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一位偉大詩人的韻落

香港记者 张翠容

作為人類古老的語言----詩歌，在香港一直缺席，可是，十月五日，在這一個星期天，就在香港繁盛的尖沙咀，隱蔽於美麗華中心內的香港商務印書館活動室，竟然齊集了二十多位詩人，史無前例的分別朗誦出，不久前離逝的國際級偉大巴勒斯坦詩人默哈德•達維什（Mahmoud Darwish）逾數十首的詩歌，這包括深圳詩人萊耳和廣州詩人黃禮孩。

對，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今屆柏林國際文學節也作出歷史性呼籲，全球一百多個城市響應，在十月五日以自己的語言，一起讀出六十六歲便因心臟手術失敗辭世的達維什的詩作，同時展示無疆界的文學是人類良心的最後一度防線。

代表巴勒斯坦弱勢聲音的達維什，他以詩作為抗爭，抵抗過於喧囂的野蠻、仇恨和戰爭的語言，以及這個是非黑白顛倒的年代，而他的詩也如石頭扔到我們的心坎裏，喚起覺醒；身份與家園，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如何在不斷的流亡中受到無情的蠶食。

「在最後的國境之後，我們應當往哪裏去？在最後的天空之後，鳥兒應當飛向何方？」

 

達維什在巴勒斯坦國歌裏留下了這麼的兩句，而他的詩，在滿目瘡痍的烽煙之地，竟然就在人民的淚水中茁壯起來，成為他們最真摰的擁抱和歸屬，並孕育出一種強大的力量，像利劍刺穿生活的荒謬。

正如達維什所說，詩歌是另一種更有力的語言，可加深我們對人性的感覺和認識，好讓我們繼續夢想自由與和平。

 

「我們的心會來回那一片土地，讓鴿子回到地上的石床。

啊！在地球的盡處，在我心裏，睡了的同胞，願和平降臨你們身上！

和平。」——《在坡上，高過海洋，他們睡了》——

 

因此，他不僅代表了巴勒斯坦人的渴望，也代表了人類心靈底處的勇氣與追求，他最後贏得了「革命詩人」、「抗爭詩人」的尊稱，和多個國際獎項的殊榮以及世界的肯定，是自有原因的。

 

這是否可以解釋，他的離去，可以震動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原因呢？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給予詩人最高級別的「國葬」，等同於四年前逝世的阿拉法特，並舉行三天下半旗全民族哀悼。我們不禁問，是否有點誇張？一點也不誇張，如果明白到當地詩人與人民之間那種緊密的心靈關係，便不會感到誇張。

詩人之死不僅震驚整個阿拉伯世界，也觸動了全球愛好公義的人的情感，一時間，政治裏的文學空間、文學裏的政治現實，總是愛恨交纏著。

他曾說過，詩人不能夠逃避「此地」與「當下」，而遁身於另一個所在，另一個時代。記得第一次訪問達維什，我便問到了政治與文學的問題，他這樣回答說：「我相信文學反映生活，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很難與政治、歷史分割，這多少對我造成困擾……我經常思考，如何平衡？如何避免做出直接的表達？把現實呈現出來是不容易的事情，例如我的過去，我的家鄉，還有在這裏所發生的戰爭，流亡成了我們重要的生活體驗……」

達維什令我們無法逃避巴勒斯坦民族所面對的殘酷政治現實，他解讀以巴衝突為「兩種記憶之間的鬥爭」，當他接受一名以色列年輕人的訪問時有以下的感慨：「沒有自己詩歌的民族會茁壯嗎？戰敗所帶來的靈感和人道，比勝利的還多，若我隸屬勝利陣營，就會與受害者同在，知道巴勒斯坦人為何出名嗎？因為以色列是我們的敵人，大家感興趣的是您，不是我，所以我們才會不幸，因為有敵人以色列而不幸，但我們也因為有敵人以色列而很幸運，以色列帶給我們戰敗與名聲，我們是你們的文宣部長，世界對以色列興趣盎然，對巴勒斯坦興趣缺缺。」

不過，當詩人拿起筆詩以來，戰敗者的聲音便得以突破政治和媒體的封殺，與世界展開另一場強而有力的對話。

而這場對話也在香港發生了，在這個被視為文化沙漠的城市，老實說，如果不是中國知名詩人北島身在香港響應柏林國際文學節的呼籲，香港少有的文學刊物《今天》和《字花》一力承擔主辦的角色，我們或許就此錯過了這次文化盛事。

