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位初中时的同学，一位姓马，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一位姓张，在中信公司任高职，两位都是颇为了得的人物。前些日子，我因请华国锋老先生为《天下黄河第一湾》题词的事去了北京，两位设宴款待，一番叙旧，几多感慨，都是书生意气，难免指点江山。说到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马同学讲，这全是老邓做的好事。清华的教授也这样讲，马同学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

    岂能全怪邓小平

    我向来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创造历史的伟人。在邓小平之前，中国历史一直未能摆脱一个规律，这便是夺取政权靠暴力，巩固政权靠专制，与之相适应，政治便成了中心，经济只能靠后，于是战争与贫穷便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邓小平想使中国走向一条富裕、民主、和平之路，他终结政治挂帅的治国理念，提出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他建立了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与任期制，他反复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始终主张以改革的方式推进社会的进步。在这场始于一九七八年的改革中,邓小平所表现出的大眼光、大魄力、大智慧、大意志举世罕见，令人钦佩。

    邓小平的改革解决了中国的许多矛盾与问题，但也引发了另外的不少矛盾与问题。人们对邓小平的这场改革，非议最多的是腐败问题，有许多人因此便怀念起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来，而忘却了那时的贫穷与恐怖。对于腐败的危害，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不想用毛泽东的方式来反腐败，他不想凭借个人的强权，他不想发动群众运动，因为这样的反腐败，要牺牲经济的发展，要引发社会的动乱，要制造阶层的对立，其危害性甚至超过了腐败本身。邓小平想借鉴别国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建立一种新的体制与秩序，使反腐败及整个国家建设走上一个新的轨道。建立一个新的体制与秩序，走上一个新的轨道，绝非易事，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甚至不是一代、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我们还要明白，即便建立起了新的体制与秩序，即便走上了新的轨道，也还会有许多的矛盾与问题。

     生而为人，孰能无过。邓小平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邓小平自己后来不止一次不无遗憾地说过，当初胆量小了点，如果在确立深圳为特区的同时，能把浦东甚至整个上海定为特区，后来的改革局面就大不一样了。有些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认为很不到位，有人认为早已过头，这其中有信仰冲突，也有利益冲突。要在众多的力量中寻求平衡点，寻求结合点，的确不容易，即便是邓小平的大魄力与大智慧，也难免谨小慎微。直到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中国改革最大的一道坎，在考量着中国领导人的魄力与智慧。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无法阻挡，但如何积极而稳妥走上民主之路，谁来从根本上化解这道难题，我们无法预测，只能期待,只能努力。邓小平的理论肯定有个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也不是尽善尽美，后人肯定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一方面由于改革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一方面由于邓小平也不可能前知几千年，后晓几万年，也有他认识上的局限。但有两点邓小平是十分清醒的：一是改革不能停止。即便是在八九年的风波后，邓小平仍能很坚定地说出：“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谁不改革谁下台。”仍能发表著名的九二南巡讲话，使中国改革没有出现逆转。二是中国不能动乱。动乱就可能导致战争。动乱与战争就会牺牲经济，就会产生强人，就会走向专制，就会前功尽弃。改革不是渲泄情绪，不能再走打倒皇帝做皇帝的老路。

     邓小平于一九七七年复出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几经磨难，九死一生，七十多岁才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邓公何其不易。我们不能期望邓小平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解决中国一万年的问题，不能期望小平“一劳”，全民“永逸”；一代“一劳”，万代“永逸”，后面的许多事情还需要后面的人来做。

    富裕、民主、和平，这是邓小平的追求，也是中国的追求，我们都应为此而努力。

    不要只怪邓小平。

                       湾里人写于2007年7月5日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