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统治集团为了自己国内的利益，为了继续世界霸权地位，推销他的民主自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亚幕后煽动、组织、策划的一场百万大屠杀、举世震惊的事件。这个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大屠杀后仅存活下来的人记录了那段惨绝人寰屠杀事件发生的全部场面，也记录下了一段“血腥民主自由”的真实历史。

    1965年，印度尼西亚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出现了一种极端尖锐复杂的形势。第一：在60年代，美国统治集团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一直在炮火连天地进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场斗争与印度尼西亚密切相关。起源于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由于赫鲁晓夫的公开挑衅，到1963年发展为两党公开论战；1963年9月到1964年11月，也就是美国统治集团正式发动侵越战争已接近3年并把那场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期，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经过多次讨论，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9篇理论文章，系统批驳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言行。这就是着名的九评。中、苏两党论战涉及的重大问题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当时风起云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斗争。九评中的第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就是集中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结合当时席卷亚、非、拉美反帝、反殖斗争的实际，正面论述了马列主义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观点，批驳了赫鲁晓夫有关的修正主义言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时在中、苏两党争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特别是在有关反帝、反殖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发表的这篇“第四评”的印尼文本，印尼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曾及时、全文刊载。曾长期反抗荷兰殖民统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国后成为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着名领袖人物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我国领导入交情深厚的苏加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与印尼共相类似的立场。然而代表印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印尼陆军高级将领则相反。他们奉行亲美政策，与美国统治集团的军、政头面人物关系密切。因此，是反帝还是亲帝、是反美还是亲美这样一个外交问题，在印尼便成了一个内政问题，成为当时印尼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二，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既是一个富国，又是一个穷国。说它富，是因为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它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全部国土60％以上；资源(特别是石油)丰富；土地肥沃，人们说它是“往地下插一根拐杖，叁天之内就可以发芽”；全年温度只相差2度，在摄氏25─27度之间，热带水果比比皆是，榴莲、椰子、芒果、红毛丹遍地生长；一年12个月随时都可以插秧，随时都可以收割。说它穷，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曾遭受荷兰长达300多年的殖民主义统治；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又曾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荷兰又企图卷土重来，在美、英两国支持下于1947、1948年对印尼发动了两次殖民主义战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45年建国以来，虽然建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苏加诺为总统的国家政权，但政府各重要部门，特别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军队的实际领导权从1948年起即落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手中，这个国家即基本上是在这些剥削阶级的控制之下。1965年，虽然经过多年斗争，印尼共主席迪·努·艾地担任了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印尼共第一副主席姆·哈·鲁克曼担任了国会副议长，印尼共第二副主席约多担任了内阁国务部长，但都是些虚职；当时政府的实权，特别是军权，除空军外，基本上仍然是掌握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中。殖民主义和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长期盘剥，使国家陷于贫穷落后状态。广大农民群众长期遭受地主阶级的盘剥；工人群众则遭受外国资本、本国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榨。因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国以来，国民经济一直得不到健康发展，长期处于困境之中，连主要食品──大米也缺乏，工农群众生活贫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困境和工农群众生活贫困呈进一步加剧之势。