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明的衰落的原因追溯和挖根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一直在中国古文化《易经》、中国传统神话、儒释道精神中打转转，研究工作似乎是小有所得。不过后来知道了马奇规定的INUS条件后，才意识到，单纯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易经和儒释道思想，并非中国文明衰落的充分条件。中国文明的不可逆衰退，一定有一个充分条件起作用。今天突然想起世界通史中的一个定论，“文明被蛮族入侵后，文明的恢复至少需要二百年”的说法，感觉到蛮族对中国文明的摧毁，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充分条件。

兑水理论提出：“一个文明如同一锅正在熬煮的热水，热水的温度代表了文明的程度。文明程度较低的蛮族征服和摧毁了一个文明后，相当于在这一锅熬煮的热水中加入了温度很低的水再进行熬煮，于是，这一原有文明的文明程度就大幅度下降甚至衰落了”。用这种类比方法对文明进行解释虽然不甚恰当，但是总体而言比较形象，虽然不是非常贴切，但很容易理解。

从中国原创文明的角度来说，中国文明到了东汉末年就已经走下坡路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够很好的指导中国社会文明的实践，于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社会便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内部纷争，从三国算起，到唐朝的建立，其中历时达360年之久。如果不是佛教这种当时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高级的哲学思想的传入，并与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进行竞争，那么，唐朝大一统局面的出现，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唐朝时期的文明被称之为嫁接文明是非常有道理的。佛教的传入，对奄奄一息的儒教和道教为治国方针的中国文明，无疑是一剂非常有效的强心剂，这一强心剂使得嫁接文明的中国唐代文明辉煌和灿烂，并延续了将近300年。

当中国文明进入到唐朝末年以后，随着政治理论的实践走入死胡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进入了尾声，从此以后，中国文明再也没有恢复往日文明的风采。相反的是，对中国文明的大规模“兑水活动”却在中国历史上开始进行。

随着五代十国的内乱，也随着佛教（消极遁世）思想的大规模扩散，中国文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中国历史由此从“烧水”阶段进入了“兑水”阶段。耶律阿保机契丹政权的建立，就是对中国文明的“兑水”活动的正式开始。其实就在中国文明最高峰的唐朝的安史之乱时期，对中国文明的“兑水”活动就已经非正式的开始了。

随着北方蛮族对中国文明正式开始的“兑水”活动，中国文明再也无法恢复汉唐时期的文明巅峰状态了，北宋无力光复燕云十六州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中国文明的从传统的眼光向外的进取型文明，转变为眼光向内的守成衰落型文明。与文明的转型相匹配的是，二程和朱子的理学与文明的转型相对应，为进取型文明转型为守成衰落型文明做了理论性的指导和铺垫（实际上是为文明的衰落做出的无奈的辩护和美化）。从此以后，中国文明在程朱理学的理论配合下，正式的从进取性文明转型为守成衰落型文明。很显然在这转型的过程中，野蛮民族的兑水行为是文明转化的必要条件，而程朱理学是文明转化的充分条件。

由于自汉唐文明的辉煌，汉唐文明基本上属于进取性文明，在这种文明氛围中，国人的心态是进取和向上的，同时相对于野蛮民族，心态是骄虚的。当汉唐数百年文明发展中逐步定型形成心理定势的骄虚心态，与文明走下坡路后，被野蛮民族强行兑水后的惨痛心态相对照，中国人的文明心态大幅度的落差，必然使中国人的失落心理，被虐待心理酝酿和发酵并表现出来，而阿Q心理就是这种中国文明被“兑水”后，中国人失落心理，被虐待心理的总集合。

北宋时期，汉唐文明的余脉应该还有八成左右，换言之，北宋文明的“水温”应该是汉唐文明“水温”的八成。但就在这文明的转型中，北宋时期的汉民族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北宋二程的理学，就是在这种民族心态大转变时期应运时代而产生出来的“龟孙子”理（论）学，也是民族心理从进取型文明的骄虚心态向守成衰落型文明的阿Q心态转型的真实记录。在北宋年间的二程理学诞生的此时此刻，汉民族真的是两种心态急火攻心，一个是进取型的骄虚心态，一个是失落心理的阿Q心态。两种心态的左右互攻，导致了此时的汉民族心理大对峙和大博弈，此时的二程理学，代表的就是阿Q精神和心态在汉民族的真实心理写照。非常不幸的是，二程理学由于其符合时代的精神被汉族人所选择，并成为汉族人的精神源泉，从此，汉唐文明的衰落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一点题外话，北宋时期的南朝李后主李煜，就是中国妇女缠脚的始作俑者。当一个民族的女性被缠脚束缚起来的时候，其精神的束缚会怎么样呢？其精神的堕落又是如何呢？）