香港就這樣成為兩岸四地的代表，參與了一次與別不同全球性詩歌朗誦，把戰敗者的吶喊帶到華人地區裏，將陌生的巴人故事呈現在我們面前，同時，也讓我們重新感受詩歌的力量。在這個不曾重視詩的香港，香港的詩人備受遺忘，聽聞他們出版詩集不敢印超過五百本，那麼，如果我們真的放棄了詩歌，是否也就放棄了觀照靈魂的一道橋樑？還有那一道良知的防火牆？香港、中國內地、澳門，還有居住於香港的外籍詩人娓娓朗誦出達維什的詩作，並伴以音樂與幽幽歌聲，我們能否就此不一樣？

 

雖然達維什作品已給繙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同時被視為阿拉伯現代詩壇的代表人物，一位時代的見證者，以及巴勒斯坦抗爭事業的文化象徵，但至今仍未有一本有關詩人作品的中譯本，中文讀者始終未有機會好好認識他。

 

筆者於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數度訪問詩人，以下是最後的一次訪談內容，讀者可從中了解達維什一二，還有他所身處的巴以地區，他的記億，筆者的記億，也在此一併與讀者分享。

 

 

 

難以承接的輕

 

想起蒲公英，我就想起櫻花，同樣美麗，也同樣短暫、脆弱。

 

當我最近採訪巴以地區的時候，我專程走訪國際知名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他告訴我，最近寫了一首新詩，詩名是：As Almond Flower，我不大清楚Almond Flower是甚麼意思，如要直接翻譯，可叫杏花。但，我從未聽過杏花，詩人解釋，它是白色的，嬌小的，一如櫻花，開花時間只有短短數天，便如風飄逝。可是，我仍然不知道Almond Flower，如讀者知道中文名稱，請不妨告訴我。在此，我只聯想到蒲公英、櫻花，又或曇花，它們面對同樣的命運。詩人慣於黑色幽默，指Almond Flower可用作巴勒斯坦人的國歌、國花，我笑不出來，他則表示對這個地區的前景愈來愈悲觀。

 

當以色列炸死了哈瑪斯領袖，表示這又是一場報復行動，以回應最新一輪的自殺式炸彈襲擊。

在加沙的哈瑪斯總部，未能維持最大的忍耐，便迫不及待向當地定居點發炮，他們欲表示，他們比巴人自治政府更有權力。

 

詩人搖頭，哈瑪斯等組織，一如以色列強硬派，一手破壞巴人的希望。巴人的希望，他的希望，一如Almond Flower，短暫而脆弱。

 

他其後補充說，Almond Flower太輕，在這地區，生命也太脆弱，當他嘗試用語言去表達，一表述，真實亦像Almond Flower，隨風消逝。真實，脆弱得難以用語言來呈現，家園亦然。

家園是甚麼？是一個人最後的安心之所？但，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說，他身在家園，卻在流亡，家園，彷似一個大監獄。

 

我好奇問他，為甚麼不走？可以到巴黎、羅馬、馬德里，就好像捷克作家昆德拉、敘利亞詩人Adonis。

 

達維什大笑，反問：一走了之？在外流亡？他每年夏天都會在巴黎度過一段時間，在那裡打開報紙閱讀家園的消息、閱讀衝突、閱讀圍困與佔領，他的流亡感更重，疏離得無法自拔，心也不知在哪裡放下。

 

在家園，他一樣流亡，在隔離牆的重重圍困下，在軍人持槍把守的檢測站上，每個夜晚，居民得要準備隨時受到搜查，有家庭成員給帶走，然後，消失於某一個角落裡。

 

「你可知道？在自己家園流亡的感覺，很超現實，但監獄卻是實實在在，我們喪失活動的自由。現在，我愈感悲觀，這是一個無期徒刑，我只能靠詩來查找心靈的出口。」

 

出口？我只看到一堵堵很高很高的隔離牆，出口有一個大閘，可以被隨時關上，一關上，就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我坐在耶路撒冷舊城的樓台上，望著太陽在金光閃閃的清真寺背後慢慢往下沉，頃間，天空一片深藍，即使閃閃的金光，也變得輕弱無力，無力再發光芒，金光下的哭牆哭聲依舊，猶太人的命運，巴人的命運，外來者如我，或者，真的很容易困於語言的表述中。

 

