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
“杨师群事件”引发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课堂里有没有政治的位置，亦即一个教师在授课时是否可以旁及政治。比如《中国青年报》上有海外学人对杨师群的批评，理由是“学术自由不是向学生灌输政治观点”。持此观点的，网上亦不乏其人。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上个世纪的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给年轻的大学生作过两次讲演（“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简称“学术与政治”）。其中第一个讲演就专门涉及学术与政治，他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不乏启示。
在表象上，那位海外学人的看法和韦伯颇接近，因为韦伯的态度很明确：“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个教师不应该用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倾向塑造学生。韦伯认为，学术的游戏规则是但涉事实，无涉价值。因此，一个教师在课堂上对讲授对象所能做的，就是确定事实，确定其逻辑关系或数学关系，至于个人对它的倾向、态度，则尽可能抱持价值中立。那么，什么叫事实与价值？如果事实是一个有关对象的“是”的问题，价值则关乎“应当”。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你有你认为的“应当”，他有他认为的“应当”。只要不彼此强制或伤害，各种应当在认知上都可以共存，这既是自由，也是宽容。因此，一个教师把对象是什么给学生分析清楚就行了，让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他们各自的“应当”，而不必把自己的“应当”统一灌输给学生。
韦伯甚至以民主为例。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民主，他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他不妨举出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各自不同的运行方式，指出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民主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后果。最后，他还可以把民主和不民主的制度进行比较，事实层面上的比较。这样他的课就可以结束了，至于对民主的意见，那是学生自己的事。
我很心仪这种引而不发式的自由主义教学，至少它不是简单的政治灌输。但对韦伯的理解并不能到此为止，至少有两点需要进一步阐释。第一，韦伯反对把政治搬进课堂，主要指的是“党派政治”。一战期间，慕尼黑大学学生分为反战和主战两派，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包围讲台，大声喧哗，反对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教师。韦伯对此感到痛惜，他之反对政治进课堂正因这些学生而发。转对教师，韦伯的态度同样如此：“就教师而言，党派政治同样不属于课堂”。一个正直的教师，其职责是教会学生认清事实，哪怕这是“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那么，什么叫党派政治，以上那位海外学人有个现身说法，他说他在美国上课，自己分明支持民主党，却不敢说共和党不好，怕学生告他“利用课堂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在课堂上为其拉票，这就是党派政治。反对党派政治进课堂，这才是韦伯课堂上没有政治位置的本意，毕竟党派政治无以避免其政治倾向。比如这位海外学人，如果在课堂上谈民主并无不妥，学生也不会说他灌输；但他支持民主党肯定不行，至少这对那些倾向共和党的学生就不公平。
第二，如果党派政治应该驱逐课堂，让它转移到广场；那么，课堂是否就一定与政治绝缘？非也，政治本身就是学术对象之一，课堂上既可以专门谈，也可以旁及。事实上，以上韦伯举例时，自己就把民主搬进了课堂。不过，民主进课堂，在美国大学几无意义，因为民主在美国立国之始就已经制度化了，谈论已为多余。相反，在一个前民主社会，一个教师因为需要，在课堂上言及民主，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应当视为权利。此刻，他甚至不需要韦伯式的价值无涉，因为韦伯讲演的语境是一个民主化了的社会。民主社会的政治是党派政治或政党政治，这是一种利益政治，对此，教师在课堂上当然需要保持价值中立。前民主社会不然，民主还是一个目标，相对于独裁和专制而言，它还是一个具有制度普世性的目标。因此，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谈民主，当然可以不惮于表明其观点或倾向，并以此引领学生，因为这是在传播普世价值。
就第二言，需要补充的是。一个教师在课堂上谈政治，不应当把它同化于政治牢骚，它应该是理念形态和分析形态的。又，教师的任何观点，包括民主，都可以而且应该接受学生的质疑。课堂不是权力的场所，而是平等的空间；正如同师生关系，不是领袖和门徒的关系，而是可以切磋的对手。
