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惠川：//我的纠缠态：量子力学（之二）
沈惠川：//我的纠缠态：量子力学（之二）

二.钱伟长先生时期的“纠缠”
二.钱伟长先生时期的“纠缠”

 我调到“基础物理中心”第一年就发表学术论文9篇（由于审稿的关系，挤到一起了）. 在1983年6月1日前，我就与钱伟长先生取得了联系，此时钱先生还住在清华园照澜院16号，还没有当上“国家领导人”. 在《经典力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的“作者序”中我曾说过：

——钱先生是我母校清华大学的老师. 钱先生当时住在照澜院16号时，我就与他有通信来往并受益良多. 我在《应用数学和力学》和在《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进展》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全都是钱先生审阅推荐的；钱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 钱伟长先生的《广义变分原理》曾惠赠于我一本. 《广义变分原理》是一本资料丰富、充满特色的书；书中关于变分原理的积分形式可以很方便地变换为微分形式. 书中还记录了就变分原理与胡海昌进行学术辩论的材料. 从物理学家的观点来看，钱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而胡海昌的说法有问题. 钱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是“学物理出身的”.

1984年12月10日钱先生来信时，已说他搬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4楼”了. 自他离开清华园后，由于“复兴门外大街24楼”门卫森严，我就很难见到他了. 他曾来科大住了一个多星期，大概那时候他有意来科大当校长；但与科学院之间没有谈拢，后来就去上海大学当校长了. 现在上海大学搞得有模有样、有声有色，与钱先生的贡献密不可分；真不知当初科大和科学院是如何想的！他在科大时，我去拜访过他一次，相谈甚欢. 1989年年初我去意大利Triest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前，曾到过“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4楼”，后来又挂了一个电话给他（电话是钱师母孔祥瑛老师接的）. 他的《广义变分原理》一书是托当时在科大近代力学系的刘人怀教授（叶开沅的学生，现在是暨南大学校长）转给我的；书的扉页上题词：“沈惠川同志留念 钱伟长敬赠 一九八六年一月”. 1987-1988年间，身为《应用数学和力学》副主编的叶开沅，为了他的一个姓孙学生的一篇文章，给当时的科大校长谷超豪（谷超豪在科大校长任上没干过什么像样的正事，与钱先生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云泥之别）写了一封告我状的黑信（说我“听不进不同意见”）；进而引出了王仁川“做人不厚道，为了邀功而踹人”的情节. 另外，我的兴趣也慢慢转到了物理方面尤其是量子力学基础理论方面，于是就没有再向《应用数学和力学》发稿. 不过，我的弟弟沈惠申，却经钱先生的推荐，当上了《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编委. 我的《经典力学》出版后，我即去上海大学给钱先生送去一本；但可惜钱先生现在已经老暮（钱师母孔祥瑛老师亦已过世），不能说话；书交给了上海大学为他配备的秘书（一个科大毕业的人）；在上海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长江学者钱跃竑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钱先生的照片：头低着，眼睛睁不开，坐在轮椅上（听说现在住进了华东医院）.

我最初向《应用数学和力学》投稿，是缘于《应用数学和力学》鼓励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它采用的审稿制度是编委推荐制. 我在《应用数学和力学》上的所有文章都是钱伟长先生推荐的. 有这么好的老师，有这么好的杂志，我当然要把握住. 当时有些人（例如李中元教授）认为《应用数学和力学》不如《力学学报》，但是没过几年这些人的口风就转了180度（因为什么？因为《应用数学和力学》有相同的英文版，更便于SCI等检索杂志搜索！）中国国内有些学者只会跟着SCI转，根本没有什么创新精神！SCI是个什么东东（什么玩意儿）？不就是检索杂志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上世纪80－90年代，SCI所属的ISI，即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经常来信要我买他们的电子资料，我都懒得理他们！）就同Google（谷歌）、百度一样！凡是出名的网页基本上都能在它们上面被搜索到. 至于它们上面的文章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Google（谷歌）、百度上，照样有“民科”的文章（例如“追杀沈惠川”、“把沈惠川、方舟子、何祚庥揪出来”之类）.

我在《应用数学和力学》上发表的20多篇文章中，有若干篇都与量子力学有关；说得更确切一些，是用量子力学中的方法，来解连续介质力学中的问题. 有几篇就是用王仁川解Dirac方程的方法来处理弹性力学方程；后来，又有几篇是利用“非线性波动方程”中的方法来处理“弹性板壳”问题（当时，非线性可解方程的研究刚传入国内，我是科大最先研究这一理论的几个人中之一）. 这种处理，实际上已经不是量子力学（已经不再有量子力学中的精神和概念），只是用它的方法而已；就如同光学或凝聚态物理中的“立方非线性Schrodinger方程”那样，已经与量子力学根本不相干了，只是形式上相同而已. 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拐杖”可能有三种“头”、三种“杆”，排列组合后有9种可能；除了常见的那三种“拐杖”外，其余6种“头”和“杆”的搭配就是“创新”. 所以，“用量子力学中的方法，来解连续介质力学中的问题”，就是一种创新；只要将其中的一些方法加以引申即可. 叶开沅和那个姓孙学生不愿接受新方法，是固步自封；他们认为Newton方程、von Karman方程是动不得的；其实从物理学家的观点来看，只有相对论（包括狭义的和广义的）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才是不能动的，而其它的理论包括其中的方程都是可以根据基本原理进行修改的. 当然也不能像郭自强那样搞生拉硬扯，将不能搭配的“Euler描述”和“Lagrange描述”硬性搭配在一起；这当中有个物理判断的问题，有一个“度”的问题. 我在工作中从来不想搞什么“量子弹性力学”，这肯定是荒唐的. 量子力学之所以不能与广义相对论搞“拉郎配”，“超对称”、“超引力”、“超弦”、“量子宇宙论”等等之所以不被看好，之所以没有前途，就因为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在哲学、物理学、数学上是充满矛盾的；道理是一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人弄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

