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惠川按：
初中老同学丁蘖的“二中忆旧”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点击”了一下，激活了串串往事。当年我随祖母在苏州老宅生活了八年，高中毕业离开后就很少回去了，即使去也就小住几天，旧的记忆没怎么被“刷新”过。今日再次打开，还算原汁原味，同学以为我记性好，其实非也，往事记得清，近事常糊涂，是种衰老的表现。
苏州市二中位于“金太史场”，巷之南侧，对门的北侧原是座庙宇，也归属二中。庙的大殿是礼堂兼食堂。二中三面是庙，西边是永定寺，南边也是座庙（可能是“铁瓶庵”）直通到“铁瓶巷”，当时一部分也归给二中做教室。我初一时的教室在巷北侧的庙里，位于最里头西北角上一个小别院里，一个天井，两间教室，猜想原先是主持的住所。当时苏州有许多废弃的庙宇，还留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残迹，其中不少做了学校，菩萨不在了，功德还在。
食堂就在大殿，有一段时期我在食堂包伙，一个月6元钱管中晚两餐。八人一桌，有一, 两只小木盆盛饭菜，每桌有“桌长”轮流执政，负责分菜。常吃的菜是雪里蕻炒豆腐，此菜现在成了我的最爱，经常下厨炒上一大盘自娱，吃两三天，既怀旧，又开胃。“金太史场”往东与“嘉馀坊”相接处有家小饭馆，当年门庭若市，二中师生中午常去改善一下伙食，花上一，二角钱可以吃只小炒。当时国家尚未“困难”。
出“嘉馀坊”几十米就是人民路上的“怡园”，当时门票五分钱，每到期末考试前，常进去花一角钱，泡杯茶，可以坐上一天，静静地复习功课。园里没几个人，那份清净如今是寻觅不到的奢侈了。寒假前，园里弥漫着腊梅花淡淡的清香，足以使人脑筋开窍，熏陶出才气来。“怡园”近旁是著名的“朱鸿兴”面馆，二层楼，那里的汤面和汤包配蛋皮葱花汤令人难忘，那时的服务员头脑真清楚，客人点好面食后，他拉开嗓门，唱一遍就记住了，上点心，结账都不会错。
我家住景德路财神弄口，到二中可取道财神弄再转修仙巷，或景德路转道堂巷。修仙巷极其幽静，两边是高高的白墙，没几户人家，多为深宅大院，含而不露，有户潘姓的是清代状元，有座王家的祠堂，传说是先人出使海外，遇难被猩猩所救，当了猩猩女婿，生儿当了大官。可能那时国人把黑人或白人都当成了猩猩。道堂巷则很热闹，从北端的王天井巷过景德路到道堂巷，一路都是红木作坊，一户一店，一目了然。如果把当时巷内的红木工匠都集合起来，足可成为今日国宝级的技术团队。当年上学就边走边看，欣赏师傅们在红木上雕花制作，那时的木器不用铁钉，全靠榫头。五十年代苏州比较富裕之家才有收音机，但沿街商户，住家都装一只有线广播的“话盒子”，播放着同样的节目，有时在上学路上可听完一段完整的评弹开篇。那一条条石头铺的巷陌，粉墙黛瓦，上阶苔色，幽婉评弹，加上“梅子黄时雨”构成古城诗情画意的神韵。有时晚上在灯下作业，街上传来“卖菱角”的叫卖声，唤住村妇，在小篮里放贰，叁角钱从二楼窗口吊下去，换成菱角再吊回来，此种情调何处再有？
1957年秋，我进入二中，成为中学生，心里激动而自豪。开学后天天盼着学校发红皮的学生证，拿到后就装进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故意露出点红边，招摇过市，显示自己是中学生。在那个年龄，相差一级，“力量”会差不少，面对高一年级的“霸权主义”，低年级的只好“卧薪尝胆”，学生证是“实力”的显示。五十年代起，中国和“运动”结上了缘，对我这代人来讲，中学是“运动”的开始，初中三年，经常三天打鱼二天晒网，上上停停，半上半停，参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
