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义路诚品书店的咖啡厅里，杨照向我讲述了他对昨夜的民进党在中山北路抗议活动的看法。

“它或许意味着民进党的瓦解，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杨照掩饰不住的失望。在他眼中，昨夜抗议活动的松散组织，与民进党纯熟的社会运动风格迥然不同。“指挥车停在哪里，怎样讲话，何时鼓动情绪，怎样保持队列不乱，这其中都有一丝不苟的安排”，他说，“但昨夜却不这么回事，蔡英文下午就撤离了现场，只剩下一些不重要的指挥者。”正是组织的失力，使得群众的和平示威滑向了暴力的冲突。

出生于一九六三年的杨照，是台湾中生代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个早熟的灵魂，少年时读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就被一种衰老的恐惧抓住——人老了，一切就都变了。二十四岁时，写出了小说《黯魂》。“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面对镜子，凝视着自己六十五岁的脸上隐约的几点淡黑色寿斑时，颜金树突然想起父亲过世那天的种种，因而恍然大悟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说的开头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模仿，探索的却是台湾的悲情。从一九二一年的“台湾议会请愿团”开始，皇民化运动、抗日战争、二二八事件，他祖父那一代台湾人见证历史的暴虐和嘲弄。

写作这篇小说的一九八七年，杨照刚刚服完两年兵役，准备前往美国读书。那也是台湾的转折岁月，蒋经国解除了维持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那是个街头运动的年代”，杨照回忆说，“每周都有各种人群以各种名义上街。”深埋在社会记忆深处的愤怒、压抑，开始释放出来。一个惊心动魄的变革年代开始了。

杨照不后悔他错过了这个年代。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三，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台湾发生着炽热和忙乱的转变。持续了四十年的威权体制瓦解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与价值观的真空出现了，不同的人、群体、组织，既在释放长期的压抑，也在寻找新的空间。此刻的台湾，也开始收获它长达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成功。这个破败、落后、濒临破产的小岛，如今成为了世界上外汇储备第二的地区，股市不断攀升，新竹工业区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重要一环。经济增长、民主转型，西方媒体上，充斥着对“台湾奇迹”的赞扬。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杨照说，“没人觉得国民党会垮得这么快”。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一样，杨照准备大学毕业后，去搞党外运动，坐几年牢，继续奋斗，支持他们的是对“民主”、“自由”的朴素却顽强的信念。他出生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份，在他的成长记忆里，那个威权政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少想到它会消亡。

但他一九九三年回到台湾时，从前不敢设想的一切，似乎正在实现。一九七九年还因美丽岛事件被镇压的党外人士，一九八六年才组建的民进党，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当初那位年轻有为、充满正义感的律师陈水扁，在一年后还将破天荒的当选为台北市的市长。一九九零年春天时，超过五千名青年静坐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向国民党当权者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约”、“召集国事会议”、“订立政经改革时间表”。他们把这次运动命名为“野百合”，这种白色小花在台湾四处生长，生命力旺盛，象征了年轻一代挑战威权政治的不屈决心。

杨照加入了这股洪流。一九九五年，他担任了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事务主任，负责接待来台的外国政客与记者，向他们解释这个党派的主张。他对于民进党的使命充满了期待：“民进党不是个单纯参与选举竞争的一般政党”，他对于拜访者解释说，“而是带有高度民主改革理想的政党，取得权力、任何形式的权力，都为了让台湾变得正常。”在他心目中，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无处不在，社会与民间力量过分弱小，而未来民进党的政府要限制自身的权力，让民间力量生长起来。

十年之后，这种理想开始暗淡。民进党已执政了五年，昔日的“明日之星”陈水扁，已可疑的赢得了第二任总统，而杨照则早已离开了民进党的党部，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评论家。过去十年的台湾，演练了全民投票、政党轮替，但是整个社会却没有变得“正常”起来。相反的，他发现台湾正在陷入一种败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社会气氛中充斥了一种无力感——“大家都觉得被自己不能认同的力量牵着走，无法反抗更无法逆势扭转”。

他也发现，当初寄予无比希望的民主，不再是答案，而是新的挑战了。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各项政治活动，看起来正在撕裂台湾。

