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贺卫方其人其事

 贺卫方，中国著名法学教授、政治改革的推动者。山东省牟平县人。法学学士（西南政法大学，1982），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1985），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一九八五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一九九五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担任《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名誉或兼职教授。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主要著作和译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中国法律教育之路》、《法律与革命》。

 二OO八年七月初，贺卫方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给学生们作了《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的告别演说，此时贺卫方离开北大法学院前往浙大法学院似乎已成定局。

 贺卫方办了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依约定前往浙江大学主持光华法学院，但浙大校方忽然受到高层政治压力，表示无法接收贺卫方，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北京家中。因政治压力而使得一位知名教授竟然失业，这在中国是一出让人无法言说只能哀叹的个人悲剧，也是整个时代的命运悲剧。在北大任教十三年的贺卫方，在学界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二、走近贺卫方教授

 十二月八日晚，应朋友章文之邀一道去阳光卫视聆听贺卫方教授那语气铿锵饱含人间正气的访谈，其后在演播厅拜访了这位不满半百鬓发却已花白，眼神充满忧患意识的法学专家，不免感慨万千，一种悲凉苍桑的情绪充溢心中久久不能释怀。杨先生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回答主持人庄婧严肃犀利的话题，他的声音磁性很强，极富感染力。这是一个和蔼可敬的人，没有架子，没有虚矫，一副宁和端详的神态，我注意到他的面容和目光，彷佛哲人般的雕塑，神情中蕴含着强大的思想的力量。这使我联想到德国哲学家康德清醒地仰望头上的星空同时敬畏心中的道德律，联想到法国民主启蒙家卢梭孤独地背影漫步在专制的废墟和法治的悬梁上。作为一个严谨的司法学者，他的隐忧他的焦虑，他的思考他的呼喊，对于那些滥用司法、图解司法、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一部分机构、群体具有及其震撼的威慑力。贺教授落到今天待业的地步，固然和政治大环境有关，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桀骜不驯人格独立的司法先驱者为正义殉道的傲然形象。我读过贺教授的《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和《不独立，毋宁死》两篇文章，从中能够深刻领悟到真正的法治精神、体制与法制的冲突，如果一定要我用一个具体的比喻来作为一种象征，唯一能够准确把贺卫方先生联系起来的就是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勇敢盗取奥林匹斯山上的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这个火种是真理的火种，是正义的火种。对于法律的见解，我特别欣赏贺教授的文章和言论。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良知和道德使其心中充满正义精神，还有对社会机制的结构、法制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深层的思考。

 其实，我们稍稍回过头，看看为普世价值观文明社会做出贡献的早期的先哲们也给我们留下不少宝贵的遗产和遗训，我们精神上享之不尽却无法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实践运用，你就会黯然痛心，时间过去了一百年、两百年，我们竟还不如那时的社会背景，这是何等的悲哀！卢梭认为只要生活在一个法度适宜的民主政府之下，只要实行法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就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良性社会。因此他主张立法权应属于全体公民，他希望官员创制法律应该审慎小心，公民认可法律应该非常慎重，公布法律应该郑重其事，执行法律应该庄重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例外；一旦有了例外，专制权力必然代替合法权力，法律的尊严必然丧失殆尽，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必然化为乌有。伏尔泰发现，法律和社会的正义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为此而惊醒，决心为一位信仰者的苦难事例勇敢出击。他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生活，包括选择信仰的权利。于是他义无返顾的挺身而出。他告诉人们法院在公正的名义下所能犯下的最大罪恶就是轻视和草菅人命，他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卑微的生命都没有理由轻易受到加害。他还告诫人们，社会正义是要每个人悉心维护、坚决捍卫才可能存在的，否则每个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社会不正义抛向黑暗的深渊。

 法律的尊严于我就像社会的灯塔，它较之于太阳般的思想，彷佛人类文明建设的两大法宝。但由于思想是属于白天，而法律是属于黑夜，我们对于法律的运用有时就会出现极大偏差。如果黑夜是专制的，灯塔可能移位，可能时明时灭，可能干脆熄灭。

 今天，我看到周老虎案件和杨佳案件带给我们这个社会更多的负面影响，在法律的名义下，竟然漠视法治的精神，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的司法改革到现在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法官判案没有公正和正义的制约精神，好比在黑夜中看不见灯塔。当伸手看不见五指的时候，必然也看不见真相。