印尼共长期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群众维护自身利益，与外国资本、本国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做斗争。这就使她与这些剥削阶级处于对立地位。在印尼共的推动、促进之下，印尼政府于1960年颁布了两项法令，一项为限制地主拥有土地的数量、将其余土地有偿分给农民的《土地基本法》，另一项为实行减租的《农业收成分配合同法》。但是，由于地方政权基本上为地主阶级所控制，由于这个阶级的抵制，这两项法令颁布后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未能贯彻执行。1961年，东爪哇就有些农民自发行动起来，单方面执行这两项法令，被称为“单方面行动”。从1964年起，印尼共就通过她领导下的农民阵线，在印尼人口最密集的爪哇岛上组织农民群众正式展开执行政府这两项法令的“单方面行动”。1965年，印尼共主席艾地直接出面领导这项工作，使这种“单方面行动”在爪哇岛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地主阶级及其在朝的代表人物开始“热锅炒豆子”，大蹦大跳，大吵大闹了。印尼共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加深了。这是当时印尼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二。第叁，北加里曼丹的文莱、沙捞越和沙巴，与印尼在加里曼丹岛上的北部领土边界相连，原为英国殖民地，后被日本占领；1946年，英国在此处重建殖民统治。1963年9月，英国在伦敦把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拉到一起，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文莱拒绝参加)。美国为了加强对东南亚的控制，以造成对它当时正在进行的侵越战争的有利形势，支持英国此举。苏加诺总统认为英国此举威胁印尼安全，坚决反对。印尼共对苏加诺总统采取的这项政策表示全力支持。1964年，在美国约翰逊政府正在策划使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之时，北加里曼丹解放同盟宣告成立，开始从事争取北加里曼丹独立的武装斗争。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公开支持这场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反殖民主义性质的这场斗争，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与英美两国再次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英国在印尼邻近地区集结重兵。美国约翰逊政府也命令它的第七舰队开进印度洋，并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都雅加达附近的海面上举行军事演习。英、美两国从西、北两面对印尼摆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的架势。印尼广大人民群众被激怒了，反帝浪潮席卷全国。在印尼共的领导下，工人群众采取行动，先后强行接管了英国和美国在印尼开办的企业，并开展了一场抵制美国电影和黄色书刊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如上所述，当时印尼武装部队除空军外，其实际指挥权掌握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手中。对于苏加诺总统发起的这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阳奉阴违，表面上服从总统命令，实际上消极敷衍，甚至私下与美国勾结，共同反对这场斗争。因此，在英、美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之下，为了在军事防御上有所准备，1965年1月14日，印尼共主席艾地会见苏加诺总统，建议武装工农，成立在陆、海、空、警以外的第五种军事力量。总统在当年2月和8月分别发表的两篇公开演说中，有条件地同意了艾地的建议，并且把这种工农武装称为第5军。印尼共在空军的支持下，开始对一部分工农积极分子进行军事训练；到当年9月，已训练工农约2000人。此事非同小可，在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尼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中引起了一阵紧张和恐慌。围绕是否建立第5军的问题展开的斗争，成为当时印尼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叁。第四，l965年5月，印尼共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庆祝建党45周年。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雅加达，参加了这个庆典。在反抗荷兰殖民主义斗争时期被捕入狱的青年苏加诺，曾经在坐牢期间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对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有所了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作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苏加诺当选为总统以后，在对待印尼共的态度上有过摇摆，对印尼共的发展有过限制，但他基本上执行的是联共政策。这一次在首都雅加达举行的庆祝印尼共建党45周年的万人大会上，苏加诺总统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高度赞扬印尼共产党为争取印尼民族解放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对他提出的“纳沙贡”联合的着名口号重新做了解释，说“纳沙贡”中的“贡”指的就是印尼共产党，说他强调“贡”是为了反对“恐共病”。随后，总统获悉印尼陆军一些高级将领对他发表的这篇演说颇有异议。因此，在这篇演说发表以后，总统紧接着在与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将军、陆军司令亚尼将军的谈话中，在一次军事指挥官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印尼全国农民协商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纳沙贡”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出于总统的意料之外，这一次陆军高级将领不再默不作声了。