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治理国家为什么需要君子呢？因为治理国家在孔子看来无非就三件大事。

“千乘之国”在当时就属于大诸侯国了。这里用“道”而不用“治”，突出的是引领一个国家之意，是从根本上、从战略上来谈。

哪三件大事呢？

其一、政治家（君子）要敬事业，敬事在今天来讲就是敬业；要勤勤恳恳，不要拖拖拉拉，不能有懈怠心理。这是对事。此外，对人而言，要信，任何一句说过的话、作出的承诺，要让下属、让上司都有信心，让周围的人们都能感受到分量。

其二、勤俭而博爱。要节省办公费用。为什么“节用”和“爱人”放在一起呢？因为国家政府费用都来自民脂民膏。若政治家能有民本思想，知道博爱爱人，就自然会自觉“节用”；若能“节用”就是一种“爱人”。

其三、使用民力，征召人民服役，时机要恰当。比如说，人民正处农忙，政府公家事务再缺人手，都得考虑不夺农时。从根本上来说，不要轻易以“公”的名义侵犯“私”的权利。

归根到底，时至今日，任何国家治理，讲到极致，无非如此。

但能如此行的人，一定得有基本的君子之道。所以，政治又转化为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何选拔君子。

中国古代，从汉代始举孝廉，再到唐朝开始科考，正是与儒家这一思想息息相关。

这一思想，在政治治理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可置疑的。今日世界盛行民主制度，无非乃是要求基本保证治理国家的人是君子而非小人，或者即使是不小心出了小人，也得迫使小人行君子之道。企业治理其实也是同样道理，人是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

从这一段话，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孔子的民本政治思想。这在当时世界是很罕见的，因为古代世界各国的政治思想基本上都是以等级观为基础的。

我们今天，仍有很多人说孔子的民本思想，是一种维护奴隶主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外衣。对这一观点，我只想说：孔子是个直性子人，才没那么多奥妙心机呢！脱离了一个人的正常本性去分析一个人，将每个人全部看作利益驱动的经济理性人，是西方近现代各项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这从平均数上来说也许是相当正确的，但若具体到社会中大量的个人，其效力经常是荒唐而彻底可疑的。

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但远非彻底的实践。伏尔泰对此的评价过于曼妙而理想，那是因为他对当时的欧洲有着太多的愤怒与不满。

什么是儒家的民本？我说，若要讲彻底的话，就是今日世界盛行的民主。

这是有证据的。明末三大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为当世大儒，他们实际上代表着对宋明理学，特别是明朝的官版理学的反动，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向本源的回归，是置地有声地相应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甚至更进一步。

中国的历史进程被外部打破了，没有来得及在内部发生政治革命。否则，我以为，我们今天未必一定要拜倒在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脚下。因为顾、王、黄三人的思想均是社稷重于君主，天下非君主之天下，而是人民之天下。

所以，历史相当可叹！俗话说“胜者为王败者寇”，政治上的兴衰经常是一切的指挥棒，非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此；一种深沉的文化其褒贬在其所依托的社会沉沦时，也常常不可避免此种“势利小人”式的白眼。这乃是王国维自沉时的心境，而陈寅恪之悼联的深恨。

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最终乃以中国文化为一生自守，斜眼冷看妄人们以不中不西之学因政治际会大兴毁谤，乃自铭志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今日的政治际会者，主要已非在内之盲目闭门造车挟假马列造老祖宗反；而乃在外，是为西方之强势所倒，言必美国言必西学之不学无术之徒。

吾人不愿热闹场，只欲薪火接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