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不傻，精英傻：是真傻，还是装傻？

——推荐黄章晋先生的《难道农民都是傻瓜？》

钱  宏

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是西方引进的现代生活方式，但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并不是以消灭乡村生活为代价，相反，城市生活只是乡村生活的放大化。城市不但较顺利地吸纳、安顿了乡村进城居民的生产生活，而且留在乡村土地上的农民的生产、生活并不比城里人差。这与明晰的土地所有权有直接关联，这是基础，也与欧洲的国家战略，特别欧共体及后来的欧盟的全面农业政策有直接关联——年1000亿欧元财政预算的欧盟，竟要拿出420亿欧元补贴农业，这意味着什么？这不只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比马后炮式的救市主动积极），也是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真正体现。

《难道农民都是傻瓜？》一文提出了一个常识问题，这就是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会不会使用好自己的权利和珍惜好自己的权利的问题？作者黄章晋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的农民自古就有主体意识，这件事用不着别人为他们瞎操心。

我想说的是，有没有权利，和怎样使用权利及使用权利的条件，是不同层级的问题。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匪夷所思，缺乏良知的知识精英往往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上肯定正确的意见，而有良知的知识精英却站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犯杞人忧天的常识错误。

我还是那个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调节基础上，实行统一保障体系，同等国民待遇。但这样做的前提，还是土地这种特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必须明晰，不管是长期承包（永佃）、自由流转，还是直接的私有化，总之一句话，就是人们老生常谈的三个字“权、责、利”必须清晰。只有这样，才能实施发展农业的国家战略。运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施农业贴补计划，也才不会受到地方政府乃至地方势力雁过拔毛。

粮食是永恒的战略资源，国家必须象养育军队发展国防一样扶持农业、支持农民、提升乡村生活质量。注意，农业补贴不是农民补贴，更不是农村干部补贴。只要是按区域规划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及安置农民就业、丰富乡村生活的条件下进行农业生产，无论是谁，只要按规划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国家就给予补贴。这样，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就成为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的一种必要补充和渐进拓展过程，而中国原有的乡村生活也不至于败落。

有人说，在国家还没有好的办法之前，土地最好还是不要私有化。我不太明白“国家还没有好的办法之前”，是什么意思？国家养了那么多肉食者，这点办法想不出来，还是根本就没有诚心想办法？拖延对谁有好处，这十几年来，谁有资格、有能力、有效率每天都在巧取豪夺“国家土地”的“转让金”，制造“失地农民”？为什么没有“好的办法”？肉食者是真傻，还是装傻？

也许，私有化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这里讲的是把本来是土地主人的农民的生产资料“还”给农民，这里面有私有化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农民在中国是不是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的问题。以货币形式拥有自己财产和生产生活资料的城里人可以由自己支配，为什么农民在法理上不可以土地形式拥有自己财产和生产生活资料，并且由自己支配？至于存在可能被人（政府或资本家或地方豪强）忽悠兼并土地的问题，国家完全参照货币管理外汇管理的限制办法来解决！就是说，如果真的土地私有化或自由流转，国家对土地的管理，可以象对人民币和外汇那样，尽管土地是你的土地，钱是你的钱，但国家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比如可以限制你带大量人民币出国，限制完全自由兑换，同样，国家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可以规定出卖土地的附加条件，比如买方必须考虑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在原土地上优先就业，土地买卖后性质不得变更，耕地还只能作耕地用，建设用地也还要符合区域规划，限制出卖给跨国公司等等。

看了几种态度对立的帖子，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看到要“还”给农民或乡村居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有人忧心如焚，有人暴跳如雷，有人恼羞成怒骂街骂娘，就忙着、急着要为农民作主呢？农民，乡村居民，为什么不能享有中国宪法、法律保障的“同等国民待遇”？

难道农民的命运就只能是：要么被锁定在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要么被赶进、逼进城市头顶“农民工”这种被歧视帽子做边缘人？

天理何在？人情何在？国法何在？

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中国制定《公民权法》、《反操纵法》、《事权法》、《人权法》（现有《物权法》并不健全，很难操作）和《社会自组织法》，是何等重要而紧迫！

2009年1月6日于上海

新殖民运动：中国农民与中国特色

难道农民都是傻瓜？

黄章晋

中国历史教科书制造的一个最大神话就是，在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土地将迅速被兼并，然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最后变成一无所有的流民。所以，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是万万不可动的好制度，因为将土地平分给农民，但产权又掌握在国家手上，农民便不至于在经济困难时随便卖掉土地，而丧失了最后的基本生活保障。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温铁军先生，这位被称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三农问题”专家，整天以农民进城会制造可怕的混乱来吓唬城里人，他持此观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反对“十八亿亩红线”的茅于轼老先生居然也信了这个道理。

