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冷漠的商业数字的变换，更告诉我们：两岸曾经因为政治和立场的差异，而忽视了太多生命的意义和尊严。如今，我们拾回来的，正是这个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言吾 发自北京 2008年12月15日，台湾海峡的水域和空域空前繁忙。两岸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正式启动。从1949年以来的军事对峙到如今全面“三通”的实现，两岸走了整整一甲子。
　　两岸“三通”，究竟改变了什么呢？

通邮：一封家书的流转

福建东山岛铜钵村，有一个“寡妇村展览馆”。在展览馆显著的位置，可以看到一张张发黄的信笺。那是一个两岸通信、通邮完全隔绝的年代，“家书抵万金”这句话的含义，也许铜钵村那些女人们的体会最深。
　　1950年，准备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军队为补充兵源，在东山岛大抓壮丁。当时东山岛铜钵村青壮年二百多人，被抓去台湾的就有147人。近百名妻子失去丈夫，成了“寡妇”。铜钵村也因此多了一个新名字——“寡妇村”。
　　记者看到展览馆馆长黄镇国时，他正为每一个游客介绍两岸通信、通邮。他感慨地说：“大三通时代到来了，我这个海峡鱼雁现在也下岗了！”
　　黄镇国“海峡鱼雁”的称谓，源自1963年。那年铜钵村一户人家收到一封通过第三地辗转而来的台湾书信。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失去丈夫的妻子们，纷纷试探着想给彼岸生死未卜的亲人写信。由于大多数村民是文盲，初中文化、喜欢舞文弄墨的黄镇国，自然成了为“寡妇”们代写“情书”的人。
　　“第一封信是替堂嫂写给在台湾的堂兄。”黄镇国说。但是，当时寄往台湾的信，多半没有回音。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两岸通邮的主张。可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个月后，蒋经国用“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回应。
　　“不接触的意思，就是民间都不可以有任何接触，当时写信到大陆，得先把信夹在给美国亲友的信里面，美国亲友把里面的信抽出来从美国再寄。”台湾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杨开煌解释说。
　　当时的台湾，很多老兵平时坐在一起，谈到家乡都痛哭流涕，“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家探亲？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家里通信？”老兵们也写了不少信给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时任蒋经国秘书的冯沪祥透露说，“（蒋经国）他听完后，表情非常凝重，可以看得出来他心中重大的激荡。”
　　1988年3月19日，台湾当局宣布实行“通信不通邮”的政策。所谓“通信”，是指台湾方面接受大陆通过香港等地转来的信件，准许台湾民众通过“红十字会”把信件转寄到大陆；“不通邮”是指不与大陆邮政机构发生直接关系，两岸邮件不能直达运送。
　　“老兵如果要给大陆的亲人写信，他先在信封上写上亲人所在的省份，付上邮资以后，放在另外一个信封里。另外一个信封上写上当时台湾红十字会地址，就是所谓五万号信箱。台湾红十字会把这些信在香港集中以后，把外面的信皮去掉，然后再贴上香港的邮资，再把这封信通过香港邮政寄送到祖国大陆来。”知情人士解释说。
　　正是在1988年，当东山岛铜钵村的陈巧云收到丈夫从台湾写来的信时，她的双手颤抖了。“看到信当时要晕过去了，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死活。他走的时候儿子才四岁，女儿六岁，肚子里还有一个。”陈巧云是幸运的。但很多东山岛的“寡妇”们，在漫长的等待中离开人世。
　　此时，大陆邮政部门则全面展开“救活台湾死信”的工作。隔绝了40年的家书，很多来信上都写着一些老地址，比如有的到上海的信，就写着“苏州河上”。那段年月至今，大陆上演的“海角七号”故事，何止一次。
　　也从那时起，东山岛铜钵村，黄镇国的家门前排起了请他写信的长队。几十年来，黄镇国替“寡妇”们写了800多封信。“当时来往两岸的邮件，要往海外绕一大圈。”黄镇国介绍说，每封信至少要走两个月的路。
　　1989年，两岸邮件总包互相直封并经香港转运。“可以在信封上直接写台湾的地址，转到香港盖个戳后，再发往台湾。”黄镇国说，这样一来，从这边写完信，到那边拆信封读信，刚好11天。
　　直到不久前，铜钵村与台湾的通信仍是这种方式。这让黄镇国一直非常遗憾。他常感慨，“只要贴足邮票，我们能把信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有人类的地方。然而，贴再多的邮票，也不能把信直接寄往台湾”。
　　2008年11月4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台北签署《海峡两岸邮政协议》。根据协议，两岸将于12月15日起实现直接通邮。这一天，黄镇国以及无数隔绝两岸的夫妻，等了整整60年。