初一时的运动是“除四害”，每人每天要交蚊子，苍蝇若干。起初每天黄昏用脸盆涂上一层肥皂水膜，在天井或街边捞捕，蚊子会被粘在盆里动弹不得，每天能捞到百来只。黄昏时分蚊子总是成群结队地飞舞，容易捉。三十年后我到深圳，到处基建，蚊子猖獗，曾故伎重演，用过此方。后来，指标升高，百来只太少，就用纱布铁丝竹竿做成网兜，黄昏时到金门和阊门之间的城墙上去，城头上种着一片片麦子，就在麦叶上扫荡，蚊子，各式小飞虫，能收罗一堆，混作一团，上报灭蚊一千，五千，谁也数不清。这是“浮夸风”之早期。有一次全校配合全市行动，被分配到相门外的农田里去围剿麻雀。人人带上锣鼓，脸盆，铁皮盒等能敲响的家什，天未亮就到校集合了，同学个个兴奋难忍，使劲敲打起来，把周边的住户首先轰了起来。开始还有人在骂，哪位老师说了句：谁反对除四害？抗议者顿时忍气吞声缩了回去。那天田野里，屋顶上，树上，到处是人，呐喊声加敲打声震天响。当天下午才疲惫而回，人尚如此小鸟何堪？当时心里真对麻雀充满同情，后来麻雀平反，先于右派。
初二，运动转入大炼钢铁和反右。家家户户门窗上装的铁花都被拆了，铁床也被动员“捐献”了，改用两条长凳支起床板，砸锅卖铁。当时想不明白，砸了铁床，炼成铁，再做铁床，为什么呢？学校在附近的“高墩墩”上建起小高炉。炼钢是老师和高中同学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磨缸甏粉和烧焦炭，缸甏粉是做耐火砖的材料。大家四处去找破碎的缸甏片，每人抱一只“石础墩”坐在食堂墙沿下，在水泥地上一边磨粉，一边享受暖暖的太阳，也是有指标要交若干斤才合格。最紧张的几天是要出铁水了，大家就带上被子，通宵在学校“会战”，我们都欣喜欲狂，半夜时分，几个淘气的在一起，用煤灰把自己脸手涂黑，如同今日之“特种部队”，然后冲进教室，“天神”降临，把所有在休息的同学都抹黑了。有的还爬到天花板上去“探险”，闹腾到第二天凌晨，人困马乏，在晓风残月下回家，一路上顺便找寻缸甏片，同时把沿街家家户户放在路边的马桶都换了盖，“张冠李戴”扬长而去。当年苏州人家都把马桶放路边过夜，清晨农民来收粪水，再用竹刷刷洗，是每天早晨的街头交响乐。
对于“反右”我们当时什么也不懂，那年岁尚无自由思想的意识，意识不到中国正在失去思想的自由。在一个早晨突然发现图书馆前贴了许多大字报和漫画，批判章乃器，罗隆基等“知名右派”，继而，有一天看到有一群同学闹轰轰看热闹，有人对我们
二中每年一次的校运会才是我们真正的运动节日。那时实行“少年劳卫制”，要求
那个年代，男女同学间很少讲话，界线划得很清，可又非性晚熟，于是常常在私下编排，谁和谁是一对，这种配对往往还挺“门当户对”，搞得当事的更不敢说话了，心底里却反生出一丝情愫来，只是未见有“终成眷属”的。
虽然课是上上停停，那三年还是我们知识面突飞猛进的时期。看过的小说中，应时的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古典的则把“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三言二拍”等都读了，还能背出一百零八将的诨名和姓名来。
那时节“百花齐放”给苏州的昆曲和苏剧带来了一个小阳春，江浙沪赣及北方的各路昆剧团多次来苏州会演，一次会演有十天半月，连台本戏，折子戏天天不同，主要在“北局”的青年艺术剧场和开明戏院。我伯父当时经济条件很好，读过私塾，古文功底好，酷爱传统文化，经常与画家文人墨客交往，他们买昆剧票是整套买的，一场不漏。我也有机会看了许多极有水平的演出，有“传”字辈演的“长生殿”“十五贯”“风筝误”“烂柯山”“牡丹亭”及许多折子戏，当时张继青还是青年演员，苏，昆都唱得好。这些顶级的艺术享受使人着迷，刻骨铭心，终生不忘。那时看了“十五贯”就去西美巷寻访“况公祠”，听了弹词“玉蜻蜓”就去马医科访申家祠堂，读了“浮生六记”就去仓米巷访古，也曾去南门外访孙策墓，还有玄妙观的方孝孺“无字碑”，大公园的张士诚王宫遗址等，苏州的古迹真多！
“北局”也是电影院的集中地，在校午餐后或周末常与同班的杨寿兴去游逛，当时新上的影片贰角一张票，旧片壹角伍，星期日早晨的“儿童场”伍分钱，只是场内太“罗唣”，兴奋时呐喊跺脚，夏季每座配把纸团扇，上百把团扇会飞上空中去，在银幕上来场团扇雨。有次与同学去看电影，两人掏遍口袋差壹分钱，只好怏怏而回，壹分钱逼死英雄汉。
