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老昆明

图／文：戈叔亚

一．  大撤退到昆明

今日的金马碧鸡牌坊

金马碧鸡牌坊

很少有人可以预计到战争会使古老的昆明产生了空前奇特的繁荣，战争的碰撞给昆明带来了抹不掉的烙印。昆明人口急剧膨胀到了５０多万，他们有南京重庆的政府大员、北平的学者、上海的银行家、广东香港的商人和武汉的企业家、有各路大军以及在最低生活水平线挣扎的普通中国人，另外还有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代表着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两股巨大潮流，几乎在同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涌入昆明，为昆明注入新鲜活力。同时也使古老的昆明发生了比日本飞机轰炸猛烈百倍的震荡和断裂，处在眼花缭乱的疑惑和似乎要分娩新生的阵痛之中。

战争时期的金马碧鸡牌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云南的历代官老爷就烙下了这么一个毛病：他们除了在五华山官府发布命令外，还必须到金碧路上的金马碧鸡牌坊下面这里走一走；或炫耀权力或以示向天下伸张正义，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公众真正的承认。无论是朝廷皇上下的诏书，还是新的征服者的入城仪式，无论是拥护共和的护国军的北上讨伐，还是新锐的滇军抗日出征，以及远征滇缅印的国军凯旋等等一切重大事件都是如此。这样金马碧鸡牌坊就成了昆明的象征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外省人甚至美国大兵也听信昆明老人的鼓噪，在中秋节傍晚，加入到足以引起骚动的人群，煞有介事地观看金马碧鸡牌坊神秘的“交相辉映”而不得要领；虽然这两座高大的建筑已经显露老态，但是仍然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影响。西方人对其极具中国风格的华丽装饰赋予新的诠释：“牌楼散发着一种自命不凡的气概，似乎是中国未来巨大潜力的符号。”

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

国统区最繁花、最国际化的城市

那时候，像潮水般涌来的外省人纷纷在“商埠第五区”的金碧路上开张营业，以至人们把金碧路叫成“广马街”，因为昆明人总是把广东商人甚至外省有钱人叫“老广马”。外地人的到来使昆明这个古老、平静、祥和的城市变成中国国统区最繁忙、最现代、最兴隆和最国际化的城市。

金碧路

步行通过市中心的正义路和南屏街，感觉完全像是在上海或者广州，生活费是国统区最高的。男人们礼帽西服，女人则玻璃丝袜、高跟皮鞋和波浪发型，虽然烫发是明令禁止的。当时人人都追求的最时髦的三样东西是：奥米加手表、派克５１型金笔和高级化妆品。有钱人相互攀比，昆明市民也赶起时髦。达官显贵们出席舞会庆功酒会，当太太小姐们看到其他的女人穿得更时髦而自己显得寒酸时，那丈夫和老爹从此就别想安宁,除非她们得到同样的装备。

金碧路

上海人带来的一些“摩登”习惯，其中有一些也许正是西方人最坏的毛病，这些上海人一味模仿又走了样。例如：在中国人的婚礼和葬礼仪式上，要演奏传统的中国音乐。而他们却弄来一支西洋铜管乐队，吹奏的音乐和仪式非常不协调甚至滑稽。而如果这些铜管乐队演奏一些中国传统的古老音乐就更加愚蠢。这些号手邋邋遢遢地穿着那种颜色和式样都很特别的制服，有的甚至还戴着德国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使用过的钢盔。

外国人在昆明

那时的昆明是中国主要的通商口岸之一，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昆明设有领事馆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而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由于和中国处于交战状态，他们在昆明原来的领事馆已经撤消。到处都是外国人和外国洋行，有法国商隆公司和东方汇理银行、英国的卜内门洋行和怡和洋行（缝纫机）、美国的美孚水火油公司和慎昌洋行、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和拜耳药房、希腊若瑞玛和哥胪士洋行等等，而兜售味精、仁丹等日杂货的日本宝母洋行和府上洋行，在战争爆发不久就收摊子回家了。

美国兵

不同国家的商人总是经营不同的行业：法国人开办医院、旅馆、教堂和五金器具商店；希腊人总是经营旅馆、餐厅和酒吧；美国人大部分是汽车推销商和搞无线电的，这些搞无线电的人都是美国空军志愿队队员；安南（越南）人经营着小餐厅和裁缝店，其中大部分也是香蕉售货员；印度人开张眼科诊所和白俄罗斯人张罗着面包房……被日本人赶出法属印度之那越南　　　　的法国殖民军官兵成天在翠湖公园闲游浪荡，他们抽着美国香烟，一边快速地谈话一边打着奇怪的手势。　　　　

昆明姑娘和美国兵结婚

另外许多卡车司机是缅甸人、印度人、欧洲人和美国人。而更多的是南洋技工，他们都是从国外回来支援祖国抗战的侨胞。他们的特别标志使得人们在一公里外就能认出他们：穿着在仰光买的羊皮夹克和在大理买的黄色卡其布裤子，两条裤腿正面上分别有一个巨大口袋，里面鼓鼓囊囊子塞满了银行兑票。几乎每一个司机右手的中指上都戴着一个有他们名字的象牙戒指。这是他们一种不变的符号，这就是他们的“商标”。

南洋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