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要以实物为锚》发表后，懂经济的朋友说比我以前的解释远为清楚了，明白，好。还有不少读者不明白。不要想得太深：试找一篮子不同的水果，每个写上价格及重量，然后拿起我的文章逐点读下去，每步以那篮子水果对照。

有四点这里要澄清或补充的。一、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彷佛昔日的金或银本位制，但有两点重要的不同。甲、昔日的本位制是以金或银作货币，出口流失或供应不足很麻烦。我建议的是用金或银之价作为基标（bench mark），市民可按基标在市场买卖成交，但金或银的本身不是货币。乙、单用金或银，可能的市价大幅波动很麻烦。用一篮子物品，篮子内的不同物品的相对价格自由浮动，但整篮子的总价（指数）不变，不会受到个别物价波动的影响。

二、物品可从期货或批发市场选择，二者之间批发市场（如果有足够物品的话）较为优胜。这是因为期货之价，虽然一般比较精确，有时容易出术。多年前巴西的咖啡豆就因为有人放假消息而搞出丑闻。我建议的篮子，物品的质量要精确，但只要央行言而有信，物价的精确性不是那么重要。

三、固定了篮子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后，人民币对所有外币的汇率皆自由浮动。如果某重要外币的汇率变动太大，人民币调整指数的应对可能引起「货币战争」之见。但如果国内的所有价格自由浮动（包括工资），这些价格的浮动足以应对汇率的大波动，不需要调整那篮子的物价指数。所以在原则上，这篮子的指数调整只宜用于调控通胀或通缩。要注意，好些时，外币汇率的大波动是需要的，央行不要管。汇率变动的一个功能，是为国际竞争提供一个均衡点。

四、像今天那样国际金融大乱，或历来把经济学者弄得频频出弹弓手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以一篮子物品为货币之锚会把这些烦扰平静一下，其它有关金融的问题会远为容易处理。

转谈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立场早就明确。再谈，因为资料愈来愈不对头。读到的报道，产出工资成本因为此法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比八个月前我估计的高出约十个百分点。违法的不说也罢。广东今年上半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约百分之一百六十（某区升百分之二百五十）。听说一个法庭的书记员累得哭了出来。空置的厂房激增不论，整国看，厂房的月租每平米约下降了五元——看来还要下降的。感谢一位周姓女士。她替我找了几天国家的总厂房面积，资料差一小点，不能用，但天文数字的损失可以肯定。如果再算进机械设备、人才流失、吵架费用，等等，以五厘年息率折现，我不知怎样说才对。

我与中国的贫困农民结了不解缘。抗战时在广西一个今天遍寻不获的村落住了一年，约八岁，没有吃过一粒饭，不穿鞋子，单衣试水，背着比我小四岁的妹妹，在荒山野岭找到什么或可吃的就塞进她口中。村内的农民比我们一家七口还要穷，整生只在结婚与孩子满月时有机会吃饭。当时农民告诉我，抗战之前他们也是没有饭吃的。早一年，一位在桂林的医生说妹妹营养不足，不能活下去。今天该医生应该死了，妹妹还活着。

日间拾薪，晚上替一位也是逃难的教古文的老师生火，在火光中他拿出几本厚厚的书朗诵。我不知何解，但过耳不忘，今天还背得出的古文与诗词数以百计。父亲当时在香港，母亲带着六个孩子，无力供养，让我背着妹妹到处觅食，过程中我对农作有深入的体会，二十多年后写论文《佃农理论》，对农业资料的处理自成一家，验证该理论的第八章，把老师艾智仁与芝大的两位庄逊吓了一跳。因为这一章，我被邀请在芝大教过一个学期农业经济。高斯后来说那是不可能被超越的实证研究。

今天老了，回顾平生，我是个没有从小认识的朋友的人。当年认识的小朋友都饿死了。今天高举以新劳动法协助穷人的众君子真的见过穷人吗？他们见过小朋友在面前饿死吗？驱之不去的回忆，是七岁在柳州中正中学附小时，一个变黄变肿的小女同学问：「我快要死吗？」年小无知，我答：「他们都说变黄变肿是要死的。」她再问：「我做错了什么呢？」答不出，我哭了出来。

当年的小朋友不少比我聪明。后来自己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知道机会难逢，拼搏，考第一如囊中物，十年后就成为正教授了。但我想：我可以，有机会中国的青年不少也可以吧。这样的背景，是我后来极力为中国的穷家子弟争取自力更生的机会的原因。

这些年我反复推断，考虑到神州面对的局限与各种复杂问题，得到如下结论：经济发展要顾及的焦点，是穷人，尤其是穷家子弟。补贴不宜，因为长贫难顾，余下来就是要设法放开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了。这类推断我的准绳度早就前不见古人，而衷心说实话，这方面北京做得好。是不容易的工程，但做得好。我的投诉，主要是教育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好些是快不来的。想不到，新劳动法的引进，把那穷人发展的大好形势打折了。不是想不到此法会有如此这般的效应，而是想不到北京会推出此法。

北京的朋友老是不接受，在中国面对的资源与人口的局限下，老少不论，工作年龄的农作人口不应该超过百分之十，而百分之十五是强可接受的上限了。农地太少，某些农产品是要进口的。这里的要点，是农作人口大幅下降，不会大减农作的总产出。理由可不是因为有什么隐蔽性失业，而是在中国传统的农家作业制度下，每年只有两三个月是繁忙期。几年来这农家作业的传统结构有了很大的转变。大约二○○○年吧，职业农工的运作开始，不久后盛行。把牛宰了，引进小机械，耕、种、收成以每亩算价，而出外工作的，尤其是从事建筑行业，在农忙时间回乡帮一下。市场也因而协助农民选择各种轮植图案，让职业农工不停地工作。（中国传统的轮植知识无敌天下，四十年前我在《佃农理论》中解释得清楚。）这些资料我跟得紧，不是政府数据，而是在实地找了好几个查询站。我因而知道农民的收入，从二○○○到二○○七，每年增长达百分之二十。继续下去，加上农产品之价再升，大约十年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看齐——平均不会看齐，但农家的平均与城市的中层会。

新劳动法的祸害是容易解释的。工业成本上升，租值近于零的接单工厂纷纷倒闭，回乡耕田潮急升，等等，大家都知道。这里我要读者考虑最低工资的推论。一个工人的工业产出贡献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工厂不会雇用。怎么办？不回乡，在城市行乞，或盗窃，或望政府救济，对社会的贡献皆负值。这位无业仁兄可以转到街头卖小食。环保不论，卖小食对社会有贡献，而因为风险较高，收入可以高于最低工资。但有两个问题。其一，工厂可以作为学校看，工作勤奋，学得多，前景远比卖小食好。其二，工业可以容纳很多人，卖小食或作小生意，竞争者增加就要一起亏蚀了。

我很明白北京的处境：新劳动合同法是成文法，不容易挥之使去。不挥之，地方政府像今天那样忙顾左右，工人吵起来却不能不依法办事。工业的投资者见新劳动法的阴影还在，多半不敢下注。目前，北京当局对农民的补贴相当慷慨：回乡潮急升，安抚一下无可厚非，但这显然不是长远的善策。

是的，如果新劳动法坚持下去，不管地区政府怎样打松章，中国的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一定会出现！我想了很久，也跟一位懂法律的研讨过，总是想不出有什么变通之道，能把新劳动法的不良效应化为零。

成文法是可以取缔的。新劳动法别无选择，取缔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