课余，同学中时兴自己装“矿石收音机”，绕出各式线圈，有齿轮型，园桶型，宝塔型等，拉上天线，当第一次从耳机里听到广播时，真是太激动了。有的同学驯养黄雀，让黄雀飞上屋檐，再召唤回手中的铁丝架上来。还有的喂养一种臭虫似的小虫，饲以冰片，养在“路路通”里，可放嘴里生吞下去，据说补血。二中在“豆粉园”有个小农场，种蔬菜，西红柿，青椒等，学生常去劳动，锄地浇粪。这种种活动使大家收益良多。比之今日之学生，只专注于应考，如有学者批评的：把启蒙变成了“蒙启”，蒙蔽了学生的天性和慧心，成为考试机器。我们一代当年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
二中
似水流年，一晃眼五十年过去了，往事不可留，世上物质性的东西常常更易化作虚空。上面提到的景物，巷陌有的早已云消烟散，二中也已不复存在，良辰美景乃何天，只有在自己的记忆中去寻觅。现今的苏州时髦了，现代了，可那使人沉醉的气质却不在了，只能在周庄，同里找回点旧影。今日看来，那个年代有许多事实属荒诞，可荒诞之中我们这些孩子也仍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欧洲，很多民居的楼顶上刻着建筑的年份，18XX，17XX，16XX。。。我常替苏州感到惋惜，不能说苏州人不念旧，苏州城址两千年未挪过位。只要私有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少有人去珍惜，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谨以此文对哺育过我的这方水土，健在或逝去的师长亲友们聊表一点敬意和思念。
顾耀文
2008年2月
一九六三年夏天，经过多日焦灼等待的煎熬，我终于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第一志愿考进工程物理系。那时是清华十几个系中录取分数最高的系，当然欣喜万分，一种梦想成真的欣喜，毕竟这一结果是三年前进入苏州中学之时就播下的种子。
一九六○年秋，我考进了苏州中学。苏州中学又名苏州高级中学，只设高中，没有初中，俗称苏高中，也曾称作“省中”，因其原先是面向全省招生的，校内有学生宿舍，最正统的校名是“江苏省苏州中学”。校址位于苏州南门三元坊，与孔庙（又称文庙）紧邻，实际上学校有一部分就是孔庙的地盘，比如当时的礼堂兼食堂就是孔庙“明伦堂”后面的一所大殿（大成殿？）。而马路斜对面就是苏州名园“沧浪亭”。学校占地宽广，源远流长，最早是一千年前宋代名相范仲淹捐出的私宅地，以其先忧后乐，富贵一家不如富贵一方的博大胸怀，奏请朝廷辟为“苏州府学”，即现代之公立学校，成为我国教育史上最悠久的官办学校之一。沿经元明清几代，人材辈出，一百年前改为“新学”，即苏州中学。校园内至今仍存有乾隆下江南时留下的题咏碑刻，有中国最后一位状元陆润庠题写的楹联，有蔡元培的题字。近代名人在苏中任过教职的有王国维，钱复，颜文梁，吕叔湘，叶圣陶等，前辈校友包括钱伟长，李政道，博古，胡绳，陆文夫，袁伟民及三十多名两院院士多名驻外大使。也许是国内学界地位最高的中学之一。
进入这样一所中学，真是三生有幸。
一九六○年到六三年，是中国五十年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后的间歇期，也是物资极其匮乏的“困难时期”。官方称之“自然灾害”，其实折腾过度自然成害，极度奋亢之后全国都疲惫了。这倒为我们这几届学生造就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没有初中时期的那种喧嚣，躁动和干扰。
高一时的班主任是胡喜麟，教语文，高高的身材，斯文潇洒，透着书卷气。高一我们班被安排在一间生物实验室里，内有许多动物标本，还挂着一具人体骨架，可以天天修“白骨观”。课桌是黑漆的实验台，没有抽屉，一长条排成四，五行，不分列，十来个人连坐成一排。这种“火烧连营”式的布局给我带来一次“道德危机”，考试时稍扭头，邻座的试卷就会跃然入目。一次物理考试，禁不住“窃窃私语”几句，被老师看见告到班主任处，引来
高二起班主任由姚吉昌担任，也教语文，风格与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苏州中学的很多老师都有种使学生难忘的风格和气质。教数学的
