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曾几何时，立宪派一度牵手革命党人，但“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当时，中国社会的传统开始衰退，而社会与政治却没能快速改革。为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激烈的革命者不满意于这种“温吞吞”的现状，以至于出现激烈的行动，产生恐怖和屠杀。

当时，18岁的毛泽东描绘了心目当中的中国未来——孙中山做总统，康有为做首相……

对于那些为保障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革命立宪最终不是很难逾越的。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也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清廷1908年秋公布了 《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14条，总体而言，它抄袭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 “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是外交部长。

这个当时看起来美好的构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清朝末年，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成为主要的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立宪派则处于两者间，与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不获信赖。立宪派的骨干张謇感慨：“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

立宪派梁启超起初和革命党往来很密。他流亡日本，孙中山曾多次到访，二人大谈革命。

但是孙中山是倒满主义者，梁启超认为勤王的旗号最为合宜。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要不要排满。

革命党当时认为满洲入主中国为亡国，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则坚持满洲人掌权，是与明朝朱家易主，而不是亡国。

与海外两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不同，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常常互通声援。比如湖南立宪派龙璋是革命党领袖黄兴的密友，凡反清革命的，都引为同志，大力资助革命经费，不惜出卖家产，还利用自己的汽船为革命党购运枪械。

“一个国家发展，肯定有不同意见。一个走激烈路线，一个走温和路线。其实革命与君主立宪都是从西方来的东西。革命受法国影响，君主立宪受英国、日本影响，都是想建立一个民主形态的国家而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82岁的学者张朋园告诉媒体。

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对清廷无比失望的立宪派，特别是抱有实业立宪情怀的立宪派，开始倾向于同情革命，甚至推动革命。

比如山西代表、曾任山西总商会副会长的渠本澄宣布，“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因为对于那些为着保护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共和立宪并不是很难逾越的。

武昌起义时，革命党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清廷的统治。革命是在多方推动下进行的，立宪派的力量举足轻重。袁世凯的幕僚张一评论：“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一些原咨议局大员后来干脆直接成为新政府的都督。

辛亥革命后，立宪派牵手革命党人，开始短暂的合作期。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合作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和“革命的蜜月时期”相像，即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这时出来掌握政权的人大多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之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 “合法性危机”。

于是，立宪派也卷进革命，“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开始衰退，而社会与政治都没有得到快速改革。为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激烈的革命者不满意于这种温和与稳健，以至于出现激烈的行动，产生恐怖和屠杀，将掌权者推倒。立宪派中的佼佼者，四川的蒲殿俊和湖北的汤化龙，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执掌革命政府，但又很快被迫下台。

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

到了民国初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孙中山“天下为公”没能实现，康有为“君主立宪”也成泡影。君主没了，立宪也没了。“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与一直坚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毛泽东，都一语道破此中玄机。

时至今日，从君主立宪到革命立宪，君主被打倒了，革命也成功了，可立宪呢？也许是忘记了，或视宪法如玩偶，今天写明张三接班，明天改为李四上台。“大众人民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分子。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那茫然的群众仍是孤苦无依的”。“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最后，仍想用旧文“《走向共和》，唤起那几乎忘却的回忆”结束语作为结束语：有人来信，说最近想仿照《三国演义》的手法写一部北洋军阀史，感慨之余，写下这点东西。或许错误很多，希望得到高明人士的指教。

《走向共和》，唤起那几乎忘却的回忆

对中国人来说，北洋时代是一段混乱而又模糊不清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大都被中国人所漫画化，脸谱化：孙中山“天下为公”、袁世凯窃国大盗、段祺瑞冯国璋无耻卖国、张勋妄图开历史倒车......这些都深深印在中国人的脑海之中，难怪“走”剧中袁世凯的形象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北洋时代是乱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乱世是百姓的不幸，却是史家的幸运。其原因，大抵在于于乱世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更为激烈，英雄虎战，人性的种种善恶美丑表露无遗。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北洋时代，也应当是值得史家大书特书的时代，正如南北朝、五代一样。

尽管北洋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较南北朝、五代为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至今也没有一部完整、系统而又像样的北洋史，因此，北洋的种种人物，也只能以漫画的形象存在于中国人的记忆之中。《走向共和》能不能改变中国人对北洋的印象？难讲！

