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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古希腊人给哲学下的定义。
　　　　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
　　　　从一开始，我就很满意这种说法。不久，我更赞成这样一个定义：
　　　　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世界终极原因”的学问——人们把它称之为“第一哲学”。走进哲学王国有多条路。最后是殊途同归。
　　　　一开始，我是从西方哲学着手、上路的。后来才推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其中包括印度哲学。这一推，便陷了进去，脱不了身，成了俘虏。
　　　　搞哲学，我是野路子。
　　　　那么，什么是正统路子呢？读哈佛大学、北大哲学系？或者是进复旦哲学系？我却不这样看。
　　　　依我看，最好的路子是先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然后再去推开哲学的大门，这才是“入正门”。哲学必须是个钟摆，来回在科学、艺术两端摆动。科学使哲学可靠、可信，艺术使哲学可亲、可爱——这是我在北大领悟到的，是我的一大收获，是用我的心血和灵魂换来的。这摆动其实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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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方哲学智慧
　　　　大学６年，我在西方哲学上下的功夫仅次于物理学，同中国哲学相当。我有意识地做到东、西方哲学并重。当然都不深，也不系统。只是往犁沟里撒种。不为什么，只是为自己，为灵有所寄、魂有所托；为获得、达到“四禅心不动”。涉及主要人物除古希腊哲人外，还有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狄德罗、孔德、雅斯贝尔斯、马里坦、泰依亚、罗素、怀特海和“维也纳学派”成员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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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提示：２千５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东西最触动我的灵魂？
　　　　我注意到康德在早年大量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不奇怪，因为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哲学和神学。所以康德的哲学是可信的。
　　　　爱因斯坦一直在精读他的书，并为他的深邃思想发出惊叹或叹服。能打动爱因斯坦的人不多。康德、休谟和叔本华是其中三位。爱因斯坦对尼采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的书只有语言的价值，缺少深度。
　　　　毕业前夕，我注意到：德国大自然科学在他们论著的扉页上常引用三个人的格言，作为照亮自己道路的灯塔：柏拉图、康德和歌德。他们几乎闭口不提黑格尔——这一现象给了我难忘印象。也是在毕业前夕，在聆听贝多芬《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我突然悟出：康德哲学体系是教堂尖顶的十字架。它由自然律（必须）和人间道德律（应该）交叉而成。
　　　　这样的领悟于我，就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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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依亚的少数作品译成了英文。我只有通过英文去走近他。大概是１９６１年５月，我从一本英文杂志上读到他的思想，内心受到了一次不小震撼，就如同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开始的那段如钟声般的引子——缓慢、均匀而庄严，其音响从倍弱发展到倍强——对我的冲击。
　　　　都是天风海涛，都是天地间绝妙的语言符号系统！
　　　　泰依亚说（大意）：世界是一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它拥有无限的容量。它必然会朝着上帝宏伟、壮丽的目标和场所前进。世界进程是有意义的。
　　　　他说出这个哲学命题和其他人说出的不同。他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发掘过多少哺乳动物的化石啊！这些化石必然会引导他作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其主角只能是时间。事实上，１９７２年后他出版了《在时间·空间中的反省和祈祷》。
　　　　人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进程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引伸和发挥。其时未名湖畔土坡上钟亭的周遭已是夜色沉沉的情景。但我的内心却是月光如水水如天，此夜一轮满的澄明境界——这就是哲学的价值和用途。如果我不研究哲学，我这一生便是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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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提一下马尔萨斯。走近他的“人口哲学”是我走近西方哲学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批判马寅初校长才把我推了一下，才去读有关他的生平传记和论著。
