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传向我展示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伟人传告诉我，人的一生可以过得如此这般丰富，多彩多姿，有声有色！每本传对我的昏睡状态都是一种冲击，给我的都是一个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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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月一个样，一个学期大变样。老师、同学几乎没有觉察出我的变化。只有少数几次是例外。
　　　　有一回，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分析小说中的人物时，指出该人物集创造力和破坏力于一身，是很矛盾的。
　　　　在讨论班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当然是说德语）。我讲了大约５分钟，引用了一句箴言或格言：“Ｄｉｅ Ｌｕｓｔ ｄｅｒ Ｚｅｒｓｔｒｒｕｎｇ ｉｓｔ ａｕｃｈ ｅｉｎｅ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ｄｅ Ｌｕｓｔ．”（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我从儿童心理学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是人性所决定了的：
　　　　一群男孩在沙滩上用树枝、树叶和细沙搭建房屋，非常投入。建好了，孩子绕着屋又跳又唱，快乐无比。之后便是你一脚，我一脚，其兴奋、刺激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先前建完屋时的欢呼雀跃。
　　　　马纳特夫人听了，说：“Ａｕｓｇｅｚｅｉｃｈｎｅｔ！”（太棒了）
　　　　三四十年后，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我的书，用来分析人类战争的生物学根源。
　　　　同伟人的生平和工作捆绑在一起，有他们的拼搏和奋发相伴随，我不再孤独。“天道酬勤”这句成语，我记住了。
　　　　伟人同人生世界有这样多的紧密联系，有这样多的牵挂和深深眷恋，以致于任何来自外界的打击都休想摧垮他们，使他们散架，坍塌，灭顶。
　　　　从字典上读到英文成语“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ａｙ．”一般译成“有志者事竟成。”
　　　　虽然没有错，但不闪光。按我的理解，最好译得生气些：
　　　　哪里有意志，那里必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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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６年，我开始懂得崇拜西方古典音乐、理论物理学和数学以及它们的伟大开拓者。这三者有内在相通处。物理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是哲学，是“宇宙宗教感”。
　　　　我走近物理学，敲开它的大门，是回乡，是望乡，是长亭更短亭。白居易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又说：“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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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６年，也是我崇拜的６年。在崇拜中，我觉醒，走向成熟。
　　　　进大学以前，我不懂得崇拜什么，也不崇拜谁，所以我平庸，愚昧。
　　　　人是需要崇拜的动物。
　　　　人是需要崇拜的存在。
　　　　崇拜在哪里，你的心安、归处和精神故乡就在那里。白居易有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原始部落崇拜大山、大河和大树。对日、月、星辰大自然的崇拜永远是宗教的心理基础。
　　　　我的宗教感是“宇宙宗教感”（ｔｈｅ Ｃｏｓｍ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牛顿、莱布尼茨、康德、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论著深深影响了我。当我的内心一旦有了“宇宙宗教感”，我就开始摆脱了平庸。
　　　　在成名前，爱因斯坦也是在崇拜中成长的。在他的斗室墙壁上贴了牛顿、麦克斯韦和法拉第等人的画像，以示敬仰，鼓舞自己。这叫“见贤思齐”。
　　　　当然，他也推崇康德和叔本华。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比如论孤独）对爱因斯坦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北大时期，当我读到这些影响，我非常惊讶。从此，我开始更多的注意叔本华。
　　　　１９０１年（４年后，相对论问世），爱因斯坦在致同学的信中写道：“你手头也有叔本华的处世之道的箴言吗？它是《附录和补遗》这部哲学论文集的一部分，我很喜欢它。”
　　　　叔本华称赞孤独，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共鸣。
　　　　大学６年，我开始懂得崇拜西方古典音乐、理论物理学和数学以及它们的伟大开拓者。这三者有内在相通处。物理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是哲学，是“宇宙宗教感”。
　　　　我走近物理学，敲开它的大门，是回乡，是望乡，是长亭更短亭。白居易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又说：“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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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进化》是我的物理学“第一课”。
　　　　多亏了这本经典成了我的“第一课”。
　　　　正是它——爱因斯坦的一双手——把我引进了神圣、崇高、壮丽的理论物理学大厦，然后自己摸索着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
