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高雄的列车上，我断断续续地读着黄春明的文集。那篇《小寡妇》没有期待的那么好看，姑娘们的名字太过眼花缭乱了，她们的声音太叽叽喳喳了。另一篇《看海的日子》，更有一股低沉、绵延的力量，妓女梅姐的希望与苦痛一样透明。

出生于一九三五年的黄春明，是台湾或许第一个将本土的小人物塑造成经典文学形象的作家。在回忆里，他说自己是个充满反叛性格的人。

少年时，他是个打架能手，这不是对暴力的迷恋，而是对不公的义愤。文学是他释放这种强烈情感的另一种方法，心灵最敏感时，他偷偷的阅读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和苏俄小说，这是当年的禁书，足以招致牢狱之灾。革命现实主义的题材，启发了他将妓女、矿工、渔民、小职员这些经常被忽略的市井小人物为小说主人公。

《小寡妇》中的妓女的遭遇，是黄春明对于那令人窒息的美国影响的反抗。在一九五零至于七零年代，美国是台湾的保护者、援助者，它是强大与繁荣的象征。在对它不假思索的崇拜与迷恋中，很多台湾青年甚至忘记对自身命运的探索，也忽略了两者关系中的不公与屈辱。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恐怕难以忘怀那位黄老板的快活口气：“现在喏，机会来了。要赚，赚美国仔才快。”

书一页一页的翻过，高速列车几近无声的从北向南。高挑、温婉的高铁小姐推着饮料车穿过走廊，嗲声嗲气地问着谁需要咖啡。窗外是一狭窄的平地，远处是隆起的山脉，中央山脉将台湾岛一分为二。西岸平坦，恰如我第一眼看到的美丽的福尔摩莎；东岸的海岸线则陡峭、壮丽，海浪拍打岩石，浪花飞溅。

从台北到高雄，几近这蕃薯状岛屿的一北一南，只需要一个小时四十分种。台湾变小了，更紧凑了，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了，人们情绪的表达也更容易了。横穿中部的浊水溪，也是政治版图上的蓝、绿两色的分界限。国民党的支持者们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则是民进党的票仓，越往南，绿色越深。深绿的支持者们，经常早晨坐高铁赶到台北，在示威抗议之后，晚上再乘列车回去。

前往高雄，是为了去看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的一场演出。十一月九日晚上七点，高雄的县立体育场，云门的舞者将为本地观众表演。

成立于一九七三年的云门舞集，是过去三十五年台湾变迁的缩影，也是历史重要推动力量的之一。谁也料想不到，现代舞蹈——二十世纪中国最薄弱的艺术表现形式——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情绪。

还是要从一九七二年说起。那一年，二十五岁林怀民从美国留学归来。他英俊、敏感、才华横溢、雄心勃勃，他的个人故事，像是古老台湾向一个新台湾的急速演进。他的先祖从漳州龙溪渡海来台，定居在台南嘉义县的新港。到了曾祖父林维朝这一代，林家迅速兴盛起来。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二十岁的林维朝考中了秀才。这在仍处于天朝边缘的台湾来说，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也反应了中央帝国的统治方式——她通过意识形态，而不是武力来维系庞大的疆域。接下来的林维朝，没有继续追逐科举成就，而继续充当一名富有创造力的地方乡绅。他指挥家族壮丁清肃土匪、处理争端、兴办学校，在那个中日政权交替的混乱岁月，为家乡充当保护者与稳定者，本地人用“北头仔皇帝”来称呼他，说他“喊水会坚冻”。

林维朝的一生跨越了晚清与日据年代，而他的重孙林怀民出生时，历史的另一页开启了。一九四七年，林怀民出生的这一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一件因为言语不通的误会，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怨恨、恐惧与愤怒埋藏于社会的深处。但与其说，它是外来者与本省人之间的冲突，不如说它是腐败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官员们从逼仄的中国西南一角，迅速向全国扩张，他们的贪婪与暴戾，很快将一场“胜利的光复”转变成一场“接收的灾难”，短短的两年中，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消失殆尽。你可以说二·二八是“台湾的悲情”，但或许更是“中国的悲情”的一部分。