　　　　从书本上结识一位新的杰出人物是人生一大乐事。因为这意味着多了一个火把。火把是照亮人生之旅的智慧之光。
　　　　天上有“日月无私照”，地上有哲人的智慧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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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本华有言：“大思想家真是凤毛麟角，千万人中未必能挑出一个大思想家来。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要流落在迷茫无际的大海里。”
　　　　看来，大学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
　　　　在众多领域，寻找这些灯塔。没有比在海上生风暴的黑夜中从远处瞥见到从灯塔射出的一线亮光让我更兴奋、更幸福的了！
　　　　这就是我的学生时代。
　　　　哲学不是我学的专业。恰如理论物理学不是我在课堂上的专业。西方古典音乐又何尝是我的专业？哲学、物理学、数学及其哲学基础、音乐、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统统都是业余的！业余的才最美，最有吸引力，最新鲜，也最勾魂！
　　　　统统都是业余的，但又都是我的专业，我份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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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研究哲学的快感或快乐，归根到底是把握、理解世界结构的满足。这比做皇帝还过瘾。因为皇帝的威风不过是统治一个国家，而哲学是个“王”字：三横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笔，贯穿天、地、人，一一串起、收拾，便是哲学——这是我毕业离校时的认识水平。算是一篇毕业论文吧，仅仅是业余的。
　　　　三四十年后，我的所有写作（包括迄今为止出版的四十六本书），统统都是这个“王”字的深入、详尽展开。我是为这个“王”字才朝气蓬勃地活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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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住，它的价值全在精神、灵魂的需要。我一再说，从事哲学研究就是“朝圣”，向上帝走去。后来，好多次我看过藏民“朝圣”的纪录片，深为感动。好几百公里，一路跪拜，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土地，动作一丝不苟。心目中只有神。
　　　　这就是我一再说到的“至诚”。有了这份虔诚，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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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要看看！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惊讶永远是最最好的导师。一查目录卡，图书馆又有收藏，而且还有他的《科学的统一》（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３４年；《概率的逻辑基础》（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５０年。
　　　　读这些书，对于我，就像过狂欢节。这是精神上的、世界观的狂欢节。更妙不可言的是：白天读这类书（即便不完全懂，只能看懂一半或三分之一），晚上又去朗润园欣赏海顿、勃拉姆斯和肖邦。肖邦一些小夜曲是甜美的忧伤、淡淡的哀愁（比如作品第９、１５和２２号），掏心揪肺，属于尘世的白日梦幻。
　　　　当这梦同世界的逻辑结构相碰撞、相交汇在我内心的时候，我的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还是陶渊明那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大学６年，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事实上，人生在世有些事物和意境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说出的。语言文字有它的局限性。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当年德、英文的术语“基础”、“起源”、“结构”、“原理”最能引起我的共鸣——这正是内心的“世界哲学情结”。这才是叫开哲学王国大门的“芝麻芝麻，开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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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哲学智慧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这两年对我一生的成长是决定性的。从各个领域涌来许多信息，而且是属于世界一流，连二流都没有。我几乎要得“消化不良症”。
　　　　我只有充分利用一切时间。睡眠时间很少。洗衣服更顾不上，于是发生了几件衣服浸泡在脸盆长达一个月、水面上生出了一层绿色的微生物、发出一种臭味的事件。我只有对不起那几件衣服了。我牺牲了它们，缩短了它们的天然寿命，没有物尽其用，为了形成我的世界观，为了一搏，为世界观而搏。
