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把政治改革机遇推到了胡温面前

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不敢正视和面对的敏感问题。中国自1978年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府领导在不同场合都表达出了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30年过去了，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政治体制的缺陷，限制了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崛而不起的尴尬境地，由此而积累的社会矛盾，已经把社会推向了即将崩溃的边缘，造成目前社会贫富分化、官员腐败泛滥、社会价值观的崩溃。民众都心知肚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鄙人也深信政府有信心和能力去解决和化解存在的问题，关键需要的就是给予改革的一个契机和切入点。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好给了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机遇。

从经济发展看，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经济的增长，依赖出口经济的带动，忽视民生保障和内需的拉动推进，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30年来虽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民众财富的积累非常薄弱，民众自身抵御金融风险和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非常脆弱。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把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全部暴露出来，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局限，导致地方官员在制定经济发展策略时，片面追求发展，强调增长。只要经济增长了，财政收入上来了，上面领导满意了，自己的官位就保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保障民生，如果民生没有根本性的解决，经济虽然发展了，财政收入增长了，社会问题必然也滋生了。政治体制不理顺，中国经济发展的紧箍咒始终就戴在头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鸿沟。

从社会进程看，政治体制已经成了社会矛盾的临界点。贵州瓮安、云南孟连胶农等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绝非偶然。表面看是偶然性事件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正是这样的偶然性存在着必然性。体制的畸形决定了官员只能对上负责而不能对下负责的政治态势，民众的民生诉求和民意诉求长期以来得不到保障和排解，只要有偶然性事件的触发，必然就会引爆压抑很久的民意、民怨危机。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的前车之鉴，并没有促使政府推行相对应的政治改革，政府也许认为那是局部性事件，不足以动摇社会根基。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就不是简单的局部性所能涵盖的，是一个全社会的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大量产业工人的失业，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就经济解决问题，显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疏解民意民怨渠道，才能更有效推进社会矛盾的解决和促进社会的发展。

从政治环境看，中国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大弊病就是缺乏自身的纠错机制。任何一个政党都都跳不出社会曲折起伏发展的规律，关键在于政党出现错误和困惑时，能不能及时从错误和困惑中走出来。政党纠错机制不是来源于政党本身，恰恰就是来源于民众的监督，中国最缺乏的就是民众监督的缺失。政党游离于民意的监督之外，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民众，恰恰就是政党本身。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激发社会矛盾不可回避的问题。政府本是社会资源的调解者和公共资源公平的裁决者，但是现在政府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处处与民争利，如果不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有效进行权力分解和遏制，达到互相制约制衡，政府的公信力将很快丧失殆尽。否则，其触发的社会危机将是血腥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成就将会随之崩塌，是民众最不愿看到的在中国社会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胡锦涛、温家宝自中共十六大走到政治前台来，积极倡导和推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其个人亲和的人格魅力，在中国赢得了不少民意支持。胡温执政以来，除了亲民以外，无论是民生保障、惩治腐败、缩减贫富差距、排解社会矛盾和政治体制变革等，并没有取得根本性改善，如果民众期盼急需解决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胡温“以人为本”积累起来的亲民政治资本必将被自己所耗尽，最终落个一事无成，其亲民行为不过沦为民间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金融危机即便不爆发，中国失衡的经济发展策略早晚也必将自食恶果，现在借华尔街金融危机的风，轻轻的那么一拂，把中国脆弱的经济基础打回原形的同时，可谓是给胡温赐予了一个最好的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无论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程和政治环境形势，都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如果胡温大胆借金融危机的势头强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行政治改革，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的政治期盼，并且民众有很大的包容度来容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胡温如果能借此机会把自己亲民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转化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服务，必将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