通商：一个商人的生活

“离乡别井、抛妻弃子”，在过去，这两个词是大陆台商的真实写照。
　　厦门台商、国民党中常委廖万隆，和记者是朋友。“我是中常委，每周都要回去参加国民党中常委会议，没有直航的时候，厦门有小三通，我是受益者。”廖万隆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不过，廖万隆还是遗憾早年在大陆打拼事业，无法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1997年之后，廖万隆长驻厦门，一年之中有300天待在大陆，一个月才回台湾一两天。还好，在2001年厦金“小三通”后，廖万隆从厦门到台北的时间缩短为三个半小时，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越来越多，每周三下午的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也会准时出席。
　　廖万隆，只是近百万大陆台商中的普通一名。自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并由探亲潮引发投资潮后，台商作为两岸交流的先行者，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不过，缺乏认同感、顾虑重重，是早期台商投资大陆的真实写照。“不瞒你说，早期的台商，都有一点打带跑。两岸的对峙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大家都不会拿自己的财产冒这个险。”知名台商曾钦照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
　　此后，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大陆有关方面开始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台商投资。1994年3月5日，《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颁布。作为第一部涉台专门法律，它的颁布将保护台商投资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大陆的进步，台商看在眼里，步伐也开始加快。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台湾，又是全然不同的景象。
　　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东殿，悬挂着这样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戒急用忍”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当年康熙皇帝提给性情急躁的雍正，提醒他做人要有“涵养德行”。但清朝的皇家万万没想到，一百多年后的1996年9月，这御笔亲书的四个字被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含义，成为两岸经贸政策的主轴。
　　而在历经李登辉的“戒急用忍”和陈水扁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之后，2008年马英九上台，两岸经贸终于可以迈开大步。如今，常住在大陆的台商、台企干部和他们的眷属，已有百万之巨。20多年过去了，台商们终于不再是“被捆绑的传奇”。
　　今年12月15日之后，大部分台商往来两岸，就像来回家里卧室与客厅一般方便了。过去有台湾媒体称这些台商为“月父”，意思是台商们只能每个月回台湾当一两天父亲；如今，“月父”成了“周公”，每星期都可以回来做“老公”了！

海运直航：一座岛屿的兴衰

12月15日10点30分，长达1分钟的汽笛长鸣后，载重量达1万吨的盛达2号率先缓缓开出，成为厦门航点海运直航第一船。站在“盛达2号轮”控制台上，船长陈福镇不停地挥手。不知道当时，他是否会想起过去绕行日本石垣岛的往事。
　　石垣岛，是两岸“三通”实现的漫长历程中，一个无法忽略的符号。
　　茫茫的西太平洋上、中国台湾岛的东部，这个面积只有221.09平方公里的小岛，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位置。但在两岸航运界，石垣岛却是大名鼎鼎。因为，每年都会有3000条以上的两岸船只、数千万吨的两岸货物弯靠这里，留下一纸记录，留下一笔美元。但是，这个石垣岛却不属于中国，它是日本人的领土。它唯一做的，就是坐收渔利。
　　这座岛屿的港口之小，甚至停泊不了万吨以上的货轮运输船。往返两岸的货船往往在附近海域停留，由航运代理公司帮着代理中转手续。而代理两岸船舶的中转航运手续，也成为石垣岛上的10多家日本航运代理公司的主要业务。可以说，正是两岸长期不能直航的不正常状态，养活了石垣岛。它单单靠每年的一纸弯靠证明书，就可获得4500万美元。
　　“不直航，都要绕日本的石垣岛或者香港。直航了省时省钱，比如说基隆到石垣岛来回四百海里，怎么也要一天多时间。其中耗油、船期的损失，一年下来得1000万人民币。”一位船长统计道。
　　12月15日之后，两岸海运直航启动。两岸船舶摆脱第三地中转的命运，也昭示着这座岛屿的消亡。“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如此简单的几何学原理，在政治的答卷中为什么证明起来那么难？