他们指定军队报纸《武装部队报》站了出来，发表社论，公开反驳印尼武装部队员高统帅──苏加诺总统就“纳沙贡”所做的解释。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接着也发表社论，反驳了《武装部队报》对总统的攻击。在“纳沙贡”合作的问题上，以总统和印尼共为一方，以陆军高级将领为另一方，正式形成了对立面，公开相互斗争。这是印尼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四。上面说的都是印尼国内当时公开的阶级斗争。然而更为严重的事情还是在幕后。二：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些问题是：苏加诺总统1965年5月曾就“外国帝国主义者”为“摧毁我们”而正在从事的图谋活动做过公开谴责，这种谴责有根据吗?印尼政府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1965年6月曾公开指责“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制定了一个针对印尼的“肮脏计划”，这种指责有根据吗?印尼共和国空军司令乌马尔·达尼1965年6月曾公开指责帝国主义者正在印尼“加紧活动”，这种指责有根据吗?还有，1965年夏末在雅加达曾经流行过一种传说，说印尼陆军在美国策划下成立了一个“将领委员会”、准备发动军事政变，这种传说有根据吗?回答这些问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地上即将发生的一场腥风血雨中，究竟是谁在蓄意使用暴力?是印尼共产党要发动一场工农武装革命，还是帝国主义者和印尼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相勾结，阴谋用反革命暴力摧毁印尼共产党、镇压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其实，就是发出了上述公开指责的苏加诺总统、苏班德里约副总理、乌马尔·达尼空军司令当时也不知道，这种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已经进行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事实上，一场镇压印尼共、推翻苏加诺的阴谋活动早已在美国统治集团的煽动、策划、组织之下，在印尼陆军高级将领里秘密地、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到1965年夏，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了。这场幕后活动的主角，在美国方面是约翰逊政府，其主要人物是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和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在印尼方面是国防与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司令亚尼。不过此事还得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说起。根据1994年美国政府国务院解密的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长达600页的机密文件，艾森豪威尔政府当时表面上与以苏加诺总统为首的印尼政府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幕后却反复策划、实行反对印尼共产党和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活动。当时曾经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面，于1956年到1958年秘密地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组织武装叛乱。1958年，这些武装叛乱被印尼政府平定，艾森豪威尔乃决定改变策略，秘密在印尼陆军中从事活动，为以后由苏哈托将军镇压印尼共、推翻苏加诺培植了力量。林登·约翰逊1963年11月下旬继任美国总统职务。同年12月20日，即由国务卿腊斯克签名，给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发了一封机密电报，明确指出：美国对印尼的政策，“目的是继续加强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势力，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斗争。”年，即在约翰逊政府最高层已开始秘密策划扩大侵越战争、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表示反对这场战争并开始就马来西亚问题与英美对抗之时，约翰逊政府在幕后煽动、组织、策划印尼陆军将领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实行颠覆活动方面加快了步伐。

   事情的新开端，是1964年3月3日由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腊斯克签名给美国驻印尼使馆发的一封机密电报。电报指示美国驻印尼使馆武官在大使认为有利的条件下约见纳苏蒂安以及与他同类的印尼其他军事将领，对他们实行一项反共的“教育”方案。美国驻印尼大使霍华德·琼斯1948年开始进入美国政府国务院任职，1954、1955年期间任美国驻印尼援助代表团团长，1958年开始出任美国驻印尼大使，可以说是一个“印尼通”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国”人物。由于前后在印尼呆了10年，他一面与苏加诺总统交情颇深，过往甚密。苏加诺总统与他谈话时，常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印尼的破坏活动，这位美国大使总是一口否认。与此同时，他却在幕后指挥美国驻印尼使、领馆的军、政、情报人员，竭力从事颠覆以苏加诺总统为首的印尼政府的种种活动。在琼斯接到腊斯克上述3月3日的电报指示后，便决定不用武官，而由他本人亲自出马，约见纳苏蒂安将军。叁天以后，即3月6日上午，琼斯就与纳苏蒂安会晤。当天下午，这位大使给约翰逊政府国务院发了一封机密电报，把他与纳苏蒂安谈话的主要内容向约翰逊政府作了汇报。电文的要点如下：“今天上午在与纳苏蒂安将军1小时零10分钟的谈话中，我把国务卿来电的要点都谈过了。我说，我是以一个印度尼西亚的朋友的身份来的；我已经看到一场风暴的乌云正笼罩在印度尼西亚的上空。