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去年3月全国“两会”前夕，在我刊发表专栏文章《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一文，在贴上他的博客后反响强烈，创造了24小时点击率超过20万、评论近5千条的记录。前几天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在病床上谈国学，直言“汉字简化与拼音化是歧途”，被人转述发在博客上三天，也有接近30万的读者关注。加上政协委员提案、其他平面媒体的关注，保守估计一年来应该有近千万人在直接关注繁简汉字存废问题。纵观专家和网友观点，赞成、反对或起哄者皆有之，一时让人莫衷一是。在我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让繁、简汉字和谐并存，接受实践的检验为好。
简述理由如下：
一、繁、简汉字都是中华文化发育的成果和传承发展的本体，只能相得益彰，不应有所偏废。
中华文明五千年演进至今未曾终缀，依然繁荣，富有活力，汉字不但功居第一，实际也是主要体现者。有人偏爱繁体字，可能基于传统浸淫的考量和文化传承的愿望，弘扬光大的意味更强烈一些；有人喜欢简体字，也许是屈从现有文字政策、限于自身文字能力等因素，考虑相对易于书写、使用等方面的想法多一些。两种观点都有深厚基础，也都具合理性。
自秦灭六国“车同轨，书同文”算起，繁体字通行约2000年，其积淀非“丰厚”二字可以简单概括；1950年代以降，简体字推广也已半个世纪以上，迄今约三代人从中受益，其普及程度也不能用“粗鄙”二字简单形容。与其陷入存废之争，不如探讨共存之道。繁、简汉字只有共存，才能共同发展，进而提升文化的和谐，实现文明的复兴。
尤其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与其胶着于短时间内不可能有结果也可能永远没有结论的或繁兴或简亡，远不如倡导繁简促进，以期相得益彰吧？我相信争论双方谁也不会反对这一点。
二、现行文字政策禁止使用繁体字，力促简体字，值得检讨。
我们当前的文字政策，执行有年，出发点与其说是推广简化字，不如说实质上是在消灭繁体字。最高文字主管机构国家语委（教育部语言文字司）一直动用行政力量确保简体字的推行，并且以“纯净语言环境、规范汉字使用”的名义，不惜发动男女老幼开展“打麻雀运动”，制止使用繁体字，成效似乎卓著，至少城市街道上的店招店名已经简化了。但从每年都要轰赶几次“麻雀”的行为来看，繁体字似乎有点“野火烧不尽”的顽固。同时，驱赶走了“麻雀”，引来的可能是“乌鸦”，外文的趁机入侵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其中以英文、韩文和日文店招店名的大量出现为标志，大有“乌占雀巢”的味道，表明语言环境的“纯净”不再，“规范”失衡，这恐怕是官员和部分学者们所始料未及的。仅举一例：近来关于央视台标是否也需要“依法规范”的问题，成为网络话题新热点，就很值得有关方面检讨。我估计这会成为一个“典型案例”，检验社会大众和有关主政者的文字态度。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在我看来，最百姓化的经验总结，就是八个字：“不破不立，有破有立”。我们的根本大法，都已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次修改，我们执政党的“章程”，也已与时俱进地修改了几次，数百部法律，每隔几年也要不断修订、完善，唯独语言文字方面的法规，真的已经“止于至善”，不需要调整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三、大陆与港台对内、对外教学中实行“一文两字”的实践证明，繁、简汉字共存共用是可行的。
大陆推行简化字半个多世纪，确实在扫除文盲、简便书写等方面收到实效，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作用甚大，这点不容否认。港、台地区一直使用繁体字，诸方面的发展也很繁荣，传统文化传承的效果至少在感情上让人更加熟悉而温馨，这点也让人认同。这已经可以证明无论是繁体字还是简汉字，都是汉字的有机整体，无论用繁用简，也都在传承中华文明。
最具说服力的是大陆和台湾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直使用繁体字和简体字两套系统，几十年来并行不悖，对于传播中华文化成效甚丰。尽管在推广和操作层面存在困扰，但也都获得了其他国家和文明圈子的广泛认同。例如无论是用繁体字还是简体字讲说“孔子”，估计孔老夫子的思想、智慧变化不大，人家都还是愿意接受的。至于将来是否可以“同文同字”，解决操作层面的问题，还是假以时日吧，留给实践检验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四、周边国家“文字操作”的事实，也从正反两面证明繁简字可以而且应该共存。
季羡林老先生无疑是当今亚洲文字的权威。他老人家说“越南文字拼音化之后，头戴帽子，脚穿鞋子，很滑稽。” 我相信这是权威专家的学术观点，不涉及其他层面的问题。但这对我们是否坚持“废繁推简”乃至于拼音化是否继续实施，不无借鉴意义。再有就是韩国，废除繁体汉字已经近百年，从历史传统和文字学的层面看，尤其是相对于他们曾经使用繁体汉字的悠久历史而言，他们推行的那套文字好像也可以视作另外一套属于他们民族自己的“简化字”。据媒体日前报道，韩国历届在世的前总理们，共同呼吁恢复汉字教学。具体是使用繁体汉字还是简体汉字，目前尚未明了，但无论哪种汉字，肯定会与他们民族的“简化字”共存，这是一定的。至于日本，创造并推行“片假名”的历史更长，相对于繁体汉字而言，“简化”得好像更为彻底，但还是不得不从繁体汉字中“借用”一部分，以繁之长补简之短，应对文化传承和现实使用的需要，至于从文字发生学原理上是否可以认定他们已经“化为己有”，有待学术探讨，但至少说明“繁简”共存也是可行的。人家不是一样凭借这种文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吗？
最后说明一点：虽然本人范院校中文专业毕业，曾站讲台10年，写公文4年，干编辑前后也快10了，但绝对不是文字专家，而且至今能识能读不能写繁体字，识读写作只能使用简体字，因此表达的只是个人的一点切身感受，算不上一家之言，只是参与探讨而已。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还是让繁简汉字和谐共存，以接受社会和文化发展实践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