　　　　爱因斯坦的写法是应用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探案的手法。这是他一下子能征服读者的秘诀。因为他是大师，高屋建瓴，有能力作这样的鸟瞰，对纷然杂陈物理学观念进化的线索、轨迹作一梳理，从中见出秩序，并把这秩序指给读者看。不是专业圈子里的广大读者也能看到。——这是他这本书最成功处。
　　　　福尔摩斯探案是从结果推测到原因。比如从泥土中鞋印的深浅推断罪犯的体重。面对大自然现象，物理学家也是从结果去追寻原因。因为科学家必须搜集漫无秩序的一些事件，并用创造性的想像力去理解这些事件的逻辑联系，并把它们连贯起来。
　　　　《物理学进化》的作者们一开始就作了这样的交待：
　　　　“我们的目的是用粗线条的轮廓说明物理学家的工作必须像侦探那样用纯粹的思维来进行。我们主要是叙述思维和观念在大胆探求客观世界的知识中所起的作用。”
　　　　爱因斯坦强调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性质（思维方式）和警方破案有某种相似性。这也启发了我，使我深感兴趣，并大胆地走近自然科学王国，没有一丝害怕心理。这点是很重要的。爱因斯坦对英费尔德说：“从柯南·道尔写出动人的故事以来，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这样开始的：侦探首先搜集他所需要的、至少也是他的问题的某一方面所需要的一切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是很奇怪的、不连贯的，并且是毫不相关的。可是这个大侦探知道这时不需要再继续侦察了，现在只要用纯粹的思维把所有的搜集起来的事件连贯起来。于是他拉拉小提琴，或者躺在安乐椅上抽抽烟，突然间，他灵机一动，这个关系找到了。他现在不仅能解释现有的线索，而且他知道还有其他许多事件一定也已经发生。因为现在他已十分准确地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出去收集他的理论的进一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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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理想实验”呢？
　　　　爱因斯坦是这方面的大师。可以说，正是设计、安排了一些关键性的“理想实验”才造就了爱因斯坦的伟大。
　　　　爱因斯坦从幼年起，就凝神默想，思考过以下两个问题：
　　　　１． 若是有人正在跟着光线跑，并努力去赶上它，将会发生什么？
　　　　２． 把一个人关在一个自由下落的升降机上，将会发生什么？
　　　　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理想实验”，因为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做这样的实验。
　　　　爱因斯坦从头一个问题的答案发展了狭义相对论；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反映了爱因斯坦对“理想实验”的偏爱和他的孩子似的怀疑司空见惯、简单事物的能力。
　　　　学校教育（包括教科书）使人们失去了怀疑的能力。只有天才才能保持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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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在科学史（广而言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功绩作了中肯的评价：
　　　　“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的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
　　　　在另一本书上，爱因斯坦说，伽利略的发现是“物理学的诞生日”（ｄｉｅ Ｇｅｂｕｒｔｓｓｔｕｎｄｅ 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
　　　　我忘不了这句话。
　　　　我自修物理学，正是从伽利略的这一发现开始的。这是我的“第一课”。我是“入门正，立志高。”
　　　　我要感激爱因斯坦的名著《物理学进化》把我领进了理论物理学王国。不久我便明白，我的志向是对那些伟大的普遍的自然法则（比如热力学两大定律）肃然起敬，敬而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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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盲人走路。遇到巷子转弯处，他会知道要转弯。１６岁的我曾问过盲人：“你怎么知道在这里转弯？”
　　　　“转弯的地方有风。”
　　　　这回答给了我难忘印象。待我长大了，才渐渐明白其中道理。正常人用视觉去认路。盲人只好动用常人不用的触觉去辨认方向。因为巷子转弯处气流有微弱变化。常人感觉不到这变化。盲人以非常敏感的皮肤对冷热的感觉捕捉到了这变化。——这是生存的必须。这是存在下去的迫切需要。我偏爱“理想实验”也是生存的必须。理由也很顽强。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我精读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进化》当属于“名著阅读”。我以为，今天至少以下４类人也要必修这本书：
　　　　１． 准备投考理工科的高中学生。报考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化学系的人自不必说。就是在校的理工科学生也有必要精读它。比如环保系的学生。因为环境科学的核心概念是“能量”。《物理学进化》一书有精辟论述。
　　　　不妨把它当成是一本侦探小说来读吧！
　　　　如今有周肇威先生的译本：《物理学的进化》，译自英文，译文质量不错。１９９８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只印了４千册！
　　　　太少了！这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素质不高。
　　　　这个印数使我痛苦。
　　　　如果有朝一日这类书的印数达到１０万册，我们民族拿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便会大得多。