 我还认为，在争取真正司法独立的同时，司法人权也不应受到漠视。台湾目前关注的司法人权现象，应是我们可资借鉴的范例。此外，司法中的人性关怀，在我们这个高喊“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却无力实现对自然人和法律人的尊重，实在是莫大的嘲讽。美国人可以将杀人凶手连同受害者一同哀悼、追怀，展示了人性和大爱的终极关怀，我们却可以拒绝给予一个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青年最后的慰籍，很轻松地就把一个生命炮制成仇恨的鬼魂。

 一个社会，如果国家党权化、行政党委化、军队党军化、司法党纪化、新闻党性化，如果它的特色就是这些，试问，它还能真正建立起理想化的和谐社会吗？

三、贺卫方阳光卫视访谈摘录

 贺卫方：（对杨佳案）我们自己可以说这场审判本身，程序上存在着严重的瑕疵，甚至可以说是比方说公开，没有基本的公开透明。关于精神病鉴定，关于有关的司法鉴定，似乎杨佳这方面，也不认为是一个，他们的家人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公正的一个鉴定，客观的中立的鉴定。然后关于杨佳的母亲，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可以说是让人们满腹狐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怎样的？他为什么会对警察产生那么大的仇恨？他是否被警察不公正地对待过？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一场庭审来给公众一个非常清楚的详尽的一个介绍，这是特别重要的。这样的案件其实本身它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案件，你知道它不是政治案件，它也不是什么涉及到某某集团的案件，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它这样一个程度比较严重的案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展现我们的司法本身的公正性，让死去的那些警察的家人，让杨佳本人，让杨佳的家人，让社会公众都感觉到，情况原来是如此的。那么最后即便比方说进行了一个客观中立的鉴定，如果他不是精神病或者说精神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最后判处死刑，法官给出一个严格的一个说理来，这就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机会。你知道最高法院的院长，在那前几天刚刚说司法要去神秘化，我们的法院不能搞得神神秘秘的，叫老百姓都搞不清楚法官是怎么判案的。那我觉得审判杨佳的法院，一审法院是非常明显地在搞一种神秘化，是假公开，法庭上看起来有一些旁听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进的去，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程序本身的瑕疵，应当得到及时地纠正。第二审级，也就是上海市高院，理应撤销原审判决，然后重新审判。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件本身没有太多的复杂性，但是我们人为地把它搞得相当得复杂，说老实话不仅仅是法学界比较失望，一般公众也非常失望。大家都在严厉地批评，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今天是杨佳，明天可能就不知道是谁。

 杨佳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说几乎可以说他自己来操作法律。当社会不能给他正义的时候，一个国家不能给他正义的时候，他把法律拿在自己的手里边，他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正义。法律总是有缺陷的，司法过程总是有缺陷的，但是有时候如果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正义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包括比方说法律本身非常严酷，让人民动辄得咎，你搞不清楚你到底有罪是无罪，每个人都好像是有罪的，刑罚制度特别地残酷，然后司法腐败……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法律秩序变得让人民感觉到没有希望的时候，那他就是只能够憧憬这些东西，像杨佳。杨佳先生也被这些人想象为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对我们最大的考验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可能把这样的一个制度给改造得让人民有希望，要让人民觉得到法院打官司不要紧，我们可以信赖我们的司法。任何行政权力可以腐败，当官的可以压榨我们，但是总有一个地方，我可以获得正义，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民就没有问题，就不需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上梁山？是被逼的嘛，逼上梁山嘛。所以我曾经把一个西方的谚语翻译成为叫“忠良遭法驱，叛逆成大义”，这是英国的一句老谚语：如果忠良之士被法律所欺凌，那么你起来反叛这个国家，就变成了一种义举。

 无论是在先哲的思想里，还是在现实的追求中，法律总是以正义警卫官民，正是基于对正义的美好憧憬，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规则，学会了通过法律的运行载体，去实现正义的梦想。

 咱们现在位于这个亚运村，这个杨佳住的离这儿不远，就在慧忠里，就是他住的离这儿不远。他的母亲可能这个余生，还要在那里度过。大家讨论对他们本身没有意义了，这就是两个字，就是执行了“死刑”。

 当我们的最高检察院，在他们的报告里边很自豪地说，过去的五年间有三十多个部级以上的官员受到了惩处的时候，我想整个世界都会笑话，哪有其他的国家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的部长一级以上的官员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还有人前仆后继。所以你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不是杀，而是说要从前面解决问题，那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制度性的控制他，让他不可以做坏事！

 有句俗话说叫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公安做什么饭，法院只能吃什么饭，而且不允许说把它推倒，把它推翻。

 在美国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一位德国神父留下了这样一段铭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是新教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大时代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看客，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责任。

阳光卫视演播厅，左三为贺卫方教授。左一为章文兄，右一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