　　　　有什么办法呢？每天２４小时是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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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常有学习批判会，争论教学改革，辩论什么是“又红又专”。我心里早有定论：全是他妈的扯蛋！
　　　　每个人都在演戏。至少我在演。大多是心口不一。都有一个假面具。有人扮演左派角色，有人居中，我只能偏右，但又不能太右，否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学会了把握分寸或尺度。有时也暴露几句对“三面红旗”不理解的“活思想”，然后遭到一阵批判，我只当他们 放屁，耳边风，从不往心里去。我知道什么东西该往心里去。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些世界经典和名著（包括西方古典音乐）。这是一道长城，坚固的防御体系，凡是不符合真善美的东西休想入侵，休想进入我的内心。我知道，凡是值得往心里去的，我可以卖掉裤子和毛毯。一旦有了这个标准或价值观，便宣告我开始走向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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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
　　　　不错，强权、权势可以把某人关进大牢，但他的思想、观念照样可以推理，海阔天空！因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朱文公文集》）不过中国哲学这个气魄很大的命题如果得到“实验加上数学”的支撑便会很有力量。
　　　　知识＋智慧＝力量
　　　　１９５８年秋天之前，我从没有正式接触过中国哲学。那年秋天，开学不久，我读到１９４９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 写的一本论述物理学和哲学的书（英译本）。在书中，他引用了庄子一句格言。
　　　　当时我对这句格言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或叫嗅觉，感到此中有真意。于是从《庄子》中查找原出处。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共十个汉字，呈诗的结构，从此格吱一声，推开了中国哲学宝库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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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作为思想家的级别，和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均属于世界级，属于一流。
　　　　他这句醒世恒言影响了我一生。这不是知识，是哲学智慧。
　　　　它像面旗帜，站在它下面，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自得其乐。中国科学家如果用这句格言来鼓舞自己，拓展自己的心胸和眼界，“善养吾浩然之气”，荣获诺贝尔奖的可能便会大些。其实在这面旗帜下做学问，仰观俯察，本身就是一种天大的幸福。自那以后，我便断断续续读了不少中国哲学。从那里得到的惊叹号几乎同从西方哲学得到的一样多。
　　　　我始终进行东、西方哲学比较，即对比较哲学研究感兴趣。在当时，我在这方面即有萌芽。其实把现代自然科学成就放进庄子的十个汉字“大空筐”便是这萌芽。
　　　　４０多年来，有两类书是我的床头读物：中国古代哲学（包括美学）；中国古诗。
　　　　在一个中国人的血管里，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在流淌（当然不必每个人都很多），那他还是中国人吗？
　　　　事后多年，我才意识到，我推开中国哲学的大门，有点怪：是日本一位物理学家引导我看的结果。这是“出口转内销”。
　　　　这些年有的中国人去美国，想买些美国货带回家。因为一般来说，美国货比中国货要高级。回到家一看，原来是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这时才恍然大悟，刮目相看，重新认识中国货。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看中国哲学的。当时我刚好２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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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大６年，正是天道地道人道，正是哲学这个关键词，像条红线，贯穿了我的整个求学时期。越是往后，快走出校门，这条红线便越清晰，越有力。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我从《吕氏春秋》读到：“知不知，上矣。”（能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这很好啊）我觉得这话像是对我说的。它刻画了我当时的精神状况。
　　　　渐渐地，我开始懂得将人生世界结构予以哲学化。或者说把哲学予以人生世界化。直到今天，我仍旧走在这条路上。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当然还有后来的十年文革，“哲学”是被误解、曲解、糟蹋得最厉害的一个词。不过从一开始，我的“哲学”定义便是原汁原味的。今天我仍然为这一点而自豪。