苏州中学校园景色优美，有山有水，亭阁临池，树阴茂密，富有苏州园林的韵致，更有种历史沉积感。教室和办公楼总共四栋，都是二层建筑，楼与楼间空间开扩，看上去不是花木点缀于楼宇间，而是楼宇撒落在山水花木中。在两栋红砖教室楼前，是数千平米的玫瑰园，五月间，玫瑰花姹紫嫣红开遍，满院芬芳。摘下后卖给学校师生，二分钱一朵，花上二元就能送人九十九朵玫瑰，浪漫一回。我曾买过二，三百朵回家，一部分用来泡玫瑰酒，将花瓣泡在泸州大曲里，加上冰糖，数月后，花瓣成了白色，酒成玫瑰红，倒出来清香醇厚，酒色迷人。秋天西风起，菊黄蟹肥，配着洋澄湖的大闸蟹，真乃绝佳美味，无从形容。另一半用研钵捣烂，加上白糖蒸熟，即成真正的玫瑰酱，做包子馅或抹面包，是纯天然“绿色食品”。今人恐怕很难再有此般享受。
可惜到高二那年，玫瑰园被铲除了。当时中国与苏联较上了劲，“一评”“二评”“三评”。。。大反修正主义。上海有位高级领导人当时认为养花是资产阶级情调，属“修”字号，把阶级观念推演到植物界，玫瑰花成了专政对象，玫瑰园顷刻成了“百草园”，杂草丛生，这是后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先兆。一种意识形态僵化极端到不能容忍鲜花和美丽，离文明之道远矣。
一九六一年，国家“困难”的征状日显，苏州毕竟是江南水乡，人间天堂，比之外地乃是一块洞天福地，市民始终能吃上白白的大米。当时中学生每月定量二十七斤，市民是二十三斤，我与祖母两人共五十斤。从小祖母告诫我：吃东西要“秀气”些，不要贪饱，胃给撑大了遇上“荒年大肚皮”日子就惨了。真被她言中了，她每月的二十三斤中还能省下些给我。按今日标准，一人一月三十斤粮是不少的，但问题是没有油水，缺菜少肉，经常中午在食堂蒸些米饭，涂点黄酱就当菜了。当时人民币已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必需配上各种各样的票证才能形成购买力。每月发的票证像整版邮票一样几大张，除粮，油，布票，还有肉票，粉丝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烟票，酒票。。。上海的粮票最小单位是半两。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包肉的纸都用热水泡一下，浸出油花煮汤喝。因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肝肿大”和“浮肿病”，凭医院证明可配到一些“糠饼”，用糠磨粉制成，干而粗，巧克力色，既难噎，又难拉，但富含维生素。糠，糟，白薯叶等喂猪的材料都上了饭店的菜谱，有只“鸳鸯豆腐”即用少量豆腐掺上酒糟，红曲做成。世事轮回，如今白薯叶，南瓜苗又回到一些酒店的菜谱中，是人们油水太多了。
有天回家，听邻里说有位街坊因偷窃被扭送派出所，在里面竟把所长放在桌上的一碗南瓜偷吃了，所长大怒，“从重从快”处理，将他当场开释，轰了出来，颠倒众生的颠倒事。还有一户街坊，有张“搪瓷品票”要过期了，老婆让老公去买只脸盆，可商场脸盆卖完了，老公自作主张买回一只痰盂，老婆一看火冒三丈，抓起痰盂直扣老公头上，给戴上了“帽子”，却被卡死拿不下来了，只好去医院急诊，才得“摘帽”解脱。三十年后在Mr. Bean（戆豆先生）的喜剧中看到类似桥段，是豆先生搞笑生活，还是生活本身有时就很搞笑？
有一次同学在一起议论各自的愿望，我说希望有一天吃饭不用粮票就好了。此愿二十多年后我到了深圳才完全实现，深圳是国内第一个买粮不用粮票的地方，只是比内地稍贵些。从那时起我养成了习惯，决不浪费粮食，总是餐桌上的清扫盘碟者，明知不利健康而乐为之。我原先很挑食，鸡鸭牛羊都不吃，一口鸡汤都不喝，荤腥只吃点鱼，蛋，虾和少许猪肉，以素为主，前世可能是出家人。有一次我伯父高价买了只羊，给全家改善一下，祖母把最补最油也最膻的羊屁股留给了我，我居然都吃了，从此开戒，鸡鸭全吃，可能是生理上的内在需要战胜了心理的障碍。
那时期虽然国内许多农村万分艰难，有饿死人的，但在苏州近郊的农民却有发小财的，种点菜，养些鸡鸭，喂头羊，拿到城里来高价卖，所谓“黑市”，当时尚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有了点钱就想要买点黄金，当时黄金不能自由买卖，只能卖给银行，一两金兑九十来元，但卖给黑市上的农民可卖六百来元，拿这钱再买高价食品，有港澳关系的还可寄些黄油，糖进来，少数有点家底的人家就这样度过难关的。