“明显的事实是，局面看来已经落入印尼共的掌握之中，对纳苏蒂安自己宣布的印度尼西亚的目标形成了威胁，并正导致与自由世界、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破裂。“纳苏蒂安说，他对我就局势所做的分析没有异议。……他的时间更多地是处理国内局势，而不是对外事务。他明确表示他目前不是在扮演西伊里安战役那样的角色。婆罗局势是亚尼在管，虽然他本人也参与了对人员的政治训练。他很了解经济不景气被共产党人利用的程度。为阻止共产党人接管政权，他现在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保证武装部队的政治可靠性上。“对印尼共在国内形成的危险性，纳苏蒂安至少是保持着警惕。他非常强调对军官和士兵的思想灌输，以便保证一旦挑战临头时军队处于整装待发、随时予以打击的状态。他坚持说，印尼陆军在思想上是反共的。“在整个会晤过程里，关于对政府实行军事接管的可能性问题始终笼罩在室内的空气中。但纳苏蒂安像逃避一场瘟疫一样，一直回避讨论这个问题。”纳苏蒂安为人谨慎。苏加诺总统仍然在位，在印尼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不敢就推翻总统、对政府实行军事接管这样重大的问题对美国大使贸然承诺。但他表示，愿意与这位美国大使继续接触。也就是说，他上钩了。琼斯大使3月6日首次对纳苏蒂安实行反共“教育”取得了一定进展，纳苏蒂安表示愿继续接触使这位大使看出了成功的可能性。于是，他第二次约见纳苏蒂安。12天之后，即当年3月18日，他再次往访纳苏蒂安，双方交谈了一个半小时。3月19日，琼斯将一封机密电报分为两份，发给美国国务院，把第二次与纳苏蒂安谈话的主要内容向约翰逊政府做了汇报。电文主要内容如下：“无论关于马来西亚问题的纠纷如何发展，纳苏蒂安都关注在广阔领域内保持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为达此目标，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是，美国继续与印尼陆军保持某些联系。他说，考虑到我们目前面临的政治上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投资，在美国培训印尼军官和美国在印尼实施的民事行动项目必须继续。他对此事的必要性感到如此强烈，以致他问我能否帮他转交他本人给副国务卿哈里曼、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罗伯·肯尼迪的信件。我说，我将非常高兴做此事，在我收到这些信件后将尽快转交。“纳苏蒂安说，在印尼，无论何种决策都是由政府负责制定，陆军被迫执行。他看来是在说，局势可能变化的时间终将到来；为了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极端重要的是，不要丧失信心，不要损害目前已经存在的印尼军队与美国军队之间的联系。“我问纳苏蒂安：如果印尼共产党企图利用目前的经济困难举行罢工、骚乱，等等，军方是否会对印尼共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印尼共仍然支持苏加诺；他们不会走得那么远，以至采取反对苏加诺的策略。但是，如果印尼共果真那么做，那么，与今天军队的镇压相比较，茉莉芬(指1948年粉碎印尼共企图发动的政变)那一次镇压将会是轻微的。”纳苏蒂安重提茉莉芬事件的那一句话虽然用的是虚拟语气，但分量很重。它说明纳苏蒂安已就武装镇压印尼共一事正式向约翰逊政府表明了态度。这是琼斯大使此次会晤纳苏蒂安的最大收获。它使约翰逊政府首脑人物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同年4月3日上午，琼斯大使与印尼陆军司令亚尼会晤，做了一次与纳苏蒂安内容大致相同的谈话。会晤结束后，琼斯立即密电报告约翰逊政府，说“亚尼态度友好，并表示他的忧虑与我一样严重。”当天中午，亚尼还将苏加诺总统与他的一次电话交谈内容告诉了琼斯，这位大使立即将此事电台国务院；约翰逊政府在幕后煽动、组织、策划、推动印尼陆军将领镇压印尼共、推翻苏加诺总统、军事接管印尼政府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就是这样开始的；约翰逊政府在将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的1965年，它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颠覆活动也达到了高潮。美国驻印尼使馆在1965年10月22日(即在苏哈托少将率部于1965年10月1日晚占领雅加达、夺取兵权之后)向约翰逊政府写了一篇书面报告(航邮代电)。根据这个报告和美国驻印尼使馆的电报，从1964年起，印尼政局的主要发展情况如下：1964年秋苏加诺总统出国访问期间，在印尼政府第叁副总理哈鲁尔·萨勒[16]的幕后支持下，在雅加达出现了一个以支持苏加诺为名、实际上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的组织，称为“苏加诺主义派”。苏加诺总统回国后，下令解散了这个组织。在这个组织被解散以前，印尼陆军即接管了它的一家报纸，更名为《战斗报》。在该组织被解散以后，陆军又接管了它的另一家报纸，更名为《武装部队报》。从此，陆军便拥有了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对抗的公开舆论阵地。1965年1月，陆军司令亚尼把一些陆军将领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思想库”。1965年1月9日，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致电约翰逊政府国务院，建议采取措施敦促印尼军方发动政变，接管政权，镇压印尼共。同年1月13日，琼斯致电国务院，认为印尼军方尚未准备就绪，条件不成熟，不宜过早行动。同年1月21日，琼斯致电国务院，说“某某人”当天告诉他，说印尼军方已经制订了一个具体计划，准备在苏加诺病逝后立即接管政府。最高军事指挥部甚至决定在苏加诺健在时即采取军事接管行动。同年4月，苏加诺总统命令印尼武装部队跟上印尼革命的步伐，集中力量反对新殖民主义。随后，亚尼便以原来建立的“思想库”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一个“将领委员会”，摆开阵势与总统正面对抗。前面提到的1965年5月苏加诺总统在印尼共庆祝建党45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对“纳沙贡”合作的含义重新做了解释以后，《武装部队报》站了出来，发表社论，公开反驳总统，这种在印尼来说是十分反常的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65年8月17日，为苏加诺在艾地等人敦促下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20周年。这一天，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印度尼西亚的盟友。