　　　　２． 学哲学的人，有必要读它。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开口谈哲学。
　　　　３． 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也有这个必要。
　　　　４． 党政领导干部有必要读它。
　　　　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科技大国。
　　　　我们不要求领导干部去懂量子力学的细节和里面的高深尖数学物理方程，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理应能为我们了解。这就好比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尽管不会拉小提琴，也看不懂总谱，但贝多芬和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那些主题我们还是能听懂的，并与之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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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下乡参加劳动明显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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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给我看了三样他最得意的东西：
　　　　第１，旧唱片，Ｍａｄ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是二战前日本人的盗版，原版是美国货，哥伦比亚公司出品。每张都很重。
　　　　林先生收藏的尽是些小品，如舒伯特的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和《冬之旅》，门德
　　　　尔松的《无言的歌》，以及许多德国民歌，如《冬天已过去》；《月亮已升起》。其中有一些非常非常珍贵。
　　　　林先生的收藏和温德先生的收藏可以相互补充，尽管从数量上看林的收藏仅为温的收藏的十分之一。打个比喻，两者合起来是一桌盛宴，林的收藏是冷盆、小菜和饭后的冰淇淋；温的收藏是北京烤鸭、烤乳猪、烤全羊等主菜。
　　　　当然，林的音响设备还是战前手摇式唱机，每唱两三张便要换唱针。即使这样，也免不了发出磨擦的沙沙声。不过，优美的旋律还是令我陶醉。
　　　　三年来，我把林家的一些最好唱片都听得滚瓜烂熟，融进了我的血液。林先生总是和我一块欣赏，而且百听不厌。他的口头语是：“好听，好听！”
　　　　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住了半年。有一回，有所商业专科学校举办校庆，晚上有联欢会。会上有手风琴、吉他伴奏。有人提议合唱几首德国民歌。我跟着唱了十多首。只有两三个上年纪的老师能跟上。施密特校长好奇地问我，我是从哪里学会这些古老的德国民歌？
　　　　“三十多年前听唱片听会的！”我说。
　　　　“你的德文歌词发音很准。”校长夸奖我。
　　　　接着他对在座的青年学生说：“你们应当感到惭愧。人家一个中国人都能唱十多首德国民歌，你们反而不会！”
　　　　的确，我非常喜欢德国民歌。这些优美的旋律是德意志民族的心声。它代表了善，而纳粹德国的军歌则代表了恶。
　　 第２，林先生指给我看摆放在客厅里的一架破钢琴，是他用稿费１００元从旧货店买来的。许多音都不准，根本不能弹，这使我失望。因为当时我正在学钢琴。
　　　　他买下钢琴，仅仅是作为一种摆设，一种高层次的象征。当然也是对古典音乐表示崇拜的一种符号。
　　　　这符号并不坏，就像今天有人崇拜大自然的野性，在客厅里挂一个野牛头骨或羚羊角。
　　　　第３，林先生说他正在翻译普朗克（Ｍ． Ｐｌａｎｃｋ）的小册子，每本不过三四万字，如：《为世界观而搏斗的物理学》《宗教和自然科学》。
　　　　当场我就被这些书名感染，就像一个饿汉闻到烤鸭飘香。
　　　　“林先生，你能把德文原版给我看吗？”
　　　　当这两个题目的德文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一亮：我被震撼了！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我的大脑总有这样一种反应：对一些译文，我的反应常常是平平，震级是三级；一看到原文，即被它深深感染，震级为八级。尤其是当原文每个开头字母是大写的时候，我觉得有种庄严、神圣和崇高感迎面扑来；我觉得每个开头字母大写营造了一种古希腊罗马建筑的美感或韵律，对我的大脑是个冲击。比如：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宗教和自然科学）。Ｒ和Ｎ均为大写字母。
　　　　《ｂｅｒ 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ｋｒｉｓ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论数学新的基础危机）。
　　　　在我成长、形成世界观的过程中，我的大脑这种反映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它给了我激情，进入角色。——这比什么都重要。
　　　　林先生已经把普朗克的《科学自传》译出来了，也出版了，仅三万字，商务印书馆出的。其中有一段，林先生很得意，特意在我面前朗诵，为的是“奇文共欣赏”：
　　　　“我在慕尼黑麦克斯米利安中学念书的时候，数学老师缪勒教了我多年的数学……他懂得用生动、具体、卓有成效的例子来阐明他教给我们学生的那些物理定律的意义。”
　　　　“比方说，我所接受的第一个独立于人而绝对有效的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原理，它宛如一种救世福音响彻了我的心坎。缪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辛辛苦苦把一块沉重的砖头扛上屋顶去的泥瓦匠的故事；他讲得非常出色，娓娓动听，那是我忘不了的。泥瓦匠在他扛砖的时候所做的功并没有消失，而是原封不动地被贮存了起来。或许贮存了许多年之久，直到也许有那么一天，这块砖头松动了，以致于落在下面一个人的头上。”
　　　　这个故事也深深触动了我。它也像一个救世的福音，响彻了我的心坎！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来回顾这段往事，便很清楚了。当年我对这条有关“能量守恒原理”之所以产生了刻骨的共鸣，估计有以下原因：
　　　　Ａ． 社会政治（表层）原因。
