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出发点就是土地公有制，是封闭固定的村集体管理模式的改良，其本质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相悖。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以城市为代表的非农产业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空间，亟需农村通过土地流转兼并分离出剩余劳动力加以补充，另一方面农村的家庭承包制、旧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却牵制着农民不能完全脱离土地，停留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状态。

如果在农民的家庭承包制实施后的90年前后，国家对这种管理模式进行适当战略性宏观化处理，改封闭固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市场化的土地所有制，均分责任田以后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允许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则由于土地所有权已明确，村干部任意处置土地将无从着手，导致村级腐败的温床基本消除。在上世纪末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将因非农产业的发展状况城市就业压力的张弛、城乡差距的拉动，促使农民调整去留态度进行土地流转买卖重组，使农民持续不断地脱土入城进入非农产业，从而使农村人口因社会的不断优化配置不断减少，农村人均耕地及收入快速增加，人地矛盾、生态状况得到缓解和改善，农村集约化经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可能。同时城市就业新增空间得到脱土农民的有效填充，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使城乡互动处于一种相互协调适应的谐变状态。脱土农民可以通过出售土地获得进城买房从事非农产业的宝贵资本，留守农民亦可通过收购离土农民的土地逐步实现规模经营，也可通过土地抵押筹资增加农业投入。城扩村缩、非增农减、城乡互动的城市化将趋于良性。

1982——1986年的5个一号文件都是对家庭承包制模式的完善和肯定，这在当时是恰当的。但90年以后的政策继续停留在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非市场化修补上，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90年代各项政策增加了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不如说是增加了干部任意处置农用土地的操作空间，使农村土地乱象丛生，农民实际收益甚微。

尽管我们的改革是渐进的，但既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建设市场经济的方向已经明确，那么农村的体制机制改革就应该以引入和遵循市场规律减少非市场因素为要。但是家庭承包制在全国铺开以后，没有及时对这项产生于基层的带有局限性的性管理模式进行整体性宏观性和市场性升华，农村改革出现了渐而不进的现象，仍然坚持了以非市场的土地公有的家庭承包制为模板的经营模式，于是农民增收缓慢粮食产量徘徊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生活必需品供应出现紧张，甚至一度不得不进行价格干预。限制粮食出口仍然是价格干预的延续。历史上因渐进式徘徊犹豫导致改革渐而不进甚至失败的现象屡见不鲜。近代中日俄三国，俄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均实施自上而下比较坚决彻底的改革，结果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中国清末的渐进式则渐而不进在争论和徘徊中失败。

04年以后的5个一号文件就是针对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徘徊的情况出台的，主要做法是免除农业费和增加农业补贴、加大政府干预等非市场手段，增加了财政负担，显然与市场化改革方向相悖。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仍然以政府干预、补贴、扶持及各种“工程”等非市场手段为主，虽可立竿见影，却不能根除三农顽疾，陷入了补则粮贱伤农，不补则荒地歉收的怪圈。原因就在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确定以后，作为非市场的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潜力已尽使命已基本完成。而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未来多数农村注定将萎缩，过度在农村铺张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或许将是浪费和摆设。

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针对本质做决策，是宏观决策成败的关键。90年代以来，针对三农的调研和决策也不少，但大部分都是对现象的简单统计和归纳，少见对三农现象进行战略性宏观性思考找出内在本质联系的环节，作出以小搏大的宏观调控性决策的。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批次出台即是国家重视农村工作，也反映了难跳三农怪圈的无奈。

90年以后，中国非农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城乡互动剧烈农民脱土与城市劳动力不断增加的需求之间本就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在90年代农民5%负担限额和税费减免之前，村组织尚未对土地山林资源大肆招租圈卖时，能出台土地市场化流转的相关政策，辅之以覆盖全社会的社保体系，则农民去者乐意，留者安心，后顾无忧，我国城市化水平远比今天高得多，农村人均耕地和收入都比现在多。显然这是农村机制转换矛盾最少、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时机。

遗憾的是，农村土地公有制条件下产生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没有及时进行战略性市场化升级，没有赋予决定农村命运的土地市场化流转的功能，使我国农业游离于市场经济体系之外，难以与非农产业进行市场化对接和互动，错过了优化农村政策的最佳时机。加上长期形成的诸如户籍、社保、价格等二元体制的制约，使农民游而不离，人口难减，人均耕地不增。造成农业非市场化运行，成为市场经济的死角。一句话，产生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目标明确的一揽子社会改革方案，城乡改革分离，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城市经济已基本市场化，而农村仍然难脱集体土地所有制窠臼，使农村农业和农民实际上成为市场经济的弃儿，他们有为社会生产廉价粮食支撑非农产业低工资的义务，却没在同一起跑线与之平等竞争的权利和实力，这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十七届三中全会前，不少媒体解读，会议将给与农民土地经营权市场化流转的权利，但后来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总之，宏观决策缺失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战略因素，要解决三农问题，怕触及问题、不搞改革、修修补补，显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