总统还公开警告一些军队将领，说即使他们是参加过抗日斗争的将军，如果现在破坏反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就是反动派。l965年9月1日，总统在一篇演说中还指名警告亚尼；苏加诺总统在上述8月17日和9月1日两篇演说中公开警告包括亚尼在内的军事将领，并不是无的放矢。原因是，1965年8月，主管情报工作的政府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接到情报，说陆军成立的将领委员会计划乘当年印尼的武装部队日──10月5日总统检阅部队之机发动政变，推翻以苏加诺为首的政府，镇压印尼共，将反对英、美转为反华。这个时候，美国约翰逊政府正在将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约翰逊政府决定在此时动手，对以苏加诺总统为首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实行它策划已久的颠覆计划，将印度尼西亚的斗争矛头由反对英、美帝国主义转为对内反共、对外反华，是为了扑灭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是为了扩大它在东南亚的侵略基地，是为了造成对侵越战争的有利形势，也是为了进一步实施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包围战略。一场颠覆与反颠覆的激烈斗争，在印度尼西亚已到了决战时刻；这个国家的阶级斗争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但是，作为印尼民族民主革命司令部的印尼共中央在这种人民革命事业处于十分险恶关头之际，却没有为应付这种紧急局面做出切实的准备。1965年8月，当一场阶级大搏斗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时，印尼共主席艾地还在莫斯科访问，印尼共第二副主席约多也在非洲访问。只是在接到苏加诺的紧急电报后，他们才回国，匆忙处理此事。

    1965年9月30日夜，以苏加诺总统的警卫团第一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几名中、下层军官率部起事，当夜逮捕了以陆军司令亚尼为首的几名将领委员会成员，并处以死刑；纳苏蒂安因接到告密电话，在翁东部队前往逮捕时翻墙逃脱。这就是着名的印尼“九·叁零事件”。它反映的主要是苏加诺总统与印尼陆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亦即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印尼共支持了这个事件。翁东中校当时在雅加达所能指挥的兵力只有两个营。他所率部队控制雅加达仅仅一天。10月1日黄昏，印尼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苏哈托少将即率部进城，击溃了翁东所部，占领了雅加达，从苏加诺总统手里夺取了兵权，随即第一步假借苏加诺的名义大张旗鼓地镇压印尼共，掀起反华排华浪潮；第二步推翻苏加诺，自己当上了总统。苏哈托占领雅加达之后，印尼历史上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开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开始了。印尼共历史上遭遇的第叁次白色恐怖开始了。应当指出，在l948年第二次白色恐怖以后，以迪·努·艾地为首的印尼共第叁代领导人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烈土们的尸首，重新开始战斗，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都取得了重大进展。1965年，印尼共已拥有300余万党员；在她领导之下的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拥有2000余万成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一大党，成为印尼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印尼共领导层的致命弱点，就是受了赫鲁晓夫“和平过渡论”的影响；接受这种影响的国内条件，就是有一个基本上实行联共政策的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苏加诺。我们在前面提到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先后发表的九评。九评中的第八评，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章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系统论述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批驳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中苏两党在思想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就是起源于这个问题。对于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中的其他人评的印尼文本，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都及时全文或者详细摘要地予以刊载；但是单单对于我们送去的这篇八评的印尼文译本，该报却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把文中的精华──关于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的部分几乎全部删去后，才予以转载。他们这样做与当时印尼共在国内的处境有关，但主要是反映了印尼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印尼共平时在指导思想上就抱有依靠苏加诺“和平过渡”的幻想，没有切实做好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镇压的准备；在苏哈托率部进城、白色恐怖即将临头、人民革命事业处于千钧一发之时，又幻想依靠实际上已经失去兵权的苏加诺出面“政治解决”，侥幸过关，没有立即做出领导全党反击白色恐怖的战略部署。你不准备拿刀，敌人就要举起千万把刀向你杀来。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就是如此铁面无情。由于党的最高领导层在这种关键时刻在路线和战略上犯了错误，致使当时只有少数兵力可以调动的苏哈托少将的反共、反苏加诺的阴谋得逞，这样一个大党竟然不战而败。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革命的这一次惨败，标志着赫鲁晓夫“和平过渡论”的彻底破产。