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论：最省事的答案往往也是最离谱的

随着《货币战争》一书在中国几乎一夜间蹿红，“阴谋论”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和关注焦点。

按照《货币战争》和其它类似论述的观点，整个世界近代金融史就是一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阴谋控制世界的历史：他们首先在18世纪末挑动英法战争，并趁机利用国债控制英国、进而控制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继而通过美国财长汉密尔顿建立了美国第一即后来的大通摩根银行，并以此染指乃至控制美国经济命脉，然后逐步蚕食美国各金融寡头家族，并通过寡头联盟建立了“私有的”美联储，美联储又运用自身能量策动两次世界大战，并进而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寡头统治。这个“阴谋集团”在战后更通过废除金本位、操纵债务、操纵石油等战略物资供应与价格等手段，逐步控制亚、非、拉美等新兴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甚至采用诱使投资、诱使开放金融市场和逼迫本币升值等“阴谋”，搞垮所在国经济，以谋取自身利益。当然，按照这种逻辑，《货币战争》的“编者”等人认为，日本泡沫经济的诞生和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等，无不是这种“阴谋”背后操纵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在全球金融、经济乃至政治舞台，阴谋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

再阐发下去，具体到中国问题上，同样是阴谋凶猛，亡我之心不死：外资并购中国国企股份，是金融渗透的阴谋；外国评论家唱衰中国股指，是金融入侵的阴谋；压迫人民币升值，是搞垮中国外经体系的阴谋；开放金融市场，当然更是妄图全面掌控中国经济体系的阴谋了。

似乎为了论证这一切危言耸听说法的可信程度，这些著作不放过任何一处蛛丝马迹，煞费苦心地寻找某些特定人物和罗斯柴尔德等家族的渊源，并力图把诸如林肯或肯尼迪遇刺证明为“阴谋”家族清除异己，把推动对金融寡头们有利政策的政治人物推演为“阴谋”家族的暗桩或死党，总之，300年来人类政治经济的历史，就是“阴谋论”的历史。

的确，这些著作中列举了不少有趣的轶闻，许多细节和掌故也不无来历，问题在于，细节的真实并不足以导致论点的真实，关键在于，“阴谋论”的论据和论点间，充斥了臆测、假定和空白，而缺乏有逻辑性、经得起推敲的关联。

比如“光荣孤立”时期的英法对抗固然提高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力和影响力，但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金融资本并未能如“阴谋论”者所断言，渗入欧陆各国经济，恰相反，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冠绝欧陆，而法国才是欧陆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寡头；比如以直到二战前美国一直奉行的门罗主义、以美国当时的经济、军事实力，都无法得出两次大战、尤其一战由美国策源的结论，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战前的同盟与协约阵营，或二战前的轴心阵营，是美国金融阴谋的产物，更无任何历史证据可以佐证，萨拉热窝的几声枪响，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或美国金融寡头有多少瓜葛。

二战后美国的确成为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金融等各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马歇尔计划、中东石油危机、日本泡沫破裂和东南亚、南美等地金融风暴，也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把这一切都归结为金融寡头的阴谋所致，则是把复杂的政治、经济时态简单化了。在美国，选票政治、精英治国的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和国家机器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包括金融寡头在内的实力阶层的利益，但作为一个体系完善、法制和民主机制健全的政府，它所代表的只能是一个甚至几个主流阶层的主流意志，而很难为个别阴谋群体所操纵和把持。事实也正是如此，“十月战争”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并未如“阴谋论”倡导者所言，给“阴谋寡头”带来更大收益，反倒使美国自身也陷入战后最大、最长一次经济危机；日本、东南亚和南美的金融风暴固然让当地经济受损，但与这些市场关系紧密的美国财团，也同样是危机的受害者。

至于从政治人物的血缘关系做文章，寻找“罗斯柴尔德血脉”或其它足以支持阴谋论的因果，固然很富有推理小说的刺激性，但并无实际意义：作为移民国家，美国许多人都可以找到一个甚至几个欧洲大家族血缘，很多政经领导人都能跟众多政治人物拉上远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奥巴马和杜鲁门家族有血缘关系，和老小布什总统则在追溯10代之前同出一源，甚至和副总统切尼也“9代之前是一家”，而两位布什总统竟都分别和16位前美国总统沾亲带故，要知道美国迄今的总统总数，刨去两位布什，也仅有41位。拿这种“因缘”作为“阴谋论”的佐证，等于什么也没有佐证——也许在曼哈顿大街上随便拉一个美国人细查DNA，都可以找到太阳王、查理大帝甚至成吉思汗的遗传基因。

更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这些“阴谋论”者的论述重心并非单纯“幽古”，更力图证明，中国现今正面临“货币战争”和金融阴谋，目的是借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之机“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和制造中国经济“有控制的解体”，显然，他们的真正主张是：把刚打开一条缝的金融市场开放大门再次关闭，以“杜绝阴谋”。由于近来国内经济出现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尤其物价、股市、房产市场等方面争议较多，这种“阴谋论”的说法一时显得很有市场。

可事实上，中国的金融、证券市场开放程度迄今也是很有限的，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总份额不过2%左右，资本市场方面，QFII的总额度也仅200亿美元——花旗和美林两大投资银行去年四季度一季度的亏损总额之和就已接近这个数值，就算加上一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的外资，这些分散在不同国家、不同源流金融集团手里的“来华外资”不论在银行或证券领域，都无法撼动中国国有资本体系，甚至较诸国内一些有实力的投资机构，也并无优势可言，鼓吹“阴谋论”，甚至进而做出更有想象力的推演，如把房价上涨归咎于外国人大批收购，把股票下跌归咎于外国金融资本为避免踏空而有意唱衰和打压，并根据这样的假说制定应对政策，则颇有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味道了。