我只能在樓台上作一個旁觀者，聽著遠處的鐘聲，當一揮筆，我就感到語塞，感到文字本身之艱難。

 

一小時的車程，從耶路撒冷到安曼，白色與橙色的皇冠牌出租車依然停泊在市中心的街角處，這是巴格達的出租車，如今空空蕩蕩，司機拿著一根菸，眼神呆滯，凝望遠方，等待不可能的客人。

一位美麗的金髮女郎，竟然告訴我，她剛從巴格達逃命而來，有幸仍然生存，但仍留在巴格達的家人，卻沒有她的運氣。她不斷強調：「不要到我們的國家去，我們的國家，早已經消失了……」伊拉克不再存在，伊拉克人不再存在，你一走上街頭，要準備隨時消失，就像Almond Flower。金髮女郎一張開口，你即要明白，她沒有更多話要講了，一切，難以承受。

 

別了，我的旅程還有終結的時候，他們，卻仍走在漫漫鬥爭的旅途上。眼前是一片日落餘暉的景象，我走進淡淡的黃昏，無奈揮一揮手，向他們，送上我最深情的祝福。

 

從以巴地區返回香港，對這個家園，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歷史與受害者在開玩笑

以及他們英雄

凝望過他們後便悄然而去

這個海屬於我

這種濕潤的空氣屬於我

包括我的名字

即使如果我把在棺木上的名字也錯寫了——

這亦是屬於我

至於我

現在已充塞了所有的可能性

離開的理由——

我不屬於我

我不屬於我

我不屬於我」

《Mural》

 

 

圍牆內外：巴以地區之痛

 

 

在巴以地區，很多事、很多人，本來是近在咫尺，卻變得遙遠而不可捉摸，就好像歷史，一碰，大家都會叫痛，然後，亂作一團，迷路了。我置身其中，也經常感到天旋地轉，頭昏腦脹，摸不清所踏足的土地，屬以色行國、巴勒斯坦、迦南，還是更早、更早以前…… 一條歷史的時光隧道，走在黑沉沉的時空裡，你會嗅到陣陣血腥的味道。

 

從多神教到一神教，就在以色列人攻入巴勒斯坦區域，說起來已是數千年之久的一段《聖經》故事，但這不是神話，是真實的，以色列人降服了多神教民族，卻指稱是應驗了上帝的應許，他們是神揀選的子民，這塊土地，就是應許之地，他們的教要紮根這裡。當我身在具爭議性的猶太屯墾區，居住其中的猶太人都向我不斷重複上述的故事。

 

定居點（Jewish Settlement）是個很奇怪的地方，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少，如膿泡粘在屬巴勒斯坦人自治區的西岸與加沙版圖上，從一開端時疏落稀少變得密麻麻一片，就好像一種「疹」，向身體蔓延開去，猶太人站在這裡，動也不動，巴人指他們霸土地、霸資源。

 

在此，故事開端複雜了，這由於以色列的確帶點傳奇，經歷納粹大屠殺的猶太人，要重回他們眼中的故土，苦難令他們決心查找失落的家園，一個消失了二千年的國家。

 

頭頂著黑帽、一身黑色西服的傳統猶太人，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剛開端，便以個人身份逐漸回到巴勒斯坦土地，但他們心中已有個遠景──復國，並引發一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悲劇，就在這裡醞釀。

 

當年以色列亡國，猶太人踏上流亡之路後，世界舞台也起風雲，當猶太教在這塊土地上慢慢給基督教替換，與此同時，由伊斯蘭教創立者穆罕默德率領的阿拉伯大軍迅速征服中東地區，信奉伊斯蘭和少部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擴散至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便稱為巴勒斯坦人，自此，世世代代居住在這塊《聖經》形容為「流奶與蜜」之地，生養眾多，阿拉伯帝國解體了，又來個奧托曼帝國，巴勒斯坦人活在帝國的管治下，從未能自成國家，卻孕育出一股濃濃的阿拉伯文化。

 

在東耶路撒冷，或者希伯倫，太陽初現，我都會聽到驢子的蹄聲，的的嗒嗒，巴勒斯坦少年人騎在上面，好不神氣地趕市集去，婦女們則為家人親做充滿薄荷味香的阿拉伯茶，頭纏格子頭巾的阿拉伯男士們，悠閒地吸著水菸，發出陣陣水果味道的煙霧。

 