林怀民成长的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既单纯又复杂，既清晰又模糊，既安定又压抑的岁月。一方面，是土地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国民党政权将它们在中国大陆无法实现的改良政策，成功在台湾实施了，这些政策降低了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政治领域也逐步对本地精英开放，为日后的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林怀民的父亲林金生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压力，却从未减弱，丢失了中国、深感受挫的蒋介石既拼命控制人们的思想、担心他们传染上“共产主义思想的流毒”；也自认是中华儒家文化的继承人，试图将“古老而辽阔的大中国”装入小小的台湾，少年们从未见过雪天、看到最高的山峰是三千公尺，却要相信西北的戈壁、东北的冰河、西南的崇山峻岭，都是他们地图上的一部分；“忠义”、“仁爱”、“孝”，这些古老的伦理，也是他们日常准则的一部分。但这自认的辽阔与正统的中国，却又无比脆弱，它需要巡迤在太平洋上的第七舰队的保护，所以，美国人的影响又无处不在……台湾被这些庞大的概念笼罩着，自己的身份反倒退隐了。

不过，这却可能令一个少年的成长有着丰沛的养分。林怀民是在曾祖父喜悦阅读的诗书，印象派的画作、《红楼梦》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还有他父亲读过的日本书籍中成长起来的。十四岁那年，他还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现代舞蹈团Jose Limon的演出——它是冷战时代，美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青春的热忱、躁动与创造力，最终以文艺追求和小说写作释放出来，这是那个时代最容易和普遍的选择。

他十四岁开始在《联合报》发表作品，二十一岁时即以小说集《蝉》成为重要的青年小说家。一九六九，二十二岁的他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系，接着转入爱荷华大学学习小说创作。

在这里，对舞蹈的热忱，压过了写作。身体伸展与扭曲的美感一直吸引着他，十四岁时，他就曾用第一笔稿费报名了芭蕾舞班，来美国时，他还把一双舞鞋塞进了行李。而现在，尽管他长大了、骨头也硬了，却准备从头开始，至少“成为一名舞评家”。他在爱荷华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又来到纽约的马莎•葛兰姆现代舞蹈学校学习……

除去舞蹈，三年的美国时光也给林怀民带来了很多别的改变。六十年代的西方，正是各种学生运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林怀民深刻的感受到“年轻人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遥远的中国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狂热的迷恋毛泽东的西方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悲剧，只是将其当作一种理想主义来追随，林怀民则对其中的“赤脚医生”大为赞叹——青年人到广阔的乡村去，为贫苦人民服务。

也是在美国，他旁观了台湾的羞辱，经历了个人意识的苏醒。一九七一春天，美国宣布将位于台湾东北海域的钓鱼岛列岛交予日本，引发了台湾青年的“保钓运动”，他也是热烈的参与者之一；这一年的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台北代表的黯然离去和北京代表的开怀大笑，是如此鲜明的对比，台湾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受困与孤立。

困境拉近了个人和社会的联系。林怀民回到台湾，想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舞蹈团。一九七零年代初的台湾，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夜。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更富裕的社会，但在长期压抑中，人们渴望情绪的释放。年轻一代也成长起来了，他们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渴望自由与民主；而本土意识也正在觉醒。

林怀民感受得到这种开放与封闭间的交战。回到台湾的第二天，留着嬉皮士长发的他在街上被抓去剪短头发，但他仍感到那是“一个出发的年代”。他肯定也和黄春明一样感到困惑与不安，来自西方的影响充斥着台湾，但青年人却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缺乏了解。青年人开始寻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情感。在爱荷华大学，林怀民就曾将庄周梦蝶的典故，改编成舞蹈。而此刻，他更想表现台湾人的故事。

一代代以来，中国人从中国福建渡海来台，历尽艰辛的生活与繁衍，创造了台湾的繁荣。他将这剧舞蹈命名为《薪传》，但是当他想去重庆南路的书店街上去找关于台湾的历史书时，却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经残破——台湾人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浑然不知、也不感兴趣。

