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1983年哈工大光学工程专业毕业，198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1993年7月加盟《东方时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称号。2001年1月起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1年10月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2008年12月23日不幸因病去世。］

　　陈虻于12月23日凌晨去世，我在26日才知道，是北京的亲戚看到报道之后才急忙打电话来报信的。当时我刚下班回家，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就像被速冻一般，心里一沉，双手无力，肩上的书包坠落在地。但奇怪的是，我心里却是出奇地冷静，吩咐力力赶快拨电话给陈虻的妻子小红，这时才发现她早已泪流满面，口中喃喃自语：“最亲近的人走了，这是第二个……”
　　在北京，小红接电话时已经躺在床上，她说这几天一直没有合眼，快撑不住了，今天要早睡，是因为明天要起大早，凌晨五点到肿瘤医院去领陈虻的遗体，八点赶到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她的声音平静之极，反而安慰力力说：“你和杜平不要太难过，等我忙完了，咱们再好好地谈。”
　　通话只有几分钟，两人都很镇静，就如同平日的陈虻，遇事不慌张，有条不紊，不失尊严。可是，挂上电话的那一刻，力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再次哽咽起来。

    面对最亲近的人的死亡，我们除了痛苦和悲伤之外，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反反复复地回忆我和陈虻当年相处时的情景，从记忆最深处不断地找寻他跟我说过的话、一起做过的事，还有他举手投足之间从容、优雅的神态。由此及彼，由近而远，最后在脑海里重新构建起一个又一个已经过去的时空，让记忆麻痹和安慰自己，在悲伤之余竟然再次体会着当年的温馨。
　　除了这些，还能做些什么？
　　我突然想起，明天早晨还有追悼会，便赶紧打电话给央视体育中心的老同学江和平，请他以我和力力的名义为陈虻献一个花圈。“我一直不知道你和陈虻的关系这么密切，”他说：“否则我早就通知你了。现在已经有100多个花圈，灵堂里已经摆不下。我赶快跟台里联系，报上你们的姓名。”
　　力力说，那天夜里，她做了个奇怪的梦，陈虻身上盖着一块白布，但发现他并没有死，所以急切地高声大叫：陈虻没有死，没有死，你们为什么对他这样？醒来之后，她一直辗转反侧，再也没有入睡，直到天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得悉陈虻去世那一刻起，直到次日中午，我竟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夜里躺在床上，脑海里一遍又一遍放电影，过去的事和一个一个片断，不断出现在眼前。但睁开眼睛之后，脑子里所有的景象全部归零，最后又接着回忆，最后在回忆中失去了知觉。早晨起来，满脑子依然是陈虻，既不想看报，也不想说话。

　　打开电脑上网，终于看到了关于陈虻的消息。上千人出席了追悼会。突然，我看到了陈虻的照片，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容，顿时把我的全身神经解冻、激活，空间开始变化，时光开始倒流……
　　长长的头发，白皙的面孔，深邃的眼神，微锁的双眉，平静的表情，还有那独特的气质，一个英俊潇洒的小生，就活生生站在我面前，就像过去一样，用那熟悉的神态、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语调跟我说话。这就是那个充满一流智慧的朋友，一个特别爱美、爱自由、爱家人、爱朋友的完美之人。这样一个人，谁会相信他已经死了？谁会相信他怎么会死去？
　　于是，我感到他和我之间变得如此之近，我仿佛能够听到他的心跳和呼吸。过去十多年，我们和我们两家人，每一次相聚都是拥抱开始，然后在拥抱中惜别。他总是轻声说一句：“哥儿们，舍不得你们啊！任何时候回来，都要想着第一个给我们打电话！”
　　可是今天，我们远隔千山万水，只能无助地看着陈虻孤独地离去，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在拥抱中重逢与告别。陈虻，这次该是我对你说一声：哥儿们，真的舍不得你！我泪流满面地走出书房，走出家门，走到无人的街头……终于，积蓄已久的泪水从胸口一直奔泄到眼眶。

　　我和陈虻相识纯属偶然，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1995年3月，李鹏总理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社会发展大会，我们同一天前往报道，陈虻代表《东方时空》节目，我代表国际电台。很巧的是，我们预定了同一家酒店，两个房间又是互为隔壁。在丹麦的七天时间里，我们除了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心。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东方时空》里深受欢迎的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陈虻策划和负责制片。我问他为什么会想到开设这个栏目，他说电视上全是当官的故事，没有一个专门栏目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和心声，他为此想了很久，终于确定了栏目的形式，但为栏目的广告语伤透脑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是他在夜里躺在床上突发灵感时想到的，赶忙起床用笔记下来，这句话里最关键的词是“自己”二字，显然有反叛的意涵，表明了节目制作者的自我定位，不居高临下，不唯书唯上，不板起面孔说教，而是把自己当作老百姓的一员，把老百姓当作自己人对待。
　　这个定位，这个栏目，正是陈虻自己的人品性格的准确反映。过去这么多年，陈虻从制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到《实话实说》，一直到全面负责《东方时空》，不少主持人和记者都成了名人，陈虻却甘居幕后，保持低调，不抢风头，尽管他在电视圈内是当之无愧的大哥大。他后来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制片人之一，继而受到圈内圈外的高度推崇和尊敬，纯是实力和人格魅力使然。在当代中国电视事业里，陈虻是无可争议的杰出英才。