由于营养不足，学校有两年没办校运会，体育课教大家打太极拳，减少体能消耗。记得有一次教体育的
我家离学校较远，步行要半小时以上，平时都带饭去学校，中午饭后同学们都在教室做当天的作业，晚上在家就轻松多了。那几年译制了不少苏联电影，如“复活”“白痴”“白夜”等都堪称经典，国产片也出了许多精品，有“林家铺子”“早春二月”“青春之歌”“舞台姐妹”等，周末常去看电影。有一次北京人艺来演出“蔡文姬”，非常火爆，一票难求，去“钓鱼”等了张退票，才得以入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艺这么精彩的话剧，票价一元，对一个学生来说是很高的消费。
每周都有半天到南门的农田里去劳动，给蔬菜浇水施肥。每学期会下乡一星期，吃住在农村。高一时到虎丘山下的花农那里，伺弄茉莉花和白兰花，住在花房里，正逢连日阴雨，没干多少活，在花棚里大家热闹了几天后，伴着雨丝风片经七里山塘一溜烟回家了。还有一次到石湖边上，住在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大院里，与上方山上的宝塔隔湖相望，湖光山色，碧波帆影，在诗情画意中劳动，把思想改造成陶渊明。苏州农民很厚道，给我们干的都是轻松简单的活，最重的是下水田，农民在前面插秧，我们在后面用脚把水下的稀泥踩实，不必弯腰，就是怕蚂蝗，一旦被叮上不可硬揪，越揪吸得越紧，只能从相反一侧轻拍，或用烟熏才可化解。
高二那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前几年过左过浮的地方进行纠偏，计划经济也能产生“泡沫”，被各种运动一搅就是大泡沫。当时陈毅有一个讲话，提到教学路线中的“阶级路线”，纠正前些年过分强调学生家庭成份的偏差，“有成份论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那年代“成份”是压在许多人身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成份差的几乎无缘上大学，特别是好大学，有的人因成份上不了学，感到绝望，想不开而自杀的。陈毅讲话如一缕春风，给许多人带来了希望。六三年进清华后，有老师说这两届新生是历年质量最高的，功归于这次纠偏。最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四川美院有一学生，在填表时遇到“成份”一栏，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后终于填上一字：“肉”。笔者专访此生，证实绝非恶搞，可见在今日年轻人中“阶级”观念之式微，已经淡而化之了。他们怎能想象，四十年前，有人因为写了篇“出身论”，反对“唯成份论”而被枪毙的？这位美院学生是“唯物论”者，没有填“灵与肉”来个“心物一元”。
人心所向，陈毅讲话精神很快得以落实，学校力抓教学质量，实行“因材施教”。有一次华罗庚来校访问，与老师座谈，给学生演讲，学校接着就组织数学竞赛，举办数学提高班，给成绩较好的学生加料。在中学我们就学了导数，解析几何的内容，到大学一年级再学就很轻松。
到高三阶段，高考大关就在面前，人人要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当时高中升大学的比例大约25%左右，如果考不上，少数可能进工厂，多数就得去边疆农场或下乡。中国的应试教育历来残酷而相对公平，“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为了应考，学校收集了历届高考试题，将其打乱重编成卷，份量再加重些，每隔二，三星期来一次“模拟考”，如果平均成绩稳定在85至90分，就可放胆去报考任何想上的学校，班主任对每个学生的前景已经心中有数。在选择志愿时，数理成绩好的一般都选理工科。