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报道，12月28日下午，地坛公园里，11名入围的庙会“草根皇帝”现场决赛。胜出者将在大年初一、初五的祭祀仪式上扮演皇帝。他们中有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席李少华和曾担任河北肃宁县政协委员的许长友。

下午3点，地坛公园里，11个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依次进入大殿，接受评委们的现场提问，再穿上“龙袍”亮相。今年，地坛庙会一改18年来的惯例，首次从市民中“海选”祭地仪式的“皇帝”一角。

报载，1号选手进场后主动和评委攀谈，介绍自己叫李少华，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但周围几名老记者，却认出他就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席。记者们立刻把他团团围住。一旁的9号选手也主动走来握手，“我也是政协委员，认识一下。”9号许长友现在北京经营一家企业，曾是河北肃宁县政协委员。对于这一巧合，李少华和许长友相视笑了起来。至于参选动机，他俩都表示是觉得“有趣”，主动报名来“玩玩儿”，主办方没有刻意邀请。提问环节过后，该穿“龙袍”亮相了；“看着挺像。”一旁有人评论。

这两名政协委员究竟能否最终胜出，地坛庙会组委会表示，评委们还得回去开会研究，下月才能公布。

李政协委员对记者谈了参选庙会“皇帝”的初衷。他说，是自己的职工们看报纸知道了这事，然后他们怂恿他去，说他气质像皇帝。他来参与“皇帝”评选，在新年祭拜天地，希望来年风调雨顺，我也希望能给企业明年经营带些好运。他以为，皇帝应该气度非凡、其次还得充满霸气。而这些气质，他觉得自己还有些符合。

对于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参选“皇帝”，他不担心因此招致非议。而且地坛庙会这么多年，是一种民俗文化，也不是封建迷信。他说自己平常参加官方活动居多，有机会和老百姓一起参与民间活动，挺好的。

对于李政协委员参与“皇帝”竞选，笔者真没有什么非议的。地坛庙会的确是一种民俗文化，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李政协委员参与其中，确应得到鼓励和喝彩。

不过，笔者记事以后，所受的教育，无论官方教材还是民间、社会的教化，从来就没有对皇帝的正面教育；即使在毛泽东对秦始皇的大加赞扬的时代，也从肯定秦始皇扫六合统一国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角度来赞美，没有对他全方位的美化过。到港台武打小说流行大陆后，金庸、梁羽生、古龙武侠小说中的皇帝，也无一不是反面人物，《倚天屠龙记》中的朱元璋，更将封建皇帝的残暴、狡猾、自私和恐怖刻画得淋漓尽致；偶有一个好皇帝，比如大理段皇爷，也是经过佛教的感化而变得人情味十足。作为封建社会的总代表，皇帝在大陆还是港澳台的文学艺术表现上，除了专制和暴戾，还有就是荒淫和无知。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大陆的文化艺术，就开始大肆粉饰、美化和歌颂起皇帝来。笔者的印象，似乎近20年来就开始了。二月河的大清皇朝系列长篇小说如《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以其优美的文字和曲折的情节，通过歌颂皇帝的丰功伟绩和爱民亲民，将皇权的正义、公正、人性的赞美，推到了最高的境界。如果二月河的小说还有阳春白雪的味道的话，而《宰相刘罗锅》电视连续剧以及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皇帝系列剧，则以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将皇帝的优秀和英明，灌输到了每一个大陆老百姓的心目中。似乎腐朽的满清皇朝，才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时代，老百姓的生活，在封建皇朝才过得最好。

于是，皇帝热，在中国大陆，近十几年来高烧不止。

笔者不反对艺术化的皇帝，如果仅仅停留在娱乐或戏说上，无可厚非。但是，目前这种“皇帝”热，已经不是纯粹文学艺术上的问题了，而是作为一种思潮的表现形式，在文艺中也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泛滥。在“皇帝”热的背后，是权威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人民的奴役化。

权威主义，是指统治者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而并不顾及后者的意愿。其特征是，过于集中的权力运作并无视宪法的约束；权威合法性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而是权威者本身的说教；比如“皇权天授”、“专制嫡传”等等。新兴的权威主义，则包括所有的专制独裁和家长制政权；权威主义一般用于描述二战后新兴经济体的政治运行模式，如马来、印尼、泰国、台湾等。近20年来，权威主义在大陆甚嚣尘上，其特征表现在：现代化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稳定的政治秩序离不开有效的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建立，则有赖于统治集团或某个领袖人物圆熟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技巧。