空运直航：一个生命的意义

在两岸通邮、通商、通航中，进展最慢、难度最大的，就是两岸空运直航。常年来，两岸民众往来仍需经香港、澳门或其他地点中转。这不仅给两岸民众带来不便，更给一些人留下永久的伤痛。现任国民党副主席、蒋经国之子蒋孝严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1994年的冬天。蒋孝严的孪生弟弟、原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在北京参访时突患脑溢血，生命垂危。经过多方讨论，章孝慈的亲人决定用有“空中医院”之称的飞机包机直航回台湾。蒋孝严也先一步赶回台湾，与有关负责人商量包机直航问题。
　　“我说希望能够不要中停香港。因为对于病人来讲，多一次起降就多一次危险。因为他是中风脑溢血，起降会影响血压。但是他们还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直航，一定要中停香港。”很多年后，蒋孝严回忆说。
　　万般无奈之下，蒋孝严向台湾当局请求，飞机到香港的时候，可否在跑道上降落滑行后直接起飞。但是台湾当局仍然拒绝。11月23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章孝慈的专机在返回台湾时，必须绕道“第三国家和地区的机场”，否则绝不允许它在台湾任何机场降落。
　　11月24日，处于昏迷状态的章孝慈经过漫长的飞行和频繁的起降，回到台北。从此，这个蒋经国的爱子再也没有清醒，并在卧病一年多后去世。
　　与章孝慈相比，10年后的小台胞“安安”就要幸运得多了。2004年，出生在上海的台胞之女陈喻安，一降生即因先天性肺部发育不全而有生命危险。面对大笔的医疗费用，她的父亲陈朝福想让孩子回到台湾，以享受台湾的健康保险。为了确保安全，一场牵动两岸的“生命大接力”在当年12月12日登场。大陆方面，时任国台办主任的陈云林鼎力相助。随后，台湾有关方面正式批准陈朝福一家经由金门“小三通”路线回台。
　　“台办为我们一路开绿灯，甚至在泥石流造成公路坍塌的时候，请当地出动警车为我们引路。”陈朝福回忆说。在没有两岸直航的2004年，这场生命“大接力”从上海经厦门、金门再到台中，陆海空跋涉1800公里，全程只用了20个小时。
　　尽管只有20小时，但这对于陈朝福而言，是那么漫长。陈朝福也不敢想像，4年后的11月陈云林访台时，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所设的欢迎午宴上，自己的女儿小安安能穿着洁白的天使装，向救命恩人陈云林献花。“我一直和安安讲，这个爷爷帮过我们，一定要记住他！”陈朝福告诉记者。
　　但是，章孝慈的悲伤和小安安的侥幸，2008年12月15日之后将不会重演。这天，两岸空中直航终于在2003年两岸实现春节包机、2005年春节包机航班实现双向直飞、2006年春节包机扩大到节日包机进而周末包机后，姗姗来迟。
　　回看两岸空运直航走来的一路，以及如今媒体上纷扰的“直航利益”盘算，再重读章孝慈和小安安的故事，也许，直航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冷漠的商业数字的变换，更告诉我们：两岸曾经因为政治和立场的差异，而忽视了太多生命的意义和尊严。如今，我们拾回来的，正是这个。（）＃

编辑手记：

 12月15日，两岸三通。媒体普遍关注这个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然而，当天关于两岸三通的报道，却被两个意外事件抢走了风头：布什被伊拉克记者用鞋扔，国民党“立委”邱毅假发被揭。结果，三通的新闻报道尽管甚多，媒体下的力气也大，但读者却不买账。

为什么呢？除了布什和邱毅的外因，有没有内因？

有的。

策划两岸三通报道的当天，我看了不少媒体的报道，但只有一个印象，“数字化”。“航次增加了多少，时间减少了多少，能够省下多少钱……”，这些充斥全文的数字，确凿，但与读者却遥远得很。更关键的，难道很多年后我们翻看今时今日的报道，回忆起三通这一历史时刻，就只剩下媒体告诉我们的，三通能带来多大的商业利益、多大的实际好处吗？

两岸三通，除了需要记录那些“利益”层面的得失，我想，更需要记录下的，是那些“价值、意义”层面的改变。也就是说，在冷冰冰的商业数字之后，我们还要多问一句，两岸三通到底改变了什么？

于是，在和撰稿人一起寻找确定主体故事框架时，我选择了“四个一”来串起三通带给我们价值层面的改变：一封家书的流转、一个商人的生活、一座岛屿的兴衰和一个生命的意义。

我们希望记录下的，是通邮之前，多少分隔两岸的夫妻不但不能相见，甚至不能通信、不知生死；我们希望记录下的，是通商路中，离乡背井的台商的那些“被捆绑的传奇”之外，那分对妻小的愧疚；我们希望记录下的，是海运直航之前，中国人不能不绕行日本岛屿的无奈与愤懑；我们希望记录下的，是空运直航之前，那一个个亦或悲伤亦或侥幸的生命故事。

我们希望透过媒体上纷扰的“利益”盘算，和读者一起回看两岸三通缓缓走来的60年；我们希望透过那些冷漠的商业数字的变换，去记录下这60年的背后，两岸曾经因为政治和立场的差异，而忽视的太多太多生命的意义和尊严。

我想，2008年12月15日，我们拾回来的，正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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