事实上阴谋论在古今中外都非什么新鲜玩意儿。

在西方，英国曾有人炮制过诸如《阴谋论百科全书》之类的书籍，系统收录了上千条最匪夷所思的阴谋论论调，诸如“泰坦尼克号”并未沉没，而是因骗保制造的人为事件；刺杀前美国总统里根的精神病人皮尔逊是当时副总统老布什所指使等等；美国则有珍珠港事件是“苦肉计”、阿波罗登月是“大忽悠”，甚至“9.11”是美国政府制造的假象等等，说得无不煞有其事。在中国，“XXXX亡我之心不死”曾经是耳熟能详的段子，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揪出的数以百万计“阴谋分子”，事后很多都被证明是无辜或夸大的，而在历史上，诸如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投降派“阴谋”了林则徐所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是清廷“阴谋”了义和团所致，甚至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覆没，是洋人勾结中国腐朽官员把炮弹“阴谋”成装沙子的废弹所致等，稍翻一翻故纸堆，可以找到不少。

18世纪末的法国经济学家杜邦曾说，尖刻的讨论很容易将人们引向一个坏习惯，即“假定别人的动机不良”，而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更进一步指出，阴谋论者认为，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坏事，象战争、失业、贫困，都是“某些有权势的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并力图让这种观点广为传播，虽然他本人相信“阴谋论不过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迷信”。事实上，阴谋论之所以自古至今盛行不衰，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一种惰性——首先，习惯于为出现的问题寻找一个简单的答案；其次，习惯于将灾难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外来因素，而非自身的问题。

前面提到，几乎每一篇“阴谋论”著作，所列举的问题和细节都大体真实存在，所不同的，只是“阴谋论”倾向于将这些问题归咎于阴谋、尤其外来阴谋作祟，油价的确上升，但这和欧佩克的政策无关，和各国、各公司的经营战略失误无关，这一切都是美国金融寡头“阴谋”的俄国；中国股市的确下跌，但这和中国经济结构自身存在的不足，以及投资者的盲目、管理层的局限无关，而同样是外来“阴谋”使然；房价涨到看不懂，房产商没错，国家没错，买不起房的老百姓当然也没错，错都在“阴谋”，都在“外来阴谋”，这种解释既通俗易懂又喜闻乐见，虽然据此开出的药方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的确是最省事的答案。

问题在于，最省事的答案往往也是最离谱的。美国持“9.11事件阴谋制造论”的代表人物，如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凯文·巴雷特和扬伯翰大学物理系终身教授斯蒂芬·琼斯等75人，成立了一个“揭露9.11真相学者”组织，一时声势颇为浩大，但当有人问及他们，究竟有何论据，足以支持“双塔为美国有关方面人为炸毁说”时，却一个个答非所问，其中一位的理由是“看见双塔倒塌画面就想起小时候目睹老房子被爆破拆除的场面”，因此双塔肯定也是炸药爆破而非飞机撞的，另一位认为“飞机显然点不着钢铁”，所以一定是有人“阴谋”放炸药弄着了的，还有一位女学者干脆断言“我就是认为没人事先放了炸药，飞机撞到这么大两座楼怎么会说倒就倒”，显然这些“阴谋论”的根据首先存在于他们想象之中——这些阴谋论者先在脑子里认定这是件阴谋，然后再拿出放大镜、显微镜，在大千世界寻找一切足以证明这件事的确是件阴谋的蛛丝马迹。显然，有矢放的，何所不得，但其与事实真相之南辕北辙，也是不难想象的。

在中国，情形也如此。把《南京条约》归咎于投降派的阴谋，就可以不去检讨体制的问题；把《辛丑条约》归咎于卖国贼和帝国主义的阴谋，就可以绕开诸如义和团和洋务派评价、开放与传统路线争论等复杂尖锐的“雷区”，把物价问题、股票问题、房地产问题归咎于从外国寡头到“炒房团”的阴谋，同样可以规避许多本不应规避的责任追究和制度体制反思。

“阴谋论”的确是快捷省事、立竿见影的，它易懂、易普及、易使人相信和激动，便于将人群的注意力从真正问题上转移开，把即将爆炸的炸弹变成不定何时才响的定时炸弹，因此《货币战争》会热销，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和关注，因此不论古今中外，“阴谋论”始终都不乏市场和“粉丝”。

问题在于这种省事但离谱的答案恰掩盖了导致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让人们专注于挖出“阴谋”，却忽略了本应第一重视的要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讳疾忌医的做法只能缓一时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会耽误“病因”的及时发现、及时诊治，并可能最终导致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30年代，“阴谋论”的思维定势曾让前苏联人相信，在他们身边有无数的阴谋和阴谋家，并因此掀起“肃反”，并导致5名元帅中的3名、15多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被杀，60%以上的军官被清洗，这种被“阴谋论”弄到杯弓蛇影的极端思维定式，最终反导致自身为真正的“阴谋”击中，造成卫国战争初期的惨痛损失；50-60年代，“阴谋论”定式同样让美国某些政客歇斯底里，在全国范围内搞“麦卡锡主义”，深挖“共产主义阴谋”，结果同样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形象。中国自身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同样因为这种先入为主“阴谋论”思维的误导，留下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和难以追悔的遗憾。阴谋当然有，阴谋家当然也有，但倘把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进程归结为阴谋和反阴谋的进程，就很可能会因为这种简单但离谱的思维模式，做出一系列错误的判断、结论和决定，并最终成为“阴谋论”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