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应约给《现代快报》的三十年纪念专题配写的评论，讨论连云港的经验教训。发表时有删节，题为《错失机遇在于思想不够解放》 
       

      成事在人
                
                     鄢烈山

    讨论连云港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有政策、有机遇，为何错失了发展先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不仅对于连云港人有价值，对全国各地各界人士都有借鉴意义。不说改革开放是“新长征”，就算是一场远未到终点的马拉松比赛吧，一时的领先和落后不代表最后的成绩，落后的可以发力奋起直追，领先的一旦松劲也可能掉队。所以，深圳官民现在都有了焦虑感，多次讨论“深圳被谁抛弃”、“深圳特在哪里”等问题；12月17日《南方日报》发布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后集思广益于近日做出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率先实现科学发展的决定》。谁也不能自命不凡、止步不前呀。

    说实话，不看快报记者常毅和安莹关于连云港发展历程的这篇专题报道，我还真的不知连云港早在1984年就列入沿海开放城市。我只晓得地理课上说连云港是陇海铁路的东端，历史书上说“淮盐”产自那一带，文学读物上讲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在那里，《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好像也是那边人；对了，一个同事的夫人是连云港人，上世纪90年代闯广东来了！当然，同时列入沿海开放城市的温州，我不可能不知道，温州人经商太厉害了；同处苏北的宿迁市，这些年因为有仇和等先后主政官员的思变大动作，在全国也颇有名气。 

   连云港为什么会坐失了两次大的发展机遇呢？在我看来，主要是“人的因素”。《三字经》上说，“三才者，天地人”。这个说法比我们通常讲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积极，后者有宿命论的色彩，有时还带诿过于“天”而开脱自己的意思。天、地、人三者都很重要，而人更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头顶上的“天”——国际、国内的大气候是一样的，而怎样来观“天象”、断“天时”，却与人有极大的关系。说远点，刘邦项羽争天下，项羽不识“天意”（人心所向），还满足于乡锦还乡做诸侯霸主，而刘邦识得天下人苦秦久矣却也厌恶列国纷争而愿意天下统一。诸葛亮隐居隆中，就已拟定三分天下的战略。说近点，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重启改革开放进程，所到之处武汉、深圳、上海三地的领导人对“天时”（时局）的判断不尽相同：深圳喜迎“东方风来满眼春”；上海推出“皇甫平”系列文章呼风唤雨；我老家湖北省的主要领导无动于衷，使湖北多年沦为中部洼地，结果当时的主政者后来连全国党代表资格在本省都落选。——用一位基层的改革先行者的话来概括，这叫“思路决定出路”。

   谈人的因素，在我们现在这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改革开放进程的体制下，地方主政者当然是最重要的。广东省在1980年代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尖兵，与习仲勋、任仲夷两人的思想境界（主要指眼光头脑）很有关系。而1984年连云港的主政者根本就没有多少开放意识，连这方面的知识准备都没有，是省领导争取来的开放
批文，要他们积极主动办好开发区、“敢闯敢冒”确是有点强人所难。而且，一个地方的改革开放要成气候，必须有一个“前仆后继”的领导群体，单靠一两个人开明、聪明是不行的。福建省的改革开放与广东省同时起步，项南受挫后没有后继者，而广东却不止一个任仲夷，还有吴南生、林若、谢非等一批人接力，这就拉开了两省的发展差距。

    连云港市为行政中心之争就耽误了那么多年，换了两次班子，这与连云港市当地干部的思维状态有关，也与上一级的选人用人机制有关。老实说，我不忍过于责备当地干部，人家当时只有那个见识，他当然只能按他认为正确的决策做。省里当时如果有明确的想法，不是只考虑维护党政一把手的“团结”，各打五十大板调开，行政中心之争也不会闹那么久，那么严重吧。再说，隔断新城规划区的省属盐田等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需要等省里决断。后来省里从苏南调来了许多干部，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有很大变化，可见是省里的态度转变了。我这样说，意不在追究谁在责任，只是想说句老话，要反思，就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为“后车”之鉴。
   
    社会在进步，民众也在进步，连云港的老百姓看着别的地方富起来了发达了，当然也想富。当初他们与温州人、苏南人比，观念保守落后，后来看到差距，要求扩大开放、加快改革之心，我想应该是很迫切的，用不着动员了，关键是要让他们有致富之道之术。这比从外面调领导干部要难得多。

    2007年元旦节，温家宝总理在该地视察时，以茶几上的四个桔子打比喻，说明连云港处在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节点和纽带上；他说只要认识提高了，思想重视了，具体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连云港就可以做苏北振兴的龙头，并在促进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他所强调的，也是在天时地利具备条件下的人的因素。

     2008/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