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改革三十年，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反思中国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与30年前并无二致。 
    我们是否需要改革？
    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怎样推动这些改革？
    谁是推动这些改革的动力？
    谁是改革的受益者？
    谁承担改革的成本？
    如何平衡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
    改革的社会协商机制是什么？
    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些命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改革现在面临的改革需求与30年前并无二致。中国需要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一百多年前，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改革，后世称之为“洋务运动”。这场改革持续了三十五年，为近代中国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可是，一场中日甲午战争终止了这场蒸蒸日上的改革运动。
    许多人把洋务运动与日本民治维新进行比较，认为民治维新取得的成功来自于“全面西化”的策略，而洋务运动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渐进式改革是其失败的原因；历史证明，这个看法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而中国的策略恰恰是渐进式改革。
    这场改革由经济领域发端，逐步扩展、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从表象上看，这场改革运动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中国也由此重新展现出一个东方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现在的中国人比以往的任何时代更清楚，明白道理，好坏之分逐步开始走入普通人民的视野。这一点，足以证明这场改革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中国人应当为这场改革的成就自豪和骄傲。
    与中国改革几乎平行的是苏联改革。苏联改革采取的策略与日本民治维新类似，全面西化的政策使得苏联经济迅速崩溃，苏联也瓦解了。清朝与日本的对比，中国与苏联的对比，结果完全相反。为什么？
    改革是什么？这个命题在实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后的今天，其实一点也不容易回答。尽管我们可以说：“改革不是革命”，但这不是答案。
    当然，我们也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一种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用改革初期的话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采取的一种变通。
    当金融海啸摧枯拉朽式地扫荡美国华尔街，冲向全球各个角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便遭遇空前的挑战，这让人再次回忆起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催生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派，前者是凯恩斯主义，而后者则是海德格尔学派。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两次经济危机之后进行大规模改革，逐步发展到今天以“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为蓝本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则给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敲响了警钟，改革的呼声又起，市场计划经济。
    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这种改革归根到底，就是制度纠错，通过危机发现制度错误，通过纠错形成新的经济繁荣。
    由此，我们认为，改革可以理解为由变通引发的制度性的变革。从本质上说，改革就是制度纠错，光靠喊口号看数字普通人民是不懂这些数字游戏的。如果不能建立制度纠错的制度，改革本身就需要改革。
    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再看洋务运动的失败并非完全出自外部战争，内部的制度则是根本的因素。 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反思中国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与30年前并无二致。
    我们是否需要改革？
    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怎样推动这些改革？
    谁是推动这些改革的动力？
    谁是改革的受益者？
    谁承担改革的成本？
    如何平衡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
    改革的社会协商机制是什么？
    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些命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改革现在面临的改革需求与30年前并无二致。中国的强大确实需要改革，因为只有合理的正确的改革才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