《第叁次白色恐怖》里曾经试图对印尼人民革命事业这次失败的教训做过一个初步总结。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中央是否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特别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是否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决策，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路线正确，战略和策略正确，人民革命事业就可能获得成功；否则则相反。四：印度尼西亚的天变了。1965年9月和随后的几个月，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空乌云翻滚，大雨如注。雨仿佛变成了红色，风里带着血腥气。美帝国主义，印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掌握之下的形形色色反动势力，对人民极端残忍。他们一起向印尼共、广大工农群众和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扑来，疯狂屠杀。印尼共主席艾地在中爪哇壮烈牺牲。留守雅加达的印尼共第一副主席鲁克曼、第二副主席约多也被杀害。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许多地方，被杀害者的尸体躺在公路沿线的壕沟里、田野里和河道里腐烂。共和国的许多河流被受害者的尸体堵塞了，流水不畅了。在许多地方，屠杀者常常把他们的受害者的人头吊在自己住宅的门柱上和篱笆上，用以显示自己的伟大功绩。为了实行“从肉体上消灭印尼共产党的运动”，他们要斩草除根，对革命者的亲属和后代也要斩尽杀绝；对那些秉性温和的妇女，对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对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他们也予以杀害。随着这场大屠杀的展开，昨日在雅加达街头高呼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正义口号换成了今天的“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的荒唐口号；一场反华排华的疯狂浪潮在印度尼西亚大地上展开，无论苏加诺总统如何强烈谴责也制止不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突变。在这场大屠杀中，不少印尼华人也被杀害。

    那么，在这场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呢?法国《新观察家报》和英国《卫报》在1966年3月、4月先后引用西方外交官员的材料，前者说被杀害者为“30万到35万人”；后者说被杀害者“很可能在60万人以上”，“单单在巴厘，可能就杀了40万人”。1966年夏，雅加达和万隆的150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经过实地调查后，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印尼军事当局。报告说：“毋庸置疑，在东爪哇和中爪哇，有80万人被杀害。“现在还在巴厘和苏门答腊的先遣队早些时候估计，印度尼西亚全国死亡人数不下于100万人。”　　　

    关于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这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有两个情节有必要提一下。这就是：第一，l965年11月26日，纳苏蒂安夫人约美国驻印尼使馆女外交官玛丽·万斯·特伦特在一个第叁者家里会晤，代表印尼军方向约翰逊政府通报了以下几点：(1)“艾地已死。我们的士兵在中爪哇把他枪毙了。”(2)“苏加诺将下台，但是这个问题要以印度尼西亚的方式子以处理。”她要求美国政府谅解这样处理的必要性。”(3)“苏哈托为人非常好，非常坦率。”第二，美国约翰逊政府在紧急策划和将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的同时，不仅在1964、l965年幕后煽动、组织、策划、推动了印尼这场反共大屠杀，而且它的驻印尼使馆、包括中央情报局驻印尼人员向苏哈托少将提供了需要逮捕、杀害的主要人员名单。时隔25年以后，这些美国驻印尼使馆高级官员和国务院有关人员公开站了出来，说印尼共上自中央、下到农村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5000人的名单，是他们开列出来，交给苏哈托少将予以杀害的。当时任美国驻印尼使馆政治部门官员、90年代初期任布什政府国务院顾问的罗伯特·马滕斯对新闻界说：“这件事对(印尼)军方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们可能杀了一大批人；我的手上可能染上了大量鲜血，但这并不坏。有时候，在一种决定性的时刻，你必须猛烈出击。”在被问到列在这份名单上的人是否都已杀掉时，当时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印尼问题专家的霍华德·费德斯皮尔回答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被屠杀，谁也不在乎。”难道他们的这种言行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最露骨、最赤裸裸的表现吗?一切善良的人们能够想到美国资产阶级会是如此阴险毒狠吗?在印度尼西亚这场百万人大屠杀的极端残酷的事实面前，试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安在?在印度尼西亚的这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极端残忍的事实面前，试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安在?　在这种希特勒式的野蛮暴行面前，试问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权”安在?对于印度尼西亚的百万死难者及其亲属来说，对于印度尼西亚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对于印度尼西亚民族来说，这种阶级仇、民族恨难道是能够轻易忘怀的吗?美帝国主义在策划大屠杀欠下的这笔血债，迟早总得偿还。

  发表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只能对死者的哀悼，为那些屈死的普通人民哀悼；也正是这样一段真实的血腥历史，笔者想到了98年印尼屠杀华人悲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