嗯。村里那时确实是一分钱没有的。为什么呢，小岗村它有一个特殊性，当年“大包干”把集体东西分得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包括村里面连自己办公的地方，比如说涉及到土地，那都是农民的。它这个特殊它就特殊在这个地方，把集体东西分得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   

解说：
　　没有外来投资、没有集体资产，小岗村选择了在时代的洪流中等待富裕的降临，甚至到1997年这个村庄才有了第一批外出打工者。但是，村中的一件小事也让我们明白，小岗村不能集体致富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交通、气候或者自然资源。
采访：
　　严德友：到1997年的时候，县里面给了十万块钱买了一台推土机。推土机就是出去呢，推出去帮助附近的村民挖塘、整地，一年下来过以后，有几万块钱收入。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积累了。紧接着呢，那我们就把有线电视、广播全部就做起来了。
    记者：推土机几年能把成本赚回来？
    严德友2：应该讲三年吧，两到三年时间。
    记者：那也就是说，村里面如果自己集资早买一个推土机，三年收回成本，剩下就是利润了。
    严德友2：村里集资，你这个集资在农村应该讲还是很难做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记者：你想过集资吗？
    严德友2：想倒想过，但想过实现不了   
    记者：就是没办法筹到钱。
　　严德友2：对，

PART3

字幕：1998-2008年 土地流转 千年风雨话沧桑 花鼓声声唱兴旺 龙腾祥云风起舞 天地人和新气象

串场5：
　　最近十年，小岗村发展迅速，外界分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来自富裕的张家港市长江村的无偿援助，而另一个是来了一个省财政厅下派的书记。长江村的特点是给钱不要回报，而新书记的特点是能从省里要来财政拨款。

解说：
    1998年对于严宏昌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在“大包干”之后的六个月他就从生产队长的职位上下来，直到这一年他才重新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上任之后的第一个会议，他向村民表达了“工业致富”的决心。

采访：
    严宏昌：我就跟他们讲，既然今年我上来当村委会主任，我们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要想办法领导群众怎么样来引导群众致富。往年的干部都是拿老百姓的，我这三年我争取不要老百姓的，那时候正赶上上缴、提留，农民负担加重的时候。我必须这几年不能再取老百姓钱，我们既然是干部，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地走那个，做生意、做买卖，我们办不起来厂，我们就像我自己过去的我这经历，我做点小生意，赚点钱，也要把老百姓的上缴和提留的负担挖过来。

解说：
    严宏昌希望用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带领小岗村发展工业。他开始组织人招商引资、跑市场，从冶炼厂、养鸭场、汽车配件厂、柴油机钢盖厂、电梯配件厂到汽车轮胎防爆装置，很多企业都有了眉目，甚至有一个企业已经在小岗租地建设厂房了

采访：
　　严宏昌：当时建厂呢，那也就是社会的一些环境呢，也还有不到位，正在建厂时候，有讲那个，要到地方工地上问人家要税收，最后要税收，我正好正在省里给他们批这个项目，最后搞得人家不太乐意。后来提出来很多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就是，厂房也就是办公室，场地正准备搞，我准备回来给他们弄场地的，但是盖的办公室场地，这个院子已经拉好了，办公室的房，墙盖得够高了，就是没封顶了，当时就放下来了。

解说：
　　十年之后的回忆，严宏昌把这些企业最终的失败归结为地方政策原因。因为有的企业转到其他地区投资，最终成功了。此后，严宏昌的工业梦一直没有再次实现的机会。

采访：
    严宏昌2：我当时也很懊恼得慌。自己也想一心一意，我们讲嘛，我们太幼稚，一心一意地想，最后还想使一把劲，还想把小岗走出去。最后走到这样的成果，结果招商引资，人也招来了，也引来了，这个招商引资又是容易的事吗？上门跑、弄、叫、花费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又没花生产队一分钱，也没花村里一分钱，全是我们自己掏。
    记者：你们是哪些人？
    严宏昌2：就是我自己，我招商就是我自己花钱。就是包括人来招待就是我自己家的。我又没从村里报过钱。也没从哪报过的
　　
解说：
　　和严宏昌不一样，交通不便被更多的村中人视为不能找来投资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几年，小岗村得到了巨大的外援，首先是张家港市长江村为小岗村铺了友谊大道、之后各级政府在小岗“大包干”二十周年纪念前后投资建小学、建水塔，还为每户建了卫生厕所，2001年长江村又投资150万元建起了葡萄园示范区，无偿支援小岗村民种植葡萄。
　　2004年，小岗村迎来了一位他们认可的带头人，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干部，沈浩。
采访：
沈浩：因为我第一天到小岗村，在这之前我也没来过，可能我的初步印象作为一个名村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一直被世人所关注的，对吧。我也有这种感觉

