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拿破仑在滑铁庐之役战败后，得到一本《孙子兵法》，他看完后感叹：如果早看到这本书，他就不会有失败的命运了。

相信这是中国人的以讹传讹。笔者以为，就是传说中“百战百胜”的拿破仑得到《孙子兵法》这部军事智慧的典籍，也不能改变他最终将在圣赫勒拿岛度过余生的命运。拿破仑应当知道，他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是，一次军事失败就足以让他的政权垮台，而军事胜利不过是延缓它的到来。

拿破仑法国之后，相继有一批新兴的全球性强国和地区性强国迅速重复了崛起、冒险、失败的命运。这些国家直接失败在军事冒险上，但经济、军事力量却不是根本原因，相反，往往在失败之前，其经济、军事的发展势头是在迅速超越周围的竞争对手。

统一德国的俾斯麦曾担忧：今天的德国就是德国最大的边界，谋求一个更强大的德国，将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灾难。

甲午战争时，客籍日本的欧洲文学家小泉八云断言，新日本的发祥自中日战争开始，但日本的危险之路或许就在巨大胜利带来的自负之中。

自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后，实力迅速上升、改变世界力量格局而没有遭受挫折的国家，惟有美国。

对比英、美成功而恒久的崛起，这些国家历史上的失败，都是直接遭受了彻底的军事失败，但失败的根本原因却不是军力不足，经济不强，而是在政治智慧上的失败造成，这种政治失败的表象是外在的冒险和与多数强国为敌，而内在的原因却是政治生活的不健全。参阅：浅谈“成王败寇”之“帝王文化”之害

法兰西：拿破仑只能失败一次

１８１３年６月２８日，中立的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到德累斯顿，向刚在莱比锡战役获胜的拿破仑提出要其让步的结盟条件，拿破仑拒绝了梅特涅：“你们的君主生下来就占有王位，即使２０次战败，仍然可以回到自己的都城。我却不行，因为我是士兵出身的暴发户。一旦我不再强大并且不再受人敬畏，我的统治就完了。因此，我需要荣誉和光荣，我不能以一个被侮辱者的姿态出现在我的人民面前。我必须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受到人民称赞的。”

１０月１９日，法军队在接下来的莱比锡战役中与新增了奥匈帝国生力的反法联军作战失利。此后战事在法国本土展开，次年３月３０日，绕开拿破仑主力的联军占领巴黎。

连续２０年为拿破仑付出了无数年轻男子的生命的法国疲惫了。面对无心作战的军队，拿破仑接受了《枫丹白露条约》，被放逐到由他所有的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

归国的路易十八迫不及待地恢复大革命废除的恢复旧制度、旧秩序，取消一切革命成果。大革命的革命暴政及其后拿破仑的专制让法国流尽了鲜血，但它还能为狂热的法国人赢得荣誉和活力，而路易十八带来的则是腐朽无能的专制。当法国政治家马雷等派员化装成水手到厄尔巴岛告诉拿破仑法国盼望拿破仑时，拿破仑立即带领１０００人悄悄在儒昂港登陆。时为１８１５年３月１日。

在拿破仑离开巴黎前往厄尔巴岛的途中，沿路遇到的都是愤怒地痛骂“暴君”、“刽子手”的农夫，但这次沿途拿破仑遇到的全是热情而激动的人群，所有派来阻止的军队都自动投入到拿破仑一边。

拿破仑复辟，刚刚在巴黎和约上吵吵嚷嚷的欧洲君主们又组成了七次反法同盟。６月１８日的滑铁卢一战，法军败退。４天后，拿破仑再次被迫宣布退位。

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在革命暴政中，几乎所有的政治精英都在一连窜内耗中走上了断头台，最后自动把一切成果和权利交给了军事天才拿破仑，共和国对欧洲君主国的反围剿战争最后变成了新皇帝的对外战争，而这位“士兵出身的暴发户”为打破旧欧洲秩序的战争一旦启动，就永远无法停止。因为，拿破仑的帝位既非合法的世袭，又非现代民主的同意之治。最后，整个法兰西的革命成果只能靠拿破仑的刺刀来维持。

尽管在我们的教科书中，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削弱了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拿破仑象征着正义与进步，尽管在拿破仑全盛时期，法国的势力覆盖了大半个欧洲，但由军事胜利维系的僭主政治，在政治上无法自我遏止军事冒险的渴望和惯性时，它就比它取代的腐朽的世袭君主专制更为脆弱。