　　　　反右后的北大，什么都是动荡的，人心没有了安全、稳定感。也没有了确定性。在这种大背景下，我特别渴望攀附到一块坚固的岩石。
　　　　我想起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之后，必然是佛教思潮盛行之日。对于我，数学、物理学绝对有效的真理（如能量守恒原理）便成了佛教的代用品。面对外界环境对人的压抑，这个代用品于我有保持心灵独立的功能。
　　　　Ｂ． 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的深层原因。
　　 这比前一个原因要深层得多。即使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这个原因，这一追求，这一根本的动机，依然不会消失，永远会在那里起持久的作用。
　　　　事实上，探求能量守恒原理也正好构成了普朗克漫长科学研究道路的出发点。它之所以“宛如一种救世福音”响彻了少年普朗克的心坎，是因为他从此开始发现了“自我”，渐渐寻找到了“精神家园”，获得了一种为之而生和为之而死的科学信念（这是宗教信念的代用 品）：
　　　　追寻那些独立于我们人类的主体精神而存在的、绝对有效的普遍世界规律。
　　　　这就是“从相对到绝对”。（Ｖｏ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ｎ Ｚｕｍ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１９２４年普朗克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一篇讲演，题目便是这个标题。对千百万大众，寺庙、教学里的建筑空间是他们皈依的宗教；对极少数人，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包括禅宗）才是走近上帝的地方。分清这一点是我的觉悟，标志了我开始走向成熟。
　　　　１９５８年深秋去中关村拜访林书闵对于我的进一步成长是一件重大的事，它和温德先生家的音乐“第一课”具有同等的意义。
　　　　这两位先生是无心，我则是有意。
　　　　当时林先生告诉我，他翻译《普朗克科学自传》这本小册子，商务印书馆付给他四五百元稿费。这相当于我三年的助学金总数。听后我记得我没有为此动心，并没有受到什么诱惑。而对我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只有这两样永恒的东西：
　　　　德国民歌；
　　　　普朗克的科学道路，以及物理学同哲学的关系。
　　　　今天，这两样东西还在我的血管里日夜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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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关村林先生家走出来，我发觉我追求的对象是理论物理学及其哲学，是从相对逼近绝对，是爱绝对。（Ｔｈｉｓ Ｌｏ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这爱胜过名利地位。这爱在本质上是爱上帝。这爱铸造了我一生，直到今天，它还在继续铸造。没有这爱，我的内心堡垒便会轰隆一声坍塌。
　　　　为此，我要感谢林先生，尽管他没有直接教给我什么，但普朗克这个名字却是我从他那里知道的。这也就够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和领悟。中国古人有言：
　　　　“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
　　　　看来，我是以神听了，所以能听到骨子、血液里去。我读书，尽量做到三步到位：；眼到、心到、神到。
　　　　林先生家有两张唱片是温德家没有的：
　　　　Ａ． 一首英文歌《意大利花园》（Ｉｔａｌｙ Ｇａｒｄｅｎ），吉他伴奏，女低音，很煽情，很有磁性。开头一句是：
　　　　Ｃｏｍｅ ｔｏ Ｍｙ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ｔａｌｙ…… Ｉ ａｍ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ｙｏｕ ……（来到我的意大利花园……我正等着你……）
　　　　是１９世纪末的一首情歌，非常美。
　　　　有一回深夜我经过未名湖，用口哨吹着这首歌的旋律。第二天奥地利老师蔡司贝格在课后问我：
　　　　“昨天夜里有人用口哨在未名湖吹《Ｉｔａｌｙ Ｇａｒｄｅｎ》，整个湖边周围都能听到，很好听，我估计是你……年青的时候，我在维也纳咖啡馆经常听它，我非常喜欢这首曲子，只是多年不听了。”
　　　　Ｂ． 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小提琴曲）。
　　　　１９５９年早春，林先生为我放这首乐曲，我的血液马上被煽动起来了，说：“把窗子打开，让春天进来！”
　　　　其实北京的早春还很冷。４４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能记得我当年发自内心的这句感叹。
　　　　今天，我家的音响设备由于科技进步，比温德、林书闵先生家的音响不知要先进多少倍，但我忘不了朗润园和中关村两地的管弦和歌唱。早年，我的音乐教育主要来自这两处，第三处便是北大钢琴社。好几架钢琴散落在校内好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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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说：“能观千剑则识剑。”
　　　　听音乐如同读书：听百遍，义自见。又是中国古人所言：“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
　　　　《颜氏家训》告诫：“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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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搬了家，从中关村搬到成府，地处清华正门和北大后门之间地带，屋子比较破旧。我只去过一次。唱机和钢琴早已不知去向。估计被红卫兵扫四旧扫掉了！