　　　　近几年来（１９９８－２００３）我对犯罪行为心理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说到底，我是对犯罪行为的脑科学根源或其哲学背景特别关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２日，我从《检察日报》读到两条消息，令我惊讶：
　　　　１． 河南平舆县玉皇庙乡人，黄勇（男），２９岁，平时酷爱看凶杀恐怖片，觉得“杀人很刺激”。从２００１年９以来，他采取欺骗手段将被害人从录像厅、网吧……骗至家中，先后杀死青少年１７人，杀伤１人，并将死者尸体掩埋在自己室内和院内。
　　　　日本学者有个术语叫“快乐杀人”。该术语源自德国犯罪学论著。其脑科学根源是什么？犯罪学的哲学背景是什么？
　　　　２． 美国每年估计发生７万件未成年人纵火案。１３－１８岁占总数的４１％。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无法抗拒纵火的欲望呢？
　　　　其脑科学根源是什么？它的哲学背景呢？
　　　　其实我这种追溯、探本溯源的冲动起始于北大。我今天探究哲学的热情是北大时期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２００５年，我计划写本专著《人为什么会犯罪——犯罪学的哲学》。我要追问：猫、狗、熊、眼镜蛇、狼、大象……会犯罪吗？有犯罪这一说吗？犯罪是人的专利。
　　　　当然，战争是人类最大犯罪。“９·１１”和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伊斯坦布尔的连环爆炸事件，以及２００４年３月马德里的恐怖袭击同样是最大犯罪。我不愿看到我们的世界是这个恐怖的样子：今天这里爆炸，明天那里火光冲天，血肉横飞。
　　　　世界应该这样：今天这里是世界杯足球赛，明天那里是狂欢节，后天又是世博会，肖邦钢琴大赛，世界小姐选拔……
　　　　面对人生世界的结构，追问一连串的“为什么”，是母校北大培育我的结果。母校用她丰富、养人的乳汁喂大了我。——这才是“母校”的真正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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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年政治运动不断，到处是限制、批判和监视的大环境下，内心有诗的萌芽和冲动，真是谈何容易！那是扑灭诗的年代。
　　　　其实，我所理解的诗是广义的，不限于唐诗，不限于雪莱、歌德、海涅和普希金。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数学物理公式便是宇宙间第一等诗。当然还有“地质学诗”。
　　　　２０世纪初，德国人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漂移说”不是“地质学诗”是什么？它若不能惊风雨、泣鬼神，还有哪首诗能？！
　　　　反右后北大令人窒息、压抑的环境使我胸中有一团悲愤、勃然不可磨灭之气，可以接纳“世界诗”的高古、苍劲、荒寒；开始把人生世界的结构看成是诗意结构。
　　　　汉代和魏晋悲怨诗特别能在我心中激起共鸣。我尤其害怕又偏爱那些触及人生、世界本质的诗。
　　　　一旦当它们同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数学物理公式相碰撞、交汇在一起，我就想哭。歌也有思，哭也有怀，颇有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的况味。我说过，大学６年，我是在心泪中长大的。
　　　　眼泪不会催人成长；只有心泪才有这种作用和功能。司马迁说：“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中国古诗词最精华的部分都是诗人心泪的结晶。先要诗人自己哭，然后才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我觉醒到这一层，我便宣告自己开始挣脱了平庸。
　　　　北大校园内外环境（包括圆明园废墟、西郊荒野、香山一带）特别有助于一个人的诗意觉醒或诗境的营构。上海就少有这种氛围。
　　　　有时候，我会在一个星期天独自一人步行去香山卧佛寺一带，去体验“清心听镝”的出世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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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跑到林书闵老师家去听唱片。因为他家有不少根据海涅的诗谱成的艺术歌曲。
　　　　初夏之交，我常常夹着他的诗集到圆明园和香山一带去漫游。看到紫罗兰或是野玫瑰、“勿忘我”，便随手采摘一朵，夹在诗集里。至今这些枯萎了四十多年的植物标本还躺在我的藏书中。它们成了我当年浪漫情调和诗意觉醒的见证。很遗憾，当年我身边没有女人，没有恋爱的对象。手上有刚采集到的“勿忘我”或紫罗兰（我非常喜欢紫色，因为它有种淡淡哀愁、忧伤的情调，惹人疼爱），就是没有赠送的对象，完全辜负了北大这个恋爱最理想的地方。上海吗？今天的上海没有圆明园和香山，只有茶坊和咖啡屋。咖啡屋里的恋爱质量和级别怎能同圆明园和香山的“荒野场”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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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这个汉字
　　　　今天我才明白，大学６年，我作为一个文科学生，努力涉猎数理学科，寻找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字作推广。
　　　　试图从点到线到面再到立体作推广，是我在北大养成的思路或思维方式。这对我一生是决定性的。
　　　　原来对“文”这个汉字的认识和理解几乎耗费了我四十多年的时间，这已是我一生。
　　　　今天我才明白，我对这个汉字的全部涵义的漫长把握过程，也是我一生成长的过程。只有当我把这个汉字的不同侧面和层面识读了，把握了，我才宣告我成熟了！