说北洋，第一个自然是袁世凯。无论是当初国民党还是现在，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对其评价，都是四个字“窃国大盗”。国民党自然是有孙国父的原因在，大陆为何如此评价袁世凯，一时我还不得而知。

清末民间有“西山十戾”的说法，这十戾为：熊（多尔衮）、獾（洪承畴）、鹗（吴三桂）、狼（和珅）、驴（海兰察）、猪（年羹尧）、蟒（曾国藩）、猴（张之洞）、狐（西太后）、蛙（袁世凯）。 与一代天骄多尔衮、雍正朝第一名将年羹尧并列，足以见得袁世凯其人绝不仅仅是“窃国大盗”四个字可以盖棺定论。

十戾以动物状人，其形容多数是由于每个人像貌相近于某一种动物。如曾国藩害皮肤病，顺手一抓就掉下很多有颜色的皮，好像蟒皮一样。张之洞瘦小，形同猴子。袁世凯颈短、腿短、腰粗、走起路来是个外八字，每当天阴下雨时，他都爱张口嘘气，廿岁不到头发和眉毛都变白，这些在形象上都很像蛙。自然，在袁世凯生前无人敢提，死后既然身为窃国大盗，则一个蛙字也太抬举，被北方“革命党”改为了“蛤蟆”，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癞”字，北洋时代自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创下了北洋的大家业始，——提到小站，今日天津小站地区有地名“南下洼”，这一“洼”是不是与袁世凯之“蛙”有关，不得而知。——到国民革命军北伐，东北易帜终，历时30余年，与这一时期的中国所有的内忧外患息息相关。　

平心而论，北洋时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对内政治比较开明的时代。经济上，自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始，收缴民间杂乱的货币，铸造银元，即今日所谓“袁大头”，稳定了市场。鼓励私营经济，促进了民族资本家的发展，创立了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会，这些都是为历史学家公认的经济成就。政治上，虽然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没有完善，加上有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久为人所诟病，但是，北洋人物多为世家子弟出身，为政到也算的上平和——花天酒地多少会磨损人的煞气，——北洋历史上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暴君”，有能无能，都还不失宽厚。为中国引进“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就产生于北洋时代，无怪乎今日大家袁伟时先生称北洋时代为“中国最民主的时代”。也是继春秋战国二千年后，又一个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时代。

乱世多有英雄，北洋也算的上“一时多少豪杰”。以学问而言，杨度与张其锽为一时翘楚，特别是杨度，出经入史，学贯中西，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与康有为、梁启超同一级别的人物。以人品而言，徐世昌字玉人，人称玉面狐狸，独创一个；豪气莫如徐树铮，出兵外蒙，镇压外蒙独立贵族，可惜过于刚烈，镇压过于严酷，引起了外蒙人民的反抗；张作霖面如书生，有“义气如山”的美誉；曹琨人称“儒将”，善画，精书法，且民族大义为先，与西洋人谈判常常拍案而起，刚烈不让后来的陈毅元帅，此外，还有外交名家顾维钧，北洋名士梁士诒......这些人物，生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代，都是时代的精英，民族的较傲，可惜，生于近代衰弱混乱的中国，他们的名字，不是被忘却，就是被丑化了。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自然，北洋也不乏无耻之人，张宗昌的“三不知”故事人人皆知：不知有多少钱、多少兵、多少姨太太，张敬尧名曰“敬尧”，实则杀人如麻，这些民族败类，也是那个混乱时代的特殊产物。冯玉祥虽然今日为“民族英雄”，在当时民间的口碑也非常不好。

史家以等级划分北洋人物，第一人当然是袁世凯。第二级即所谓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而徐世昌、梁士诒、黎元洪则介于袁和北洋三杰之间。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冯玉祥只算是第三级。 

北洋距今日中国，不过数十年而已，然而，其风流人物，已经被中国人淡忘殆尽，一部《走向共和》，才重新唤起中国人那段几乎忘却的回忆。因此，无论如何评价，《走向共和》都是一部难得的好剧。

有人来信，说最近想仿照《三国演义》的手法写一部北洋军阀史，感慨之余，写下这点东西。或许错误很多，希望得到高明人士的指教。

附：捧糊涂读史，试解毛泽东晚年的历史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