　　　　我为那些唱片而惋惜。那是革文化的命，天大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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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译完了《热力学讲义》这部世界名著，对普朗克的这些著作，爱因斯坦的评价是：“这些书都是物理学文献中的杰作。没有一个物理学家的藏书室可以没有这些书。在这些书中普朗克把自己的大部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概括进去了，并使他的同行都能看懂。”林先生的译稿没有付印。我见过他的译稿，里面的数学物理公式写得尤其规范。
　　　　普朗克和他的译者都走了，这些公式还活着。即使是有朝一日地球上连一个人都没有，人类已经绝迹，热力学的数学物理公式依旧会有效。——普朗克多次提到这一点，给了我难忘印象。所以在我眼里，研究物理学是走近永恒，是“朝圣”。这才是普朗克的论著给我最大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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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本样书是我在德国收到的，通过慢件从中国寄到我手中。当时我在波恩莱茵河岸边一家咖啡屋读到它，我自然想起我在北大精读普朗克论著的峥嵘岁月。这部砖头厚的书是我多年（包括我在海边放羊６年）“俯而读，仰而思”的总结。我用普朗克的物理学道路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全书，涉及量子物理学的一些主要概念进化的历史和它的哲学意义。
　　　　沿着莱茵河作长距离散步，我又一次记起方以智的幸福感：
　　　　“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衷其间，岂不幸乎！”
　　　　早年阅读普朗克的论著，撰写《普朗克之魂》，是在中国；书印出来了，到我手中，看样书，却是在德国——普朗克的祖国，是我先前没有料想到的！
　　　　今天我要问：当年我作为北大一个文科学生，毅然决然潜心阅读普朗克的书，勇敢地走进量子物理学及其哲学世界的动机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吸引我？从德国文学转到量子物理学的跨度是很大的。完成这个跨度要有一定的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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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有言：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便是在自然界的基本现象或规律面前表示深深的敬畏和惊叹不已。
　　　　每经历过这样一种境界，我就有了一次大的长进。我说过，那三年多，我是月月不一样，半年大变样。我自己都能听到我前进的脚步声。
　　　　我是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赶路。我把自己比成是一列晚点的列车。
　　　　我不是为了追求“丰屋、美服、厚味和姣色”。我是为了得大道。得小道，小有福；得大道，大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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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读书方法常常是这样的：从物理大楼出来，习惯向右手那条小路走，经过成府，沿着一条小水沟，去圆明园，跑到蔓草离离路道旁，在悲风愁白杨的环境中去消化接受到的大量信息；或者晚上七点，从物理大楼出来，直接去朗润园，借助于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去同普朗克的灵魂相交汇。
　　　　在普朗克的漫长一生中，有两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都丧失了一个儿子，在他的内心造成了巨大创伤。所以他特别渴望灵魂的宁静和平衡。——这必然引起我的内心共鸣。
　　　　普朗克是一位合格的钢琴家。德国有不少大物理学家都能弹一手好钢琴。战前，普朗克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钢琴伴奏，曲子多半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这些回忆文章无疑拔高了我的层次、视野或眼界。从中我知道，生命应当像他们那样去度过。只有这样，生命才有意义。这也进一步决定了我的价值观以及生存方式或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士志于道”；“君子学以致其道”。（基本物理定律和法则便是大道）老子提倡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偏爱过恬淡虚静的精神生活。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如此，尽管我今天有较多的金钱来支撑过一种小康的物质生活，但我拒绝奢侈。因为这不利于默契大道。何况在北大６年，我依靠助学金，刚有温饱，只有选择恬淡虚静，对物质不敢有什么奢望。所以贫困对学生自身的成长不是件坏事。当然贫困的界限是刚有温饱。物质生活的贫困迫使人跑到精神领域（科学、艺术和哲学）去寻找弥补、补救和平衡。
　　　　许多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贝勒爷和格格，公子哥儿，八旗子弟的优越条件，往往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尤其不利于走向“世界哲学”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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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主楼出来，我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因为是预料中的事。这时候，我又习惯性地往未名湖边的钟亭走去。我自然想到我今后的归路。此时此刻，我特别需要一个“诚”字。在中国哲学中，“诚”这个汉字非常重要。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诚者，圣人之性也。”（真诚是圣人的本性）
　　　　“至诚者，天之道也。”（基本物理定律或法则便是至诚的，它从不擅自改变，始终如一。许多很不相同的分支，都由同一条法则来支配）