表面的閑靜，但，只要你與他們一交談，他們都會慷慨激昂地告訴你失去土地的經過。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退出後，奧托曼帝國瓦解，巴勒斯坦旋即落入英國的託管裡。但，巴勒斯坦人仍是騎著驢子呷著他們的阿拉伯水菸，又或享受著薄荷紅茶，還有濃得苦澀的咖啡。

 

猶太人走過來，問：「這塊地，你賣不賣？高價，如何？」

 

生活簡單的巴勒斯坦人，以為只是一般土地買賣的交易，慢慢地，他們察覺了，猶太復國運動已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他們說：「不賣！」衝突展開，即使英國託管機關也多次受襲，他們深知，這塊土地已沒有安寧了。

 

另一邊廂，剛成立的聯合國受到猶太人的密集游說，作為大屠殺受害人，他們需要一個家的保護，聯合國沒有理由拒絕，英國為了脫身，慌忙在巴勒斯坦劃界，聯合國肯首，一個較大的以色列與一個較小的巴勒斯坦國，前者得以實現，並獲得美國在背後作出政治與經濟上大力支持，後者卻遭阿拉伯世界以不公平為由拒絕。一九四八年當以色列立國，第一次中東大戰立刻發生。

 

我認識一位巴勒斯坦老婆婆，她到如今仍然保存故居的大鎖匙，她一看見這條鎖匙，便呼天搶地。

失與得，流亡與家國，自此便成為巴勒斯坦土地一個恆常的主題。

 

在這裡，我總得要戰戰兢兢，每一個街口，都有荷槍實彈的以軍，裝甲車的警號聲震耳欲聾，人們心煩意躁，而檢測站和隔離牆的現象，讓人知道，佔領是怎麼的一回事，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他們都無法安身立命。

 

過去經過四次大戰，其他阿拉伯國家也捲入其中，巴勒斯坦人仍然無法立國，老人家繼續拿著那條大鎖匙，但，眼神已癒來愈迷惘了。

 

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口裡要說什麼？阿拉法特的出現，令他們終於能夠站在國際舞台上，一訴失去天堂的痛苦。

 

「生存就為了抵抗！」

 

我到處都可見到這個標語，巴人在抵抗之際，以色列已慢慢創建出一個先進的軍事國家，全民皆兵，巴人恐怖襲擊的陰影揮之不去。

 

在加沙，我頭頂嗚嗚作響，以色列的導彈快要掉下來了嗎？

 

另一次，我在耶路撒冷猶太區等候公共汽車，遠方突然傳來爆炸聲，把我嚇得立刻想回家。

 

當大家鬥得死去活來後，和談便會跟著展開，但和約最後往往都變成一張廢紙，最著名的一次，九三年奧斯陸協議，這協議劃出巴人自治區，劃出綠線為未來兩國的邊距，而這協議亦讓以色行國的拉賓和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但這兩位同時又被其反對派視之為民族的叛徒，他們高叫：耶路撒冷，這塊三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聖地，如何處理？海外巴人難民問題，又怎樣面對？太多、太多的問號，懸掛在空氣中。以色列人走出來，告訴我，這裡沒有綠線，只有紅線；巴人也走出來，重複他們所說的。

 

拉賓死了，阿拉法特死了，但，世仇仍在，和平路線圖沒有指示出和平的出口。

 

我好像站在一個九曲十三灣的迷宮裡，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企圖把我帶出去，歷史的光影不斷閃動，阻擋了我們的視線，而他們也各執一詞，大家都無法前行。

 

即使是走出迷宮，外面還有重重把巴人圍困起來的隔離牆，荷槍實彈的檢測站，每一天上演佔領者與被佔領者的角力，強與弱，生與死，總是交纏不清。

 

「快樂的人夜晚也快樂；

哀傷的人夜晚也哀傷。

至於白晝，

它完全佔領了它的人！」

另一位知名巴人作家穆里？巴爾古提（Mourid Darghouti）在他的《回家︰橄欖油與無花果樹的記憶》這樣寫。

 

或者，正如達維什所說，在這塊土地上，愛，是如此困難，而等待，前方卻總是給濃霧鎖住，我每一次來訪這位被喻為巴勒斯坦一把真摯聲音的詩人，他老是抹不走臉上的鬱悶，不過，在他心底裡，他仍然相信，詩歌不能改變世界，但它至少可以成為點燃黑暗中的幾根小小蠟燭。

 

別了，可敬的詩人，在此謹向所有以詩作為一種對抗生活方式的詩人致敬，並向所有無詩的社會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