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

分析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策，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历史分析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所谓历史分析法，是指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案例的分析和总结，提出通则式的结论，为类似的国际事件做出解释，或找出应对策略。例如，韩玉贵教授最近出版的《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一书，就在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找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稳定双边关系，“寻求更大程度的合作”。

共同利益原则是稳定和发展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国际关系史上，美苏之间“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战略，就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髓。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由于在利益上存在尖锐的对抗，很容易爆战争。双方为了避免发生毁灭性的战争，维护双边关系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几乎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针对对方的核威慑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通过“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打击能力，胁迫对方放弃主动滋扰或进攻对方的企图，以避免出现同归于尽的局面。

“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能够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双方存在一个重要的“共同利益”底线，任何一方一旦突破这个底线，就会遭受不可承受的损失。二是威慑手段要具有实际的“可信性”，不可信的威胁或承诺容易受到对方的轻视而失去作用。

“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第一个条件是具备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战略中，美苏存在一个共同利益的底线：双方至少都希望避免同归于尽的后果出现。守住这个共同利益底线，是双方理性决策的最低要求，是绝对不能突破的，否则谁也承受不起。这就使得在威慑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双方很容易达成不主动进攻对方的共识。

“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第二个条件，即威慑手段要具有实际的“可信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太容易做到。根据托马斯·谢林的论述，要使威慑条件成立，需要确保威慑手段“合理可信”，即一方在遭受对方军事进攻的时候，另一方选择的“特定方式的核报复”是理性的和可行的，否则，核威慑战略就会流于空谈。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制订了针对苏联和其他敌对国家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希望通过加强美国的战略核力量，能够做到对敌对国家的任何目标，实施不加选择的大规模核打击和报复。但是，在美苏“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条件下，这一战略缺乏可信性。因为，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核打击或核报复都会马上招致对方的核报复，使双方同归于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国家决策者是理性的，用核报复回击对方挑衅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除非“疯”了。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没有起到对苏联的实际威慑作用，后来不得不被更具可信性的“灵活反应战略”所取代。

在经过反复的权衡和考量后，美国初步解决了其核威慑战略的可信性问题。此后，美苏之间确保不同归于尽的共同利益底线，保证了冷战期间美苏没有发生直接的剧烈冲突，维持了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冷战结束以后，苏联消失，美苏之间的核威慑战略也不复存在。但是，这一战略的基本精神，即通过对抗双方共同利益底线的把握和可信报复手段的培育，维护双边关系和国际体系的稳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洲地区转移，对中国的关注和遏制有所加强。在这种局势下，如何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确保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不受外部因素的严重干扰，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对此，《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一书重申了一个重要原则，即“共同利益原则”：找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显然，这一提议，与冷战期间美苏通过威慑战略实现双边关系稳定的做法，具有某种相似之处。

从目前来看，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另一类是中美之间的发展利益。

根本利益是指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底线，是中美双方都必须严格维护、不可轻易打破的。从目前情况来看，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底线，恐怕就是中美之间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为了维护住这个底线，美国和中国都必须照顾对方的关切和利益考虑，不触及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尽量减少摩擦，小心翼翼的避免彼此的矛盾升级和激化。

中美之间的发展利益，是指两国在维护住利益底线的基础上，为了彼此的发展和繁荣而需要考虑和维护的国家利益。从目前来看，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密切，美国需要中国的产品和市场，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资金。这种相互依赖尽管不完全对称，但是，彼此之间各取所需，共同发展和繁荣，对两国都有利。反之，如果人为的中美之间的分歧，制造摩擦，对两国的正常交往和合作非常不利，结果只能是双输。

所以，充分认识和把握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把握彼此的共同利益底线，并在一方企图危害这一利益时，立即给予坚决的纠正和足够的警示，是目前稳定中美关系大局、促进中美互利合作的关键环节。

具体而言，这一环节可以通过两个步骤实现。

第一步，确定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底线及其可信的纠正和惩罚措施。中美之间的利益底线，首先应该是双方不能发生直接的战争。中方应该明白无误的告诉美国，自己一旦受到美国的军事挑衅或攻击，将会毫不犹豫的利用可靠的反击手段和坚决的反击意志纠正和惩罚对方。而中美的军事冲突绝非双方的共同利益或任何一方的利益所在，任何理性的决策都要避免彼此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可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这一政策宣示可信呢？方法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过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使美国准确无误的认识中国的立场和决心，二是继续强化战略反击能力，使美国相信中国的反击手段充分可靠，三是制定周密可行的战略反击计划，确定合理的打击目标，使美国相信，一旦中国遭受攻击，能够立即实施可实际操作的致命反击。如果能够成功的做到这三点，中美之间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利益底线就可以基本守住。

只要中美之间能够确保无法发生军事冲突，就会逐渐在中美之间催生出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美之间可以不断挖掘和培育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共同利益。这就过渡到了稳定中美关系大局、促进中美互利合作顺利实现的第二个步骤。

第二步，确定中美之间存在的共同发展利益，向美国表明中国希望与其发展这些利益的立场和决心。同时，明确表明中方对美方在这些共同利益领域的不合作将会给予坚决的报复性不合作，而且这种报复会外溢到其它领域。可靠评估双方合作发展这些共同利益所能取得的重大收益，以及双方不合作将会导致的利益损失，包括美方在一个问题上的不合作将会导致的中方必然在其他领域的报复性不合作所产生的关联损失，并把这些收益和损失明确传递给美方，会强化美方要求合作的理性驱动力，加强和深化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

随着中美之间合作关系的深化和强化，中美关系就可以保持稳定，中国的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就不会受到美国因素的严重干扰。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充满了变数，各种利益和矛盾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非常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不断深入观察和分析，找出中美之间不同层次上的共同利益，并确定一旦对方危害这一共同利益时我们所能实施的可信报复手段，然后，通过深入的双边磋商，把这些共同利益和报复手段转化为彼此的默契和共识，就会有效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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