　　　　培根说过：“要认识真理，先要认识真理的条件。”
　　　　至诚便是真理的第一个大前提，第一个成立的条件。
　　　　想到这里，我的意志比以前更坚强。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意志了。我不孤独，我有我的意志、我的广大世界同我日夜作伴。
　　　　在钟亭坐久了，有晚景卧钟边的况味。我用双手摸着那口多年沉默不语的大钟，我在同自己倾心交谈，自己宽慰自己。我想，也许一切业余的才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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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
　　　　在人类精神苍穹底下，我开始习惯眼望闪电，耳听惊雷。这一回的雷鸣闪电来自生物学。我越来越感受到：
　　　　思想、观念就是力量。比起知识，思想、观念更为有力。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智慧。
　　　　我爱思想、观念远远胜过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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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世界哲学”，不能没有这“气”。其中有这样两本：《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莱伊尔和近代地质学）；《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地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
　　　　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北大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我愿在这里待上１０年，读１０年书，每月只领取１４元５角的助学金，物质生活只要求维持在温饱水平！
　　　　从阅读中，我知道，不仅岩石圈，就是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乃至于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统统都是时间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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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质学的一线门缝里望去，我看到：河流和岩石，海洋和大陆，都经历过各种变化；但指导那些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所服从的法则，始终是相同的。（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ｃｄ ｉｎｖａｒ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按我的理解，这正是大自然的“至诚”。
　　　　这正是“至诚者，天之道也”。（唐朝，李翱）
　　　　苏轼有言：“天不容伪。”
　　　　“世界哲学”安放在地质学原理上是可靠的。这才是懂得“天高地厚”。
　　　　按这条思路跟踪追迹下去，我必然会对古生物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发生浓厚兴趣。当然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一条狭窄的缝，往里面的王国投以一瞥。心理动机只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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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１８、 １９世纪的欧洲学者，他们偏爱把自己的学问同哲学挂钩，这样整个认识层次便上了一个台阶。（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估计这是牛顿深远影响的缘故。牛顿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之为《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和他的世界体系》。我对这个书名有种敬畏和肃然起敬感。尤其是站在该书的英文名字面前（每个开头字母大写），我的敬畏心情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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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法文。当时我读的是英译本：《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北大图书馆又有收藏！记得盖了“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在书中，拉马克在扉页中谈起他的研究动机，引起了我的共鸣（同书中伟人产生共鸣是我６年求学时期最主要的经历）：
　　　　“观察自然，研究她所生的万物；追求万物，探究其普遍的或特殊的关系；再去捕捉自然界中的秩序，把握她进行的方向，握住她运作的法则……这等工作……还能给我们找到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快乐，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
　　　　这后一句，尤其给了我安慰。逃向大自然是我当年倔傲抗世的方式。我只能走这条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个传统：“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我也不例外。
　　　　拉马克（１７４４—１８２９）是法国人，进化论先驱。他有句格言给了我深刻印象：“大自然就是时间。”