农民作为国家的佃户时，土地是其生活保障，而农民作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时，反而没有了保障，这个悖论，被秦晖已阐述过无数次。但依然有人相信这个逻辑，想来，这些时刻担忧着农民的人，首先就认为，中国农民是一群傻子，拿到土地后就会换酒喝就会打牌输掉，然后一无所有。如果中国农民都是这样一种有钱就花好逸恶劳的泼皮，怎么会有上亿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难道那些祖祖辈辈与土地交道的人，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居然还不如城里人？

中国农民是典型的小生产者，每个家庭就如一个企业，相比城里那些在单位、在企业、在写字楼上班的普通人，农民对自己生产、生活以及收支安排，天然有着更丰富的安排经验和规划管理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是中国最接近企业家意义的一个群体。仅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看，你也不难发现，中国的企业家，从农民、城市小生产者转变而来的人，远远多过从大企业大单位脱离出来的普通职员。无怪乎列宁曾警告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

当然，中国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在自由交易的小土地私有制下，最终会出现土地被不断兼并的趋势，到了一定阶段，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社 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就会爆发导致王朝覆灭的农民起义。而每个新王朝建立后，又会重新分配土地，然后循环往复。中国历史王朝更迭治乱循环就是这么一回事。人们对土地私有化最大的恐惧和反感，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历史研究的实证却与上述说法有异。美籍史学家赵冈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通过文献收集整理发现，自宋至民国，小土地私有制下的中国，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长期稳定，并不存在周期性的不断增大然后又重新开始的循环。如果一定要说存在什么规律，那么只能说这个基尼系数是在非常缓慢的下降而非不断上升的。

原因很简单，即便存在土地不断兼并的趋势，由于中国并不存在长子继承制，一代人好不容易兼并的土地到了下一代又会被分散，而且，如果土地宝贵，又有多少人会轻易出售？今天，中国农民有了三十年代土地承包制经验，如果土地真的有收益，他们难道不懂得，即便自己不愿耕种土地，不可以采取转卖长期租赁使用权的方式吗？

中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大规模的流民，但与流民大量出现相伴的，是大量土地被抛荒，这些土地事实上并未被周围的邻居乘机兼并，因为这往往是一地的集体行为。农民抛荒的直接原因是无法承受沉重的税赋，种田已如此不合算，还不若去抛弃田产离开家园去当流民。除此之外，便是罕见的意外自然灾害。

坚称土地私有化会迅速造成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失地游民，使社会急剧贫富分化的人，喜欢横向比较举例南美和印度，其实在这些国家，土地集中和大量城市贫民的原因，与土地自由交易完全无关，它是殖民统治时大规模圈地的历史遗产。在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起点就是严重不平衡的，而中国的今天则截然不同。

当然，中国今天的土地承包制下，土地的分配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样公平。而在中国古代，虽然私有土地的自由交易不造成兼并，但权贵却能凭借政治特权迅速地大规模兼并土地，——如果有人认为这也算自由交易，那我无话可说。今天，同样的威胁依然存在，有些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使农民更积极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土地，这无异于说，一个人有了私有财产，便可有力地抵御强盗一样。不过，这个可以留待后面来说。

与农耕时代相比，今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已大幅提升，同样一个人，在农村经营一小片土地，当然远不及进城打工所得更多，因此，人口从农村不断流向城市，乃是势所必然。这与农耕时代一旦大量人口从土地流出，便意味着他们找不到饭碗，社会将出现危机，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如果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与城市工商业劳动力的生产回报率大致持平，只有两种可能：一、完全断绝粮食进口，不断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使从事农业劳动者通过单纯的农产品价格上升而非生产效率上升，达到与城市工商业二者同样的回报率；二、让人口自由流动，使农业生产者的人均耕作面积大幅增加。

前者，意味着彻底阻断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要使农村享受到与城市同样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现代化设施，整个社会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而后者，并不意味着需要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是农民把土地卖掉或土地被兼并后才能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因为离开土地的农民，完全可以像今天国家与农民签订长期承包合同一样，将自己所有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承包给农业经营者。

当然，土地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农民就真能更有效地捍卫其个人财产，虽然，这比起村委会和乡领导直接就替他们当家做主，要好得多。但是，仅就今天土地承包制下就已存在相当的土地分配不公平来说，土地私有化，依然存在大量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甚至是制度性的建设。不过，这是怎么分的问题，而非分与不分的问题。
　　而到底怎么分，相信中国农民有太多的实践经验和意见，他们才不是傻瓜，黑龙江富锦等地的农民不就自己先做了决定么？虽然，他们最终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