《薪传》的上演，或许是所有艺术家渴望、却难以碰到的机遇，艺术家触到了时代的神经，个人感受与社会情绪交织在一起。上演那一天，正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式断交的日子，台湾再次像是汪洋上的一条小船，台湾人则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那时台上、台下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怀民回忆说，“跳'渡海'时，舞者是泪水汗汗水齐飞，观众一面拍手一面哭……”

接下来的三十五年，云门舞集征服了台湾，也征服了世界，它的不停息探索，既映照也拓展了台湾在国际舞台的角色。按照舞评家陈雅萍的分析，这三十五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自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零年代末，林怀民试图融合西方舞蹈技巧与自身文化，那是用现代方式对自身命运的追求；到了九十年代初，他开始寻找亚洲之旅——在被灌输了太多的西方之后，他想认识邻邦，并从中汲取灵感，不无巧合的是，他的亚洲之旅，恰也是台湾资本扩展东南亚的时期，台湾商人们发现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而林怀民则发现了爪哇的甘美朗、西藏的喇嘛诵经声，也是在这一时期，云门舞集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它变成了新亚洲精神的代言人；而在过去的十年中，林怀民与云门，都进入一个更为抽象的时期，他试图将书法、太极，这些独特的中国审美经验，用舞蹈语言表达出来。

在这三十五年的里程中，林怀民一方面在奔波在柏林、巴黎、纽约、悉尼，另一方面从未忘记当初“赤脚医生”的梦想——把舞蹈带给了台湾城市与乡村的普通人。那个心中交织着理想与激情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如今已经六十一岁了。十一月七日的夜晚，我第二次见到他。

上一次，是二零零七年的春天，我从北京保利剧院的观众席上，远远的看着一袭黑衣的他和演员们谢幕，他的身材精干、有力。我也记得看到他编导的《白蛇传》时的诧异，古老传说，竟以这种方式演绎出来。也是在那年在北京一场演出中，他叫停了刚刚开始的表演，对着台下一直嘈杂的观众发出严厉的训诫——希望他们尊重舞者也尊重自己。这真是讽刺性的一幕，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台中市吧，年轻的林怀民也曾叫停演出——他要培养台湾观众观看演出的习惯。二十年之后，这样情景也发生于北京，这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轨迹吗？

这一次，他要带我去小巷深处的一家餐厅吃饭。台北正落着小雨，出租车把我们落在师大旁的一条道路上，他要带我去一家昨天才来过的幽静餐厅。我们共撑着一把绿、白相间的大伞，在师范大学旁的路上走过来、走过去，一遍遍的经过便利店、小装饰店，他怎么也想不起路来。“真是该死”，他会突然跺下脚，表示对自己的方向感的愤慨，不过这不妨碍他突然停下来，盯着路边破旧的DVD架，看上两分钟，边看边说：“我很少出门，什么都新鲜。”

他打通餐厅的电话：“我是林怀民，我看到了这家屈臣氏，然后怎么走。”他中气十足，即使在吵闹街头，仍显得格外清晰有力。听到“我是林怀民”，街旁原本歪头来打量的面孔，又增加了几倍，他们的微笑中充满着好奇与敬佩。他是个六十一岁的偶像，一座活生生、依旧生长的历史纪念碑。

整餐晚饭，我们没有提及舞蹈的艺术，谈论的却是政治与社会。他对于政治保持着艺术家式的敏感，有着罕见的清晰。我想起了他的家世，从晚清秀才曾祖父到国民党大员的父亲，林家身经政权的更替，政治敏感性或许早已是血液中的一部分了吧。

我想起了他几个月前对我的同事所说的话：“我现在做的好像与政治没有关系，在过去差不多十年里，都是非常纯粹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还在，因为在政治混乱的时候，我认为美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啊，在一个价值混乱、人人短视的年代，一些永恒的东西，经常为时代提供稀缺的确定性。林怀民的朋友，另一个早熟的灵魂，美学家蒋勋也在场。他说起了蔡元培“用美学代宗教”的理想，那也是个中国价值观、政治世界空前混乱的年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以天空那骇人的价值真空。蒋勋仍相信，这理念是可以实现的——“宋代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

(作者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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