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陈序经著：《东西文化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在第95页中，陈先生指出体用本身的意义人言言殊，有人以为体是能力，用是动作，更有人以为体是机体，用是功用。笔者在本文中取“机体功用”说。

另，胡智锋教授和彭吉象教授在评阅我论文时，都指出中国传统体用说有其相对一致的理解，“体”指本体，“用”指现象。导师钟大年教授亦以为然，同时指出笔者在作出自己的理解时应该首先加强对体用说的梳理，然后再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不能自顾自说话，不管他人如何理解。

谨尊师命，笔者不敏，对此概言如下：传统体用说，“体”为本体、内涵，“用”指现象、表征。远的不说，明代王阳明之“心体物用”即是此意。晚清民国严复先生曾概括西方政治特色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笔者即依此理解。彭吉象教授在论文答辩会上，指出我的核心命题应该表述为“表达自由为体，媒介融合为用”更妥，也应是奠基于这种理解。

但笔者则以陈序经先生之书为基础，径取“机体功用”说为我所用，所谓“六经注我”是也。严复先生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引古人裘可桴之言：“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以驳当时之中体西用说。可见古人对体用说也早有“机体功用”的理解法。宪政学者之“宪政为体，自由为用”与笔者的“媒介融合为体，表达自由为用”观即奠基于此。观点无对错，理解有异同，以体用说来阐述媒介融合与表达自由的关系，笔者与诸位老师只是站在不同的理解立场上发言而已。再次对诸位老师的提醒深表感谢！

[2]笔者在论文写毕之后，沉淀期间，从何爱国的《新体用论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一文中读到下列文字：在社会学上，“体”是社会有机体、一体化的意思。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看来，社会是一种结构性的有机体。这里“体”就是一种结构，一种内在的有机互动的结构。杜维明借用社会学“结构――功能”的提法，用“认同(identity)”和“适应”(adaptation)这组观念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论。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明体”就是要建立认同的结构。“体”即认同的结构（参见《杜维明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81页）。可见笔者的理解、推论与杜维明先生的观点有巧合之处，可证以东方体用说对照西方结构功能主义不无可取。

2、结语中

   笔者秉着和梁漱溟先生一样的信念，愿意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而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日益推进，中国公民素养的普遍提高，融合趋势下的媒介工具和平台日益能为公民所自由享用，则表达自由这一理想的实现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有连岳那样一贯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1]而本文就相当于这一漫长前进路途中的一块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