　　　　我一再说，我们自以为最熟悉的事物，其实是我们最不熟悉的。比如关于光的本质。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量子力学思想家们为此绞尽了脑汁。当然还有时间和空间的本质。
　　　　“文”是什么，其实也是个谜。因为它涉及语言、文字符号的本质。这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问。当然，乍一看，谁都知道“文”这个汉字指什么：
　　　　文章，文科，语文，国文，重理轻文，文科和理科，文字，文人，诗文，文坛，文风，文法，文笔，文体，文思，文盲，文句，文采……
　　　　对“文”字作上述理解对吗？当然不错。中国古人还作了进一步阐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文章者，不朽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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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语文和思维是相互依存的。
　　　　对于我们人类，没有语文，世界也就消失了，至少是混乱了。
　　　　当时我把“文”这个汉字作一推广是较模糊的，也是无意识的。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文”这个汉字应当且必须涵盖文科和理科。只有这样才是天地的至文。
　　　　原来，我一辈子都在同广义的语文打交道。学好它，成了我的人生使命。语言文字是我的归宿，我的家。没有语言文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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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太太家的宅子是明清风格的屋，虽小了些，但很精巧、别致，冬暖夏凉。赵先生常爱在屋前屋后种点什么，嘴巴边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或烟斗，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况味。
　　　　有时我路过他家，赵先生会同我神聊一个多小时，然后留我共进晚餐。不过今天我才懂得后悔，当时我没有从他那里详细了解纳粹德国时期普通老百姓状况。因为二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德国。比如，中国人在纳粹时代会受到歧视吗？
　　　　赵家请了一个保姆，叫吴妈，说满口的北京土话，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罗宋汤（牛肉、土豆和西红柿）。
　　　　好几回，我从温德先生家听完音乐走出来已是深夜。我特意从赵太太家门口经过。明月高照，湖面美极，静极。赵太太书房的灯还亮着。
　　　　四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那古色古香的花格子窗和里面的灯光，当然还有清风朗月中的、镜平波光的朗润园。我尤其忘不了秋雨鸣败荷，过客感秋多的情景。那里留下了我多少青春的脚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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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次听得太晚，过了１点，我睡在长沙发上。早上温德吩附仆人老张 为我也做一份早餐：香肠煎蛋、土豆泥、酸奶、面包。第三天碰到赵太太，她对我说：“听说你星期六晚上睡在温德先生家。这很好，他很寂寞，你常常去看他，他很会高兴！”
　　　　温德先生有个姐姐在英国。有一回他把老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他在印度、缅甸游历时的留影。他的主要兴趣在诗歌、哲学和音乐。业余爱好是养花、游泳和骑自行车。有一回，我们谈起圆明园。他从柜子里拿出世纪初英国出版的圆明园建筑图片，使我大开眼界。
　　　　１９６１年５月，他骑车摔伤，骨折，住在城里协和医院。我特意去探望他，给了他一份惊喜。那天，我足足陪了他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暮色苍茫，我才离去，回到北大。
　　　　８月，我便毕业离校。
　　　　文革中他同样受到冲击。红卫兵把他花园的花木全给拔了，毁了，说：“养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许养！”
　　　　温德跳起来，指着红卫兵的鼻子大骂：“你们这帮小土匪，擅自闯私宅！”
　　　　红卫兵不吃这套，扬言要揪斗老温德，除非他发表道歉声明。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在“自身难保”的困境中，还惦记赵太太和温德，特意去朗润园看了看。只看见大门前贴着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红卫兵勒令温德赔礼道歉的公开信。
　　　　另一张是温德向红卫兵道歉的信。（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
　　　　文革后期，我被审查，问我和温德究竟是什么关系？１９７３年北京人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我从报上看到有温德的名字，我才放下心。当时我正在辽西海边放羊。
　　　　１９７８年，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天我特意去看了温德先生。系里为了照顾他年事已高（９０多岁），特意在他的花园南头造了一幢小屋，大玻璃窗，冬天很暖和。