拿破仑的上台，是大革命后法国政治精英们集体政治智力失败的产物。而拿破仑的军事失败，不至于在把一场针对其本人的战争变成一场全民族的灾难，在于这个国家还存在议会，还存在一群善于计较危险的政客和贵族。拿破仑战败，议会立即宣布国家处于危险中，拿破仑必须退位方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再就是，拿破仑在最后一刻体现出了政治家应有的责任，没有响应崇拜他的士兵和巴黎狂热的市民，否则，巴黎就是今日的巴格达。

然而，一个政治智力上失败的民族往往难以避免重复的错误选择，拿破仑的侄儿又被送上皇帝的宝座，拿破仑三世的冒险终结于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这次失败后的割地赔款使法国永远被赶出了第一流强国俱乐部。

德意志：政治上惊人的愚昧

１８６２年９月，俾斯麦在议会演说中宣称：“德国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权力……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

靠“铁与血”建立的帝国到了一战前夕，走的比俾斯麦时代要远的多。普法战争胜利后一位德国政治家的担忧正变为事实：

“我们要警惕德国变成一个不是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国家的军队。”

铁血宰相俾斯麦曾言，今后德国是做的是精心地保住现在的德国，而不是扩大。但他的警告迅速被忘得精光，小毛奇整天算计的是一次性地彻底解决法、俄，把老毛奇打下来的帝国边界扩张到整个欧洲。但是，１９１４年８月４日，一直态度暧昧的英国对德宣战，惊慌失措的小毛奇向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是：陛下，帝国的战争已经失败，一切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小毛奇们没预计到英国会参战，更没做把美国拖进战争的准备，最后，曾宣称“除了上帝，我们德国不怕任何人”的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逃跑，留给整个民族的是空前的灾难。

俾斯麦时代外交政策被改变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非仅因已成为国家和军队化身的威廉二世的政治智力平庸，原因在于，这个畸形强盛的国家政治生活已不完全存在。俾斯麦这种外交手段极端灵活的人也不能挽救这个民族在政治上的短视——俾斯麦“铁血主义”发展到极限，是威廉二世再也不能容忍俾斯麦挡路。此时的德国已彻底消灭了“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就只剩下一种声音：“我们也要抢得阳光下的蛋糕。”

一个当时产生了众多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的杰出民族，却在政治智力上集体表现出惊人的愚昧。而政治智力的整体失败带来的灾难恰与它的其他成就成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对全世界的战争。

如，八国联军“惩罚”政治上极端愚昧的中国时，德国强迫满清政府为其遇难的外交官在北京市中心树起“克林德纪念碑”。当时就有欧洲政治家感慨，以如此方式羞辱一个古老民族的民族，充分显示出其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危险。

战败的德国遭受的惩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极端骄傲但在政治智力上却处于儿童阶段的民族必然的惩罚。

“争取生存空间”，是德意志帝国时代列强们能体谅的“正当理由”。因为列强制订的游戏规则，总是约束弱者而易为强者找到“争取生存空间”的正当理由和借口的。

德意志民族付出的代价之大，甚至连部分战胜国都开始同情了。然而，这种惩罚在德意志民族那儿激起的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极端的愤懑和疯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指挥德国的是政治上愚蠢的贵族和精英，这次，他们把一个曾经的流浪画家和前陆军下士选上台。政治主导力量越是外移和边缘化，就意味着越发的非理性。

德国人用选票把德国交给希特勒，证明这个民族除了外部强制力量外，已经不可能靠自发秩序建立自由民主宪政，并进而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当它拥有与其政治不对称的科技、经济、军事力量时，它再次主动地被打进地狱，乃是必然的宿命。

二战争结束后，德国不但被分割占领，一度战胜国打算让德国永远从工业上剥夺其战争的潜力。而美国取消这一计划，是因为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市场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千年易过，德意志罪恶难消。”一位纳粹战犯在审判台上忏悔道。为等到这个迟到的认识，德意志民族付出的代价是两下地狱。

日本：因政治失败而军事失败

二战前，美国外交家席勒预言，日本有一天将崩溃，日本民族将受到重大惩罚。

日本二战的覆没命运，直接决定于两次最关键时刻的选择。一次是１９３７年的庐沟桥事变，一是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国递交的《赫尔备忘录》。

１９３７年庐沟桥的枪声，给中日两国政府出了一道事关国家民族命运智力考验题。是象以往一样发生冲突后以中国道歉处分了事，还是扩大冲突乃至全面战争？

发动“９·１８事变”的祸首之一、日本军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一反前态，主张所有日军均撤到长城以北，所有应负中日之战的人员均应发交军法审判。同时呼吁裕仁天皇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和。因为他认为如发生全面战争，以日本的实力，必将陷入没顶之灾。持同样观点的是前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然而，“惩罚暴支”的声音更大。７月２３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准备赴南京的秘密特使和其本人均为日本少壮派军人所阻。