到了南宋时期，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时的朱熹将南宋人的心态和二程的理学进一步发展，成为了登峰造极的“龟孙子”理学。这理学到了朱熹这里，居然将其灰暗堕落心理简直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求人们掩耳盗铃般的“存天理，灭人欲”，从而为文明的衰落找到精神的出路，并为这种精神的出路找到借口。于是在被迫害、被虐待心理状况下，程朱理学精神终于将自虐心态发展出来，堂而皇之的进入中国文明的思想和精神领域。自此，中国文明正式宣告衰落，中国文明的“水温”从此逆转向下，不再具有“水温向上”的可能性了。

随着蒙元帝国将宋朝埋葬，中国文明的大规模“兑水”活动正式展开。在蒙元统治的将近100年的时间里，黑暗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国文明的“水温”大幅度下降，以至于中国人几乎倒退至与蒙古人文明程度（或野蛮程度）相似或相近的水平。此时的中国思想界的思想，充其量只能比野蛮的蒙古人稍稍高出一点。宋朝理学与蛮族的野蛮的相互交混和相互作用，汉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明精神，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大幅度倒退了。汉唐雄风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民族精神的野蛮化和愚昧化。

明朝的暴政就是民族精神野蛮化和愚昧化的最好体现，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和活人陪葬制，就是民族精神野蛮化和愚昧化的最好证明。明王朝民族的心理变态和政治畸形，正是这种文明大倒退后，民族颓废精神和堕落后的文明精神的真实写照。虽然明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汉民族的文明程度有所恢复，但是由于蒙元帝国的大规模“兑水”活动，也由于汉民族民族精神的大倒退和野蛮化，明朝将近三百年的文明恢复活动，只是将汉民族的精神和文明部分的予以了恢复，汉民族文明试图达到汉唐时期的文明程度的梦想和努力都是白费，汉民族已经成了“守成衰落型文明的”守护人，中国文明的衰落和永无复兴的不可逆转之势在明朝就已经确立。

无独有偶，虽然中国文明在明王朝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最多恢复到文明高峰时期的五成左右），虽然中国文明的“烧水活动”在明王朝，使得中国文明精神得到部分的恢复，但是满清蛮族的入侵又一次将汉民族的烧水活动彻底的终止，而大规模的“兑水活动”从清王朝建国伊始就未曾停止，于是汉民族在清帝国垮台之日时，文明的程度已经被满清蛮族彻底的平均化。也就是说，满清的“兑水活动”，已经将汉族人的文明水平彻底的野蛮化，汉族此时的文明程度与蛮族满族人只是在伯仲之间。华夏民族在文明和精神方面大幅度堕落，彻底的实现了蛮夷化，文明的修复、重整和再造的任务极为艰巨，没有二百年的努力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目前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在精神上和文化上所面临的窘迫的文明现实。

认识到中国文明惨遭“兑水”，文明大幅度后退，汉民族的精神野蛮化，对于目前的中国人对自己文明有清醒的、正常的和符合客观事实逻辑的认识来说，非常的至关重要。

中国人对中国文明最不清醒和最不理性的认识就是，坚持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和自古传承的文明。其实这个认识就是程朱的“龟孙子”理学、阿Q精神的最好体现。根据本文的“文明兑水理论”，中国文明早已在宋朝年间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就从进取型文明转化为守成衰落型文明了。文明的躯壳还是那个躯壳，但是文明的实质早已经不是那个实质了。

文明兑水理论很好的解答了现代中国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比如：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中国人固步自封且不能自拔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明知前面是死路还要一根筋的一条黑道走到底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失去了学习能力的问题？等等等等。

从文明兑水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文明惨遭“兑水”，中国的统治者和精英的思想和精神已经严重退化，由于这种退化导致了中国人在社会实践中，已经退化到人的本能，求生存，而不是求生活方向去了，文明的低级特质，导致了中国人的鼠目寸光。而这种文明的低级特质，正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充分条件——文明惨遭野蛮民族的“文明兑水”活动导致的。正是因为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易经文化产生的儒道文化和佛文化作为文明衰落的必要条件，和遭受野蛮民族的“文明兑水”作为充分条件，两种条件的共同作用，使得现在的中国文明，处于一种踟蹰不前甚至有继续衰落危险的境地。

后记补充：中国自南宋时期开始的“爱国与汉奸”之争，就是源于中国文明的衰落，中国文明的变质以及中国文化中产生了程朱理学这种“龟孙子”理论。一千多年来的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争拗，岂不是中国文明衰落的最好见证。因此，中国文明在衰落其间，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斗争永远无法停止。看看当今之中国，所谓的汉奸和爱国贼之间的争斗，不正是中国文明并未走入上升期，仍然在衰落与上升之间徘徊，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之间的斗争，正是中国文明目前处于极度尴尬和被主流文明边缘化的真实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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