　　　　他卧在床上，用他那只满是老年斑的手握着我的手，说：“赵，我再也不听音乐了，耳朵不行。你自己去选几张唱片和几本乐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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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全班下放到小山村燕子口劳动锻炼半年。冯先生也下来体验生活１０天。恰好，冤家路窄，他和我同睡在一张大炕上（共６人）。我和他紧靠着。他的身体胖，体重估计是我的一倍。当年，人与人的关系相当紧张。
　　　　１０天，我好像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双方都很尴尬。主要是政治上的尴尬。罚站事件也是造成双方不自然的原因。谁的错？双方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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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不了凯勒的小说《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小说能写到这个份上，是人类创造力的骄傲。
　　　　１９８８年秋，我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去东德的柏林。车上遇上一对５０岁上下的瑞士夫妇。瑞士人一般讲德语和法语。当我同这对夫妇谈起凯勒和《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时候，那位细高个的夫人惊讶地说：“你读过这篇小说？！”她的语调和眼神流露出一点刮目相看和敬佩的意思。因为读这种文学作品，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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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窗外西伯利亚的一场初雪，我自然想起田德望先生的句子分析，是那样细腻、精辟、言之有理。难怪中国古人有这样的推崇：“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
　　　　德国文学作品和哲学论著常常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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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校园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
　　　　在我眼里，它既包括建筑，也包括校内外的大、中、小三圈环境。比如圆明园、海淀和香山一带。我甚至把圆明园废墟和荒野场也划进北大校园范围内。因为北大的西墙同圆明园仅一条小马路之隔。其实，北大、清华和圆明园是等边大三角形的三个角。每个角６０度。——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因为我逛的次数多。
　　　　可以说，在北大所有的一万多名学生中，我闲逛圆明园的次数恐怕要排名第一。因为我跑到那里去是为了同荒野对话，做功课；是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诚然，当年我的意识并没有这样清晰，但倾向是很明显的。不然我为什么隔五六天就往那里跑呢？比如遇到大事，要消化一个来自音乐、物理、哲学或古生物学的一特大惊叹号，我就要跑向那里去咀嚼。其实我当年主动留一级便是在圆明园下的最后决心。从那里的“场”——荒寒、高古和幽静——我仿佛能听到一种神圣的声音。
　　　　它才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命令，一种最高指示，我总是听从它，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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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北大建筑和校园环境
　　　　典雅、优美和有韵味的校园建筑对学生的熏陶和营养足足抵得上几位著名的教授。当然这种功能是潜移默化的。建筑场对学生的冲击是持久的，日日夜夜，春夏秋冬不分季节。——这不是我的理论或来自书本知识，是我６年的亲身体验。我的建筑艺术“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又是在北大上的。
　　其实北大建筑分新老两部分：
　　　　Ａ． 解放前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教学楼和宿舍。属于明、清建筑风格，堪称为一首首建筑诗，包括西校门，甚至也包括未名湖边的路灯——古香古色，特别有情调。６年来在我眼里，这些路灯的造型正是一首无言的诗，尤其是在下雪天，结了冰的湖面朦胧一片的时候。我尤其忘不了一湖寒雾同昏昏路灯的协奏，交响。
　　　　四十多年了，我还记得路灯这个细节。
　　　　我们今天的校园，恰恰就在忽视这些细节的艺术魅力。
　　　　Ｂ． 解放后新造的屋，包括教学楼、阅览室、大小饭厅和学生宿舍。只有实用价值。审美价值几乎为零，给人的大脑神经系统一种杂乱或零乱的感觉。如果把这些建筑的造型和色彩的语言转换成听觉语言，那便是一团刺耳的噪音。
　　　　其实，原燕京大学是清代长春园和万春园园林艺术的一部分。包括未名湖、朗润园、蔚秀园和镜春园……（园真多！）
　　　　燕园里的许多古物（华表、石狮子和驮碑的大龟）都是来自圆明园。所以不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古物遗存来看，五十年代的北大同圆明园原是一个整体。这是我把圆明园看成是北大校园一部分的理由。当然清华学生也可以把圆明园看成是清华园的一部分。允许双方这样的扩张主义。这也叫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其实我把香山和颐和园后园一带也看成是北大校园环境大系统的组成部分。