　　在一次闲谈中，陈虻说，他的母亲也在复兴门广播大楼上班，是《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的编辑，从他有记忆时就一直如此，每天凌晨起床，无论酷暑严寒，几十年如一日。他说母亲工作极其认真，口碑很好，有一次因为及时播出前方记者发回的“欧盟解除对中国制裁”的新闻，而受到上级表扬。我听后又惊又喜，对他说，太巧了，那条新闻正是我从卢森堡发回的，得过两个大奖。他说，那你得请我妈吃饭才对。
　　在丹麦出差时，陈虻和小红结婚不久，言谈之中毫不掩饰对妻子的热爱。他骄傲地对我说：“我老婆是军艺毕业的，很漂亮，回北京咱们两家聚一聚。”从丹麦回国之前，陈虻要我陪他上街购物，主要是为妻子买东西。在一家女式鞋店，我站在窗外看着他跟女店员比手划脚，似乎鸡同鸭讲，显然是沟通不畅，他朝我招手，进去给他翻译。走出鞋店，他搂着我的肩膀感慨地说：“哥儿们，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

　　回到北京没有几天，陈虻带着小红来我家。确实漂亮，不愧是军艺表演系的，而且性格非常开朗豪爽，与力力一见如故。而我们两家频繁的聚会以及后来亲密的友谊，也就是由此开始。陈虻那时已经知道，我正计划从电台辞职出国，所以他就不停地寻找各种理由，约我们聚会，有一次还专门去深圳，看他的大学同学、海王集团的老板张思民兄。他总是说，我们认识不久你就要离开，太不够意思。
　　从提出辞职到出国之前，那几个月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最艰难的日子，陈虻夫妇无微不至，给我们很多鼓励和帮助，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友情的不可缺少，感受到真诚待人是多么可贵。每当沮丧和一筹莫展的时候，陈虻就扮演起军师的角色，替我出谋划策，帮我排忧解难。
　　一天晚上，陈虻夫妇临时约我们出来散心，大概是在王府饭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然后轻轻地推到我面前，说：“不要介意，一点心意，你现在需要钱用。如果自己用不着，就留给父母也好。”我不肯，但他很坚持，说：“就算你暂时欠我的，可以吧？”
　　过去十多年里，这一幕情景一直留在我脑海里，但每次回到北京休假，看到陈虻夫妇对朋友的无私和热情，就总是不敢开口说还钱的事，因为我知道，假若那样，就会让陈虻感到被辜负和伤害。可是，现在陈虻已去，我内心这份亏欠的情感，又该如何倾诉，才能让他听得到？
　　陈虻的为人处事，永远是宁可人负我，自己绝不负人。在人多事杂的电视圈中，他的为人有口皆碑，这绝非是靠一时的做作和虚假而能得来。这是他取得非一般成功的原因，但事事追求完美，处处委屈自己，终归使自己压力过大，有时候甚至不堪重负。

　　那年秋天，在离开北京之前，陈虻和我做了一次极其漫长的谈话，从晚饭过后一直谈到早上六点，中间连瞌睡都没有打过，接着就去上班。他谈到从哈工大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航天部，然后又如何千辛万苦地调到电视台；他谈到一段短暂而又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最后掉下眼泪；他说到一手带他长大的奶奶，去世之后葬在山东老家，每当想到她就忍不住要哭；他谈到对电视制作的看法，对新闻评论的看法，对朋友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语言是那么地精粹，观点是那么地独到，哲学思辩是那么地深刻，这些都让我深深觉得，他确实不该在航天部，而应该在文化领域开辟出自己的空间。而这些年来，事实也确实是如此，陈虻在电视领域开辟了一个广大而辉煌的空间，使我一直以他为荣，为他自豪。

　　这几天，我心里明明知道陈虻走了，但就是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样一个英气勃发的人，这样一个聪明的人，这样一个有思想的人，这样一个爱漂亮的人，这样一个知心的朋友，他怎么会离去？怎么会死？怎么会就这样不辞而别……

  　陈虻，其名源自《牛虻》。比我长一岁，属牛，2009年是他的本命年……如此短暂的生命，却如此地鲜艳光亮，在这个茫茫人海的世界，他不曾白走一回。而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有白活。

　　　                                     2008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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