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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五十、 答李约瑟问:为何近代中国没有产生科学

发表于 2008-12-05 12:23:19 类别: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知道中国人是怎样思维的,怎么思考世界的。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A、 伦理逻辑(儒学的悠久传统)

B、 信仰历史(史学的耳濡目染)

C、 官本位(上千年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读书与做官)

D、实用主义(理智与情感的博弈)

 

A、  伦理逻辑

 

伦理逻辑来自儒学的悠久传统,那种伦理判断句以箴言(而不是定理)的形式得到了传承。不能刨根究底,不然就露馅儿了。只能依之而行,或者提供注解。于是《论语》成了不可质问的经典,是一切新思想的不尽源泉。不可说的仁与道,不可能成为科学逻辑的原点。

 

B、信仰历史

 

对历史的推崇与信仰体现了中国人对自己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的高度自豪,能否名垂青史(包括国史、地方志、家史、亲人记忆)一直是国人精神的最终支柱。在这些历史记述中,对科学家的记载屈指可数(除去专著),而其中关于失败者(如火箭第一人:万户)的更是寥若晨星。为啥呢?两个原因。一是史学与政治紧密关联,史家也是政府官员,自然更关注政治变迁,而对科学不怎么感兴趣——道术【即科学研究】非一家。

中国史学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对胜利者的叙述总是如此殷勤,对于失败者的记载总是惜墨如金。政治与科学的成败机制是非常不同的。在政治上,成败是分明的,成功者不会去继承失败者的什么,只会把后者一脚踹进历史的垃圾堆。而失败者也不奢望成功者怎样,认赌服输而已。而在科学上,失败是成功之母,也许是许多个失败者(而不是成功者的失败)造就了最后的成功者的成功。因而,失败者及其失败也极其重要,一样被纳入科学史的名人堂。

由此,科学就不能像青史留名那样激励着中国人的热血,科学家(也包括失败的科学家)也就难以作为楷模、圣人(先不论医药学)、英雄而受到后世的效法与膜拜。

 

C、  官本位

 

两千多年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从来没变过。虽然其中也有帝权与相权之争,但只要看看有多少昏庸皇帝可以因孟子之言【民重而君轻】而被废,就可知帝权对于相权的优势。再说了,这相难道不是皇帝任命的么,难道是朝臣们选举出来的吗。

在古代,读书是为了做官,为了做人上人,而不是为了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末技,是被领导、被管理的一项活动。如今的大学依旧不能由教授自治,还是掌握在一群政工干部手里。当个系主任就屁颠儿屁颠儿的,退而求其次也得做个项目带头人能管经费且被别人称作老板。

而在那些有志于经济天下的士大夫看来,只有做官(而不是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才能拯救芸芸众生、报效江山社稷。这也是一种官本位的思路,只是与为谋私利而做官在目的上不同罢了。而在达济天下的同时,也得到了殷实俸禄与光宗耀祖的荣耀,何乐而不为呢。

 

D、  实用主义

 

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是理智与情感不断博弈后凝结而成的人生智慧,也称“中国智慧”或“智慧的结晶”。按说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但在中国式的实用主义里却达成了空前的和谐,如: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男女授受不亲——理也,嫂溺而叔救——权也。那些能玩转这中国智慧的实用主义的,都成了大官、富翁。而有些大官玩不转这个,也就不得好死,如商鞅。

很多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竞赛,为的就是高考加分,而不是出于培养或顺应孩子的兴趣。很多人有志于自然科学,是因为这样可以躲避文科专业不可避免的政治压制。很多人报考研究生是为了能留在大城市,很多人出国是为了赢得奖学金和寻找出路。

由此可看出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能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比如,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人们为求自保而选择与运动的组织者合作,或顺从于专制的淫威;女孩为了买得起房子和高档服装而卖淫;小时候写过各种申请入队入团入党书和检查;为了办事【改动户口、调动工作、儿子入托、女儿入学】而给官员、公务员送礼。而那些没有这么做的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或杀身成仁,像遇罗克和张志新。

还一种实用主义是为了能有所成就。因为中国这个社会环境,到处是潜规则、陋规、后门儿、歪门邪道、小胡同、死胡同、陷阱。为了改造社会,必先适应社会——这么说好像有些虚伪吧,但就是如此。那些从旧社会出来而要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人,如果不能在旧社会自保并周旋之,何以能有创造新社会的机遇与资源呢,例如孙中山、早期的毛泽东。而那些没有能很好地适应政治环境就急于求成的改革者往往会失败,如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光绪皇帝。

这样的实用主义对于科学来说,其实没啥价值。科学家有时候是挺傻的,而这在中国式的实用主义看来是可以嗤之以鼻的,也是不被美女待见的。进而,“中国智慧”的很多内容对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来说是没有互补意义的,也就是没用的,如“权”的智慧。科学虽算不上完全的理想主义,却拒斥实用主义。

 

于是,从ABCD四个方面来对照科学的产生基础,都会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但这样的沮丧于今天来说,也没啥。因为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而在近代中国,没得产生或完善的东东多了去了。不光是科学,还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人权观念、启蒙哲学、工业革命、议会制、自由贸易模式、海外贸易、航海事业、铁人三项……所以,也没啥遗憾的。要真想遗憾,就遗憾遗憾为啥至今还这样吧。

那么,难道中医不是科学之一种么,难道不是在古代及近代中国发展得挺爽吗。我觉得吧,这个中医学恰恰是适应了ABCD才会有如此的形势。中医学讲究的五行阴阳学说和对《黄帝内经》的崇拜与儒学的思想行为是那么的平行一致。中医学对古方、秘方的追求和中国人的历史观也很神似。而中医对人体各种器官主司什么生理功能的描述(例:心是思之官)与政治上的官体系正相对应,可惜的是官体系之六部还无法通过五行说与五脏对应上,难道是六腑么。中医学的实用主义从神农尝百草就开始了,医学实践的手段之一就是症状的统计学分析。

于是再回过头去看待那些在近代中国没有产生的东东,就会觉得痒痒的,不如把它们打成一个历史包。也不知该叫什么好,姑且就叫它“中国遗憾”吧。而一旦有了这个“中国遗憾”包,你就会发现,原来科学的产生所依赖的绝非仅仅就是科学自己,而是“中国遗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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