　　　　北大校园由大、中、小三圈环境组成。香山一带是大环境；圆明园荒野和附近村落是中环境；未名湖一带是小环境。
　　　　大、中、小都好才是真正的好。当年的我便受到大、中、小合起来的营养和陶冶，才得到无风到底尘埃尽，界破冰消一片天的朗朗境界。——这才是北大校园无与伦比、得天独厚的地方。我作为北大校园一位扩张主义者自有我的发言权或道理。
　　　　我特别喜欢北大燕园水多。
　　　　“水体和建筑”（Ｗａｔｅｒ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是一个重要课题。
　　　　最大的水体当然是未名湖。不过朗润园的水更有诗意。因为未名湖多人工痕迹，朗润园和其它水体更多的是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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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就有桥。北大桥多是很自然的。通向朗润园便有好几座古老的石板桥。桥下大片荷花，红白相间，清香远播。多座荷尽菊残秋欲老的古桥和朗润园富有诗的结构，应是体验肖邦音乐最理想的“场”。
　　　　未名湖畔、体育馆北侧的罗锅桥颇具特色，为燕园一景。罗锅者，驼背也。桥面中间隆起，两面的坡都很陡，自行车和汽车是无法通过的，所以桥旁边修了一条柏油路。６年来，我去朗润园十次就有八次经过这里。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北大燕园的曲折幽径。它常常隐藏在小山的后面，特别是在野草闲花覆盖的季节，更有一种诗意。日子一久，这种景色必然为我的体内多增添了几个诗的细胞。这种细胞也构成了我日后忧祸乱、悲时日、吊古人、怀远道和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的背景。——这正是我要感激北大校园环境的最大理由。
　　　　北大树多，这又是一大特色。尤其多枫树、槐树、杨柳和银杏。
　　　　俄文楼前便有一株古老的枫树。有个学期，我们的专业课便经常安排在这里的底层教室。我特别欣赏深秋的枫树，尤其是丹枫万叶碧云天的景色。杜牧的诗句我是记得的：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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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未名湖畔没有晚钟回荡……
　　　　今天我才醒悟过来，原来这是五十年代未名湖畔的一大遗憾或严重欠缺。
　　　　我交待过，八九十年代北大校友有“一塔湖图”的说法，为的是说明燕园环境的特点。
　　　　湖，指的是未名湖。该湖估计是由一个小池塘扩建而成的。挖出来的泥堆积在湖畔四周，形成了土丘或小坡，最高处不会超过三米，给人丘陵起伏的错觉，这是当年园林设计师的美的构思，很妙。
　　　　刚进北大不久，我便注意到在西校门大图书馆和未名湖之间，在小土丘上有一座中国建筑风格的凉亭，亭内悬挂着一口铸造于１８９６年的大钟，只是没有敲响或撞响配件。好像大钟仅仅是个摆设。燕京大学时期，它也是个摆设吗？
　　　　后来，我就经常到钟亭里来坐坐。随着我的渐渐成熟，我对钟亭建筑这个符号的识读也有所深入，由浅入深，读出了许多意义。建筑符号是会说话的。
　　　　只是离校多年后，我才完全懂得钟亭建筑场的全部意义。我忘不了站在亭子的台阶，可以看到下面未名湖平静如镜的湖面。到了冬季，湖面则是一个溜冰场。
　　　　在我眼里，凉亭和亭内的大钟无疑是北大校园建筑大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它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６年求学时期，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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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若有人问我：“赵鑫珊，你在北大６年，你的最大成绩是什么？”
　　　　我便会回答：“开始进入独孤及用十个汉字营造出来的那种境界。到老到死我还在这境界内，而不能超出它。因为上帝或造物主便伫立在这十个汉字的后面。”
　　
　　如果西山落日时分，未名湖畔允许有余钟磬音回荡，那才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当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包括反右，包括批判马寅初校长……
　　　　对于我，悠缓的疏钟声，隔山钟声，还是我与宇宙精神相沟通交往的一个中介或阶梯。通过钟声，我才能意识到佛教哲学这个伟大命题：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
　　　　一旦有了这种意识，我便可以宣布我开始走向成熟，不再平庸，不再昏睡，不再浑浑噩噩。
　　　　幸好，当我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南校门，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报到，我已经有了这种意识。这是我毕业最过硬的一个证明。
　　　　时至今天２００３年冬日，我不知道未名湖畔的凉亭内那口大钟是否还在？安然无恙？我盼望有朝一日，那里会有秋深临水月，别时暮钟残的风光。中华大地何时能有接纳“古寺寒山上，远钟扬好风”的汉唐盛世胸怀，还世界本来面目，还中国农耕文明精髓？
　　　　拿掉了钟声，唐诗便是伤残的。
　　　　如果唐诗伤残，中国人的基因系统还能算是健全的吗？
　　　　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