当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根据前辈的经验教训，尽量不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系科，如文史哲，政治，经济等，“文字狱”总是中国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怎奈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料到我们大学毕业时，已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任何科系出来都是“老九”之列，一网打尽，造化作弄人也！
高考前半年，我做了一个此生中最为详尽的复习计划，目标是把高中课程全部复习两遍，计划到某月某日必须看到哪页，每天必看多少页，只能超，不可欠。到高考前十天已全部过了两遍，书缝旮旯都未放过。果然，化学试题有一题就是书页下用小字印的“注解”，我答对了。
考上清华最高兴的莫过于我父亲，他说他1936年进清华，我1963年进清华，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把最好的一只黄牛皮箱给了我，又大又结实。至今记得在晨曦中他肩上扛着大皮箱送我赶火车的情景，仿佛昨天的事。我祖母是“读书无用论”的先知先觉。她有两个儿子，我父亲和伯父，一个十几岁就“学生意”经商，一个上大学，现实的对比使她深感读书无用。在学习上她对我“无为而治”，从不加压，是我运气好，有个开明的祖母。
苏中校风严谨，同学都好学上进，没有谈情说爱的。虽然有终结连理者，也是后来的事。然而在那花样年纪，也非“心如槁木”，曾经心仪邻班一位女生，在我眼里她是标准的苏州美人，“好一朵茉莉花”！明目皓齿，冰清玉洁，一颦一笑，楚楚动人，聪明灵秀，品学兼优。我们一代生长于匮乏年代，自小养成克制约束自己天性的习惯，学业为重，只能“发之于情，止之于理”。
三年后，文革起，大串联，竟与她在某城蓦然回首不期而遇，疑似神遣鬼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都很惊喜，承蒙她盛情款待，请我吃双份炒猪肝，下午两人在操场草地上席地而坐，听广播传达文件，心猿意马，东拉西扯，拨弄小草，朦胧间坐了三小时没挪动过。及会散，她说晚上有电影“努克访问XX”想看吗？我竟傻傻地说：在北京看过了。此言一出，只能就此作别，空劳月上柳梢。事后直后悔自己的老实和愚蠢。那时没有手机来发条短信，社会乱成一片，有家不得回，时局动荡更不知将归何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段感情就永远埋在了心底。回想起来，任何真实的存在都有其局限性，人，事，皆然，如若好事成真，必被时光磨蚀，藏在内心深处才是永远的保鲜，终生能有一份美丽的回忆，所谓“相见不如相忆”，心灵的世界是无限的，人会老去，唯情常青。多年后，想到这种含蓄之美，曾借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头四句写了首诗：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悄悄的你走了，正如你悄悄的来，
像深秋里一片落叶， 悄悄的敲醒冬天的梦。
你不曾带走一片云彩，云却为你下起连夜雨来，
那也是悄悄的， 只觉得天是湿的。
含蓄之美比艳俗之美自是高雅得多，可对后辈晚生我还是建言：有了爱要说出来。说出来了就把它放下来。
一九六三年夏秋之交，北方大水，京沪铁路中断，我们乘火车到烟台，又坐海船到塘沽，再转车往北京。从此告别苏州这块让人难以割舍的故土，也告别了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在以后的岁月中，即使回去也是短暂的寻梦之旅，更多的只能相忆在梦中了。
顾耀文 二○○八年 端午
Quantum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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