阅读他二零零五年出版的《十年后的台湾》中，我感受得到他的幻灭情绪——昔日他们所反对的，如今仍幽灵式的缠绕着，他们期待的进步，没有发生，他们未曾想到的挑战，却蜂拥而来。在二零零六年一期的《新新闻》中，他将幻灭更集中于他曾经效力的民进党上，《民进党失魂自毁三部曲》是他选择的题目。或许这一切变化在早已酝酿在民进党最初的价值观上，它缺乏自身的信念，仅仅定位于“反国民党”。当被反对者倒塌后，它反而迷失了方向；它也没有做好去领导和建设台湾的准备，转而通过挑动族群纷争获取政治筹码；它也尚未经过真正的考验，内部也很容易被轻易到来的权力与金钱所腐蚀……

当他和我在诚品书店里隔桌而坐时，又两年过去了，陈水扁的弊案正像连续剧一样上演着，越来越多的人、金钱、网络被卷入其中，陈水扁的被收押仅仅是时间问题。另他更心痛的是，曾经意气风发的民进党却依旧顽固的和陈水扁的个人命运捆绑在一起。三年前，他说“台湾最大的危机不在于中共武力犯台，而在于快速的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如今中国已成为不争的全球重要角色，对中国大陆的抵制，像是自动选择了边缘化。陈云林访台期间，“围陈呛马”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们，像是掉入了情感的旋涡——他们深感挫折与沮丧，只想反对些什么，却不知道支持些什么。

杨照穿着宽大的白衬衫，四十五岁的脸上依旧书卷气十足，像是个刚刚上完早课的大学讲师。当谈到文学时，他略带失望与嘲讽的语气消失了。比起他以之为业的新闻评论、社会分析，小说写作才能真正触动他的敏感神经，让他获得价值的认同。

也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人一样，文学曾是他探索世界、释放青春躁动的主要方式。当我说起昨夜的中山北路的骚动现场时，他回忆起自己的少年，说起了黄春明的小说。

顺着中山北路再向南走上一段，就是晴光市场，儿时他的家就住在那附近。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九年，他家在这里经营“艺新服装店”。他的母亲手巧而干练，自己设计与剪裁服装。

那时的台北，仍旧像是发黄的旧照片中的场景，社会在酝酿躁动，却仍显得悠闲、宁静。越南战争将很多美国士兵带到这里，他们要寻求欢乐和安慰。色情业生长起来，酒吧里年轻女人们浓妆艳抹，想要买时髦的衣服。

“服装店很有名，”杨照俏皮的回忆说，“她们一定会记得，衣服很时髦，老板娘很凶，从不杀价。”你可以想象，那些成熟而妖艳的女人们，给这个少年留下怎样的印记。当他读到黄春明的小说《小寡妇》时，一阵惊讶和熟悉——“不就是来服装店的那些姑娘吗？”

当天夜晚，我去了晴光市场附近的双城街，那个昔日美军流连的酒吧区。时代的气氛早已转变，二百米长的窄街上，拥挤了一家又一家酒吧。但显然，主人与顾客都不是四十年前的了。霓红灯管依旧打出了这样的店名“曼哈顿”、“白宫”，像是对历史的一丝戏仿。街头一些裸露着大腿和双臂的姑娘，她们不再用吃力的学英文，叫自己是Amy, Betty 和Catherine了。我进了一家名叫Sugar的酒吧，喝一瓶台湾啤酒，看着吧台上那个丰满的姑娘，动情的扭动腰肢。

 除去被遗弃的气息，我还闻到了烤香肠的味道。一个摊位上，香肠正在铁板上滋滋作响，旁边还摆放了一碗大蒜头，烤香肠配大蒜，据说是绝佳的美味，还有一副骰子。卖香肠的老人，看起来要有七十岁了，头发稀疏，穿一件白色汗衫，眼神倒是很亮。香肠并不好买，付了五十元，你要掷骰子，和老人家比大小。赢了，你才拿走三根香肠，输了，就算白付钱。

那个老台北似乎突然浮现在眼前。从大陆迁来的不同省份的人群，说着各处的乡音，日据时代留下的遗产，还有从美国舶来的披头士、口香糖、咖啡香，就这样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努力探索自己的命运。当代台湾的故事，是从那时开始的，所有今天的希望与困境，都蕴涵其中……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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