现代化进程中，不仅破坏了传统结构，拉开贫富差距、加剧社会分化，而且往往会唤醒民众的自我觉醒，公民意识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它不断地提高着民众的期望值和需求水准，以致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所能给予满足的现实能力和基本限度。因此，普遍的政治参与对政治体系，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为有效地调节和控制这种压力，政府就必须不断地提高和改善其处理诸多复杂关系的领导技术。但是，当权者又不容易一下子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技能，于是脆弱的政治体系在强大的压力下，就很难维持稳定的局面了。故而，必须借助无视宪法约束的威权，由铁腕人物掌握执掌绝对权威，来获得政治稳定。这，就是当前“皇帝热”在官场上受到追捧的深层次根源。

而在民间，其实民众并不喜欢这种“皇帝”般的不受约束的威权。但为什么民间的“皇帝热”也有如此广阔的市场呢？

因为，威权主义的孪生子，就是民粹主义。

法制与民主理念在现实中屡遭挫败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水平的不均以及封建传统、等级秩序和价值观念的惯性影响，刚刚觉醒和萌动的公民意识，就很容易踏上民粹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威权主义泛滥、法治与民主渠道被淤塞的情况下，为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民众就更加热衷于“民粹”的表达方式。

民粹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所以民粹主要的特质，其实也就是对政府的怨怼。

民粹主义一词是指拉美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中，民粹主义是弱小的本地资产阶级用以同各从属阶级结成反农业寡头联盟的政治战略，其条件是为促进工业化而不让这些从属阶级发挥独立的作用。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旨在动员下层社会集团支持的动听言辞和控制“边际集团”的操纵本领。这种政策的基础，是由一种巧妙的恩赐制度所巩固的领导人的个人感召力和对他个人的效忠；它所颂扬的是作为群众保护者的领导人的作用。

“皇帝热”在民间受到追捧的深层次根源，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泛滥。它用非理性倾向来对抗公民社会的理性主义，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马型政治。这种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的卡里斯马型政治统治，在中国又具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人文基础。

从戏台上“为民做主”的包青天，到现代电视剧《李卫当官》中李卫“想当年将一个三品臬台说喀嚓就喀嚓了”，这种建立在幻想中的公正和正义，寄托了老百姓对现实的不满。而包青天和李卫的特权，却又来自皇权。伸张正义的皇帝，就成了老百姓正义和理想的化身。

现在没有皇帝，但有大大小小的手握重权的“土皇帝”；而这些“土皇帝”，却还是非常崇尚威权主义的人士。老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希望多一些诸如电视、小说中那样的康熙、雍正、乾隆；颂扬皇帝，也就是颂扬和维护作为“保护者”的威权领导人。

李政协委员对记者说皇帝应该气度非凡、其次还得“充满霸气”。好一个“充满霸气”！笔者对此，只能无奈地苦笑。

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在目前的中国一拍即合，“皇帝”热高烧不止。这种高烧，任其泛滥，烧出的不是民主和法制的体制，而是高度集权和专制的合法化。

推而广之，这种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形成的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

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相对立；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但民粹主义最终只会走向截然相反的目的地。

前些年，笔者在大学的学长贺梦凡等人拍了一部非常有影响的影片《走向共和》，记录了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段中华民族所走过的路并引起了很多争论；但无庸否认的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相反，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派别采取了法治之内的和法治之外的手段，非常激烈地追逐他们的私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宪政学家就提出，作为一个大国、一个传统的国家，中国不应该实行西方形式的共和国。中国如果想实现政治稳定的话，应该实行“有君共和”。袁世凯就利用了这个理论为自己复辟帝制服务。当然，这已事过境迁，提出这个事例，仅仅希望国人警惕而已。

要使中国社会成为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就必须超越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在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要鱼和熊掌兼得。当年苏联解体时，经济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由于民众对这个政体失去了信念，所以政权一夜之间倒塌。所以，民主与法制的制度健全建立，从最低限度来讲，是政权合法、长治久安的一个基本途径；从最高限度来讲，民主与法制的制度，可以培养现代的公民意识，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共同体。

“从来都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靠我们自己。”

大陆的“皇帝”热，应该退烧了，无论官还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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