解说：
　　沈浩上任后，首先组织村民参观中国的其他几个“名村”，大邱庄、红旗渠、华西村，然后组织村民讨论，着力于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发展。2006年2月，他召集了全村土地经营动员及征求意见大会，希望用成立的合作社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所有农民土地，再统一返租承包，以此实现农业规模化。但是，这个想法很快流产了。
　　
采访：   
　　沈浩：2005年，对吧，我们要做，其中就有一份报纸，平面报道，就说（小岗村）要走回头路了，比如说我们到南街村去学习了，要像南街那样了，又要发展什么跟过去的经济计划，我们要发展集体经济，他说要发展什么计划经济形式了，要否定“大包干”了，这样的字眼都出来了，我们怎么可能会否定“大包干”呢？

解说：
　　此后，沈浩努力促成一块块的小规模土地流转，为村庄发展做了规划图，也希望小岗村能更多通过发展合作社来带动村民在土地上致富。

　　此外，最让村民称道的是，沈浩为小岗村争取来了很多现实的利益。除了建起15000㎡的文化广场，每户村民只要按照规划建楼还能得到2万元的补助，如今家家户户都在刷墙建房。最重要的是让小岗村终于有了通往县城的公路，如今，二十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凤阳县，以往需要绕路两个多小时。但除了财政帮扶的项目，普通农民仍然感受到集体在农业生产上的缺位。

采访严立和：

你好 能停一下吗？你好
在哪儿收的呢 这个粮食地里面
哪块地是你们家的
我们那地在那边 今天收完了
我这是一年地半年的我种的
什么东西这都是 这都是稻子 水稻
这稻都是长粒子 这米好吃
香 米香
产量好不好
产量好 产量反正都是合到一千多斤
一千一二 一亩地
一千一二能卖多少钱
一千一二现在粮食价钱也可以
9毛钱一斤 一亩地得千把块钱
但是农业这些肥料这些去掉了
农民还能赚点

解说：
    这个农民叫严立和，家里有三十亩地，种了水稻和黑豆，分田到户以后，每年的收成都得看老天的脸色。

水利条件还是差点
你这个稻子 按道理来讲
只要不是那个了 早已那个（长得好）了
都青黄了
这个还可以 靠近塘还可以
就特别我们严岗那一块
严岗那一块太旱了
太旱了 对
水（利条件）太差了
对 我们那边到哪儿都没有沟
水过不来
没有沟 对
塘是哪儿来的呢
本来在集体呢
就是大家挖的
大家挖 现在都分开了
像这个塘是一个队集体搞的
这个塘大 这塘里面还可以
我们就靠这个收两个粮食
因为我那边还有几亩地
一年到头都是颗粒无收

解说：
    严立和说，集体挖水塘的事在“包产到户”以后就很困难了，很多地方的水渠也年久失修，离水塘远的地经营起来就很困难。和住小楼建工厂比起来，他们认为首要的事情还是在庄稼地里。

采访：
主要就是跟农村那个水源搞好
农民干点事情不那么吃力就最好
可对 老农民嘛
块块都能用水
沟沟都能通到田里的
而且每块路都能通上 都能有个路走
我希望这样就可以了

解说：
　　2007年，沈浩作为下派干部，任期已满。又是严宏昌，带领村民再次按下手印，希望留住沈浩，再干三年。这一年，安徽省6000名下派干部中，沈浩成为唯一一个被留任的干部。
　　
　　
串场：
    和南街村、华西村不一样，小岗同为名村，却是一个穷村子。“大包干”之后，这个村子的发展路径和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一样，在探索、在努力，至今离村民所想要的富裕还有一段距离。“大包干”三十年，土地究竟能否让农民致富呢，小岗村开始了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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