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掌管“主流”的“另类”人物

姚文元撰文不仅居高临下，而且姿意妄为中透着心安理得。极具杀伤力和特色的文字，甚至超越毛泽东与张春桥，被视为中国文化“另类遗产”。

其实，姚文元在四人帮里也是“另类”。他在“四人帮”排序最后，也最后一个离开人世。但也似乎唯有他引来人们复杂的感情，他的命运使人联想以暴易暴的报复。因为他被以“文字罪”和“思想罪”送进监狱，一如他早前用“文字”和“思想”对无犯罪行为者罗织罪名。在现实生活中，姚文元谨小慎微，没有主动迫害过哪个老干部和平民。他的受害人虽众，但倘若按“冤有头、债有主”来追究，姚文元完全可证明自己只是体制中的官员，至多“称职”而已。

姚文元没有领袖欲，也没有表演欲，不是无缘无故的。一般人难以想象，像他这样早早入党、进入上海卢湾区党委工作的“幸运儿”，仍时不时受到歧视，一次次被肃反小组约谈，受到严厉追问。因为曾参加共产党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变节过，被视为“叛徒”。姚文元长期住机关宿舍，跟家庭划清界线。当他不得不（因妻子生育）住回家去时，很快就受到组织的警告。其实，姚文元多么爱父亲，因为他的渊源家学和文学梦都是父亲给予的。

姚文元最不能忍受的恐怖，其实是张春桥。张春桥既是发现和提携他的伯乐，也是对他最狠毒的“精神拷问者”。有一次，张春桥在大庭广众间说及国民党的“白蚂蚁政策”，让叛变的共产党人重回组织，像白蚂蚁那样从内部蛀空共产党，这种政策“就是从姚蓬子开始的……”说到这里，张春桥还特意看了在场的姚文元一眼。这眼神犹如地狱的幽光，刺痛了姚文元眼睛和心灵。这样的当众侮辱与恐吓，足以断送人一生的幸福，姚文元永远难忘。但讽剌的是，张春桥本人也是姚蓬子式的“叛徒”，中共特务头子康生临终前对他提出了指控。

毛泽东也在浩如湮海的媒体文字中发现了姚文元，并在各种场合赞扬他。张春桥与毛泽东“慧眼识人”，因心有灵犀而不约而同。姚文元确实不同凡响，而且铁面无情，伤害的多是父亲的熟人与同行，自己不久前也称呼他们“伯伯阿姨”。姚批胡风称他“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骂流沙河是“家有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的少爷，心怀杀父之仇，念念不忘”；他评冯雪峰“顽强地要用一套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文艺运动，顽强地反对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

姚文元侮辱丁玲是“一个残忍、冷酷、以追求性的刺激和玩弄男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女性，带着狂热的色情的眼光和蔑视一切的冷笑，在作品中向每一个读者扫射着，煽动着读者去和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对立，同共产主义道德对立”。他嘲笑巴人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好象一颗老鼠粪，掉到什么锅里都要搞臭一锅汤”。姚评析林风眠画作中引颈高鸣的迎春公鸡“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那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姚文元一口咬定是为了悼念前一年在台湾去世的蒋介石。

姚文元撰文不是一般的居高临下、用意刻毒，而是在洋洋得意、姿意妄为中透出令人齿冷的心安理得。极具杀伤力和特色的文字，甚至超越了毛泽东与张春桥，同行也无法模仿，足可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有资格被算作中国文化的“另类遗产”。

姚文元深谙马基雅维利专制主义学说的神髓，“在讨论国家安全赖以生存的手段时，就不能有任何正义与邪恶、仁慈与残忍、光荣与耻辱的顾虑，以免阻止我们采取行动”。可是，姚文元捍卫的哪里是“国家安全赖以生存的手段”？在中共建政后的和平年代，广大知识分子恰恰毫无反抗能力也毫无反抗之心，姚文元却践踏他们的人格，展开兵不血刃的精神杀戮。

一九七六年，有人给《人民日报》寄来了抗议信，信封上写着“戈培尔总编辑收”，信中痛骂中共当局是万恶的法西斯。当时正是毛泽东下令血洗天安门广场后，全国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际，姚文元本可大肆炒作和追查，但他却选择保持沉默，更叮嘱极少数知情者严格保密。姚文元也有信念分崩离析的时刻，他预感到了命运与正义的力量。摘自《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