　　　　意思是：大自然创造万事万物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说，大自然的动作很慢，她非得用悠缓的时间去完成她的大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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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则很达观。所以在我的基因里既有忧虑又有达观。后来，我都把它们提升到了世界哲学的层面，成了“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提升要受教育）
　　　　所以我这个人有两个灵魂。或者说，我是两个灵魂的交织物或混血儿：“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前者是母亲，后者是父亲。两个灵魂的起步和开始形成，都在北大。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和体认便涉及到“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
　　　　许多年（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一直处在“对生的沉思和对死的默念”状态，包括追问时空的本质。
　　　　有位法国文豪说：“时间盲目，人类愚蠢。”
　　　　前半部他说错了。时间缓缓悠悠，不慌不忙，总是朝一个方向流驶，给人柔弱、无所作为的印象或错觉。
　　　　其实时间是最有作为的。它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特别清楚，特别明确，而且是永不回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时间创造一切，也毁灭一切。它知道创造什么、毁灭什么。它有自己的选择和最高法则。它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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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统统在时空这个大框架内、大舞台上进行。所有的事件（天上人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大小小的戏。宇宙一舞台，万事万物都是戏。没有空间，哪来时间？没有时间，何来空间？时空是一枚金币的两个面。当然还有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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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我涉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绝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我份内的事。因为它为我的世界观提供、搭建了一个地球和生物进化的大框架。学社会科学的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也有必要读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进化论的书（即使是卖掉裤子）。原因很简单：它能有助于你“善养吾浩然之气”。对各行各业，这气是至关重要的。气，可营造一个人的大将风度。
　　　　退一步来看，当年我跑到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去望野眼，的确有“以山林为小隐”、“以朝市为大隐”的味道。这是时代所迫。今天的大学生也许很难理解五十年代大学生的心态。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另类。像我这样的学生估计有一些。但我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是很独特、很典型的。故意留一级恐怕只有我一人。这是病态环境下的健康反应；是健康的被扭曲或扭曲性质的健康。里面有坚强的主观战斗精神。（当然这是我今天的回顾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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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地球人。在我死之前，我怎能不对地球和生物现象谈谈我的看法呢？过几年，我一定写本《生物学的哲学》，为的是总结我多年对生物现象（包括地球的进化、气候变动和生物多样性）的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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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需要照顾的人和事物。撰写《生物学的哲学》便是其中一件。我忘不了当年我在北大卖裤子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１７年的经历。每个人都要找到继续活下去的顽强理由。
　　　　写完这一章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夜里１１点半。我缓缓放下了笔，看着窗外连夜的风和雨，想起唐朝韩愈的诗：“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多亏当年我的初恋失败，促使爱的目标大位移，居然把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大门也推开了一条长长的缝！
　　　　汉朝焦赣说：“因祸受福，喜盈我室。”
　　　　又说：“初虽啼号，后必庆笑。”
　　　　此时此刻的我，书斋灯火通明，不正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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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古希腊人给哲学下的定义。
　　　　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