在这期间，我看了不少量子力学方面的书，也买了不少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研究理论物理学，无非是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在物理学的学术期刊上，最多的工作就是这两方面的；经典力学方面的工作只有极个别，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放在力学期刊上；经典电动力学方面的工作基本上看不到，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了. 在各种有自然科学柜台的书店里，凡是带“量子”两字的书都特别好卖，其它类别的科技书籍的销售量都不如它. 华裔科学家更适合搞统计力学，看一下统计力学方面的书目就可明白：马上庚，王竹溪，田长霖，吴大猷，李政道，黄克逊…….这些都是大牌中国人. 华裔科学家在量子力学方面就差多了，能拿得出手的《量子力学》教科书就只有吴大猷先生的. 中国同胞在研究量子力学基本理论方面很不行，量子力学方面的重要研究工作没有一项是中国同胞完成的；在量子力学的6－7中主要诠释中没有一个中国同胞的名字；中国的研究者只是在做一些具体的计算时还勉强凑合（所以，有些人自吹在量子力学方面发表多少多少文章，有多高多深的“造诣”，简直可笑）. （中国同胞在研究相对论方面更不行：重要研究工作没有一项是中国同胞完成的！而且至今还有不少“民科”甚至“教授”在相对论问题上犯傻，提一些基本概念不清或糊涂的问题！）日本人在基础理论工作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不承认不行！凡是用西文发表的优秀作品，就一定能找到日文译本！而中国每人每年花不少钱，花不少时间搞外语，每人每年“托福”、GRE，怎么样呢？比一下Nobel奖得主的数目就看得出高下了. 教育当局的教育方法是得改一改了！

在量子力学书籍中我最看好的是L. de Broglie的《非线性波动力学：因果解释》和P. A. M. Dirac的《量子力学原理》. 我从Einstein有关量子力学的文章和de Broglie的《非线性波动力学》中学到了物理，从Dirac的《量子力学原理》中学到了数学. 什么是物理学？物理学就是对每个公式、对每个公式中的每个符号，对每个定义、对每个定义中的每个术语作出实在论诠释或解释的学问（起码对理论物理学是如此）. 凡是翻译的量子力学书籍，我基本上都要买一本. D. Bohm的，W. Pauli的，L. D. Landau的，汤川秀树的，E. Fermi的，R. P. Feynman的，D. E. Blokhintsev的，吴大猷的，L. I. Schiff的，S. Flugge的，A. Messish的，L. Pauling的，等等，我都有并“已阅”. 其它如Dirac，Schrodinger和Heisenberg等人的小册子，也都搜入囊中. 要研究量子力学，就必须看这些量子力学大家的作品，光翻翻曾谨言是不行的.

我在读了L. de Broglie的《非线性波动力学》（Une tentative d'interpretation causale et nonlineaire de la mécanique ondulatoire：La théorie de la double solution， Gauthier-Villars，1956）一书后接受了de Broglie的思想（当然更偏爱de Broglie的“双重解理论”）. 我犹豫了几年时间，1986年曾写信给法国驻沪领事馆（法国驻沪领事馆所在的别墅，正好就是我当年为争取“平反”而“上访”的地方之一），试图获取de Broglie的地址并与他建立联系，但未得到领事馆的帮助（这是典型的“法国式傲慢”）. 1988年6月，我写信给曾是de Broglie学生的Jean-Pierre Vigier. Vigier于6月27日回信告诉我：“L. de Broglie已于去年过世.” 我后悔由于自己的犹豫而未能早几年写信给de Broglie. 1989年1月9日至27日，我去意大利Triest“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参加“理论流体力学及其应用”国际会议期间，与同住“Galileo宾馆”一个房间的钱跃竑博士（他由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当时是巴黎大学的博士生，后来去过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现在是上海大学的长江学者）谈起de Broglie，他也告诉我de Broglie于两年前去世的消息. 回国后，我托首都师范大学的顾之雨教授去北京图书馆复印了当年报道了de Broglie去世新闻的当天的《费加罗报》和《人道报》.

去意大利Triest“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参加“理论流体力学及其应用”国际会议，是“地球与空间科学系”的李中元为我要来的申请表格；这份表格托汪克林带回，结果给遗失了（ICTP当时允许每个与会者每周可以免费邮寄两公斤资料，但包装得不好，常常会弄散弄丢），后来李中元又给我搞来一份. 当时科大有三人申请，只批了我一个（估计与我是搞物理的有关）. 在路上，遇到作为会议主讲人之一的（台湾“中研院”的）刘太平（一个很健谈的数学家）. 会上又见到ICTP的当家人、1979年Nobel物理学奖得主之一A. Salam两三次（当时他身体还可以）. 我们每天沿着“Dirac小道”或“Dirac阶梯”由“Galileo宾馆”到“亚德里亚hotel”去开会，有时候又去“Main building”（主楼）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这种学术气氛、这种感觉不错. “Main building”的4楼有个“Dirac研究所”，其中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

ICTP“Main building”中有两三个图书馆. 国外图书馆与国内图书馆相比：杂志方面，国外是原版的，国内大部分是影印的；国外快，国内要慢三个月；数量方面差不多. 书籍方面，国外的书大部分在国内见不到，没法比，估计是经费方面的原因. 我对ICTP“Main building”图书馆中感兴趣的是量子力学创始人Heisenberg、Schrodinger和Dirac等人的书，这导致了我后来结识了Heisenberg的学生王福山教授.

ErwinSchrod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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