与其被蚕食，不如奋起一击。华北扩大的战事，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在上海集中全部精锐一击，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被日本认为是最后通牒《赫尔备忘录》，则是爆发全面侵华战争带来的又一个生死难题。与美国是战还是撤出中国求和？早已为袭击珍珠港演习过多次的山本五十六认为，与美国作战，日本必败。日本军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必败之路。

１９３６年日本陆军少壮派发动的“二·二六事变”，决定了日本走向了覆灭的不归路。尽管事变被宽大地镇压，但事变中少壮派残暴地杀害了多名“卖国”的日本高官，使决定日本命运的高级政客们从此被下破了胆，更荒唐的是，日本军部成立了一个“内阁阁员甄选委员会”，内阁成员须由军部两名中佐认可通过。

“二·二六事变”的残暴不但吓破了政客的胆，也让日本媒体从此噤声。这个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要远较德国更容易避免政治幼稚的国家，自“二·二六事变”后，已经没有了政治，整个民族被狂热的中下级军官一步步拖入全面战争。

而较之德国不同的是，其侵华的野心缺乏统一的事前整体谋划，每次挑起事件扩大事态，都是下级带着上级走，让日本高层被迫追认。其结果在侵华战争中犯了逐次添油的大忌。

逐步蚕食，避免全面战争，是日本军方高层的指导思想，然而政治上的“下克上”鼓舞了狂热的下层军国主义分子，使军方指导思想和战略全部被打乱。日本不但成为一个政治上愚蠢的国家，军事战略上也变得同样愚蠢。

几乎从甲午战争后的李鸿章开始，许多人就断言日本将以巨大的惯性不可避免地将走向不断的军事冒险之路。尽管日本有一整套从欧洲学来的制度框架，但是，这一切都被视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和工具，当日本以甲午战争的军事冒险得手而一夜爆富之后，能带来更大好处的军事，就成为可以让一切手段为之让路。军事冒险的“路径依赖”使才接触西方先进制度的日本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善于克制自己善于运用政治谋略的成熟的政治民族，当一次次冒险都成功后，它最终又蜕化成一个赤裸裸的政治落后野蛮的民族。

珍珠港偷袭发生后，赫尔对送来文件的日本大使野村话就是个注脚：“在我整个五十年的公职生活中，我从未看见过任何文件充满了这样无耻的谎言和歪曲，我想不出，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什么政府能说得出这些话。”

不但政府如此，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也没有一个民族如此狂热、偏执而且毫无理性地投入到军事冒险之中。日本并非一个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独裁专制国家，整个民族自觉而狂热地投入到毁灭之路，两枚原子弹落在日本列岛而不是别的地方，这种特殊的惩罚落到特殊的民族头上，或许并非意外。

政治成熟的民族，必须迈过的门槛

二战时的德国、日本统治阶层都在面临彻底失败时做出了自我毁灭式的疯狂准备。这不属于一个民族精英阶层的政治智力的问题，而是一种缺乏理性和责任的兽行，一个坚持把整个民族拖入可以想象的灾难的政权一定是没有责任而疯狂的。

无论是前面失败的民族国家，还是今天正被美英彻底打垮的萨达姆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都无健全政治制度设计安排以保证政治生活的自由民主，或者有制度，但却被粗暴践踏。它们都无法保证国家的公共政治生活有多样化的声音，而且，它的公民整体上都缺乏稳定成熟的政治生活习惯，缺少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外在的“富国强兵”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目标中总是处于优先的地位，为了“民族主义”，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之让路——包括即使存在的一套照搬来的政治制度。

换言之，一个后进的国家，科学、技术、经济都是容易迅速模仿的，而政治，则在先进的发达国家多是历史演进和自发秩序的产物，它是一套有形的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已经融化到意识中的习惯。科学、经济、文化、军事的发达是其副产品。而对后进国家而言，往往它是一种需要心得与适应，甚至是需要本土化改造的设计之物。如，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在今天的解读看来，也可视为“种族岐视”或“阶级斗争”的工具。

因此，政治成熟的成果。即，政治文明。要成为溶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血液中的习惯，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对于那些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必需要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当然，这首先取决于要有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

时到今日，从历史与现实中看未来。在这里，我也不妨大胆预言：政治成熟的民族（国民）是一个后进国家一道必须跨过去的门槛和考验。在这道门槛外，后进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一个永远不进入中心的边缘化的、被世界遗忘的失败国家，要么在赶超过程中因政治智慧的实践失败而被世界强国压垮。因为，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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