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2年后，我每天面对的是患者，在消遣时除看医学书籍外，偶尔写一点小诗，或一些临床经验向医药卫生报刊投几份稿子，与世无争的日子也道是自由自在。

2001年，村村通了公路，人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事，人人都知道这是中央的政策好，为老百姓办实事。村村通公路修了,但到农忙的时候比土路更难走了，公路上到处是打场晒粮的丰收景象。农忙季节不算太长,一般需半月二十天。公路上打场晒粮或许不太为难，但打完场后人们忘记了把秸杆清理干净，堆在公路两旁常常燃起大火，甚至，有人故意点火把那些秸杆烧掉，弄得烟雾弥漫，路两旁的树烧死，柏油路面烧焦。

看到这种情景真让人有些伤感，集资修的路，路是我们大家共同要走的路，为什么不爱惜呢？爱护公共财物的思想那里去了？我弄不懂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不过，从一位党员干部嘴里得到了答案。

收秋时，我开着三马车从烟雾中穿行，烟雾呛得我睁不开眼睛，与迎面来的汽车差一点没有相撞，把我吓出一身冷汗。穿过烟雾后，见一人用铁叉还在往那火堆里扔秸草，心中不由得有些生气，开三马车停在了那人前面。我认得此人，是一位共产党员，每月拿国家财政工资的政府干部。我说道：“你这样把路面都烧焦了，集体的路咋就这样不爱护呢？”

那人回答说：“这年头那还有什么集体。”

听到这话心里更是生气，说道：“是没有了集体，但这是大伙要走的路，总不是你家的吧？”

那人也生气了，理直气壮的说：“是不我家的管你屁事？”

他的话激起了我心中的火，气愤的说：“大伙收秋种麦都从条路过，你烧坏了路面大伙怎么行走。”

那人也火了，大声说：“烧坏了再修，该你几个钱？”

听到这话后，不由得更加气愤，从车上下来握着拳头想揍他：“你还是党员，还是国家干部呢，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知道他妈的脸耻。”

我们的争吵一下子围了好多人。那人见我要动手打架，软了下来，嘴里嘟哝着说：“党员怎么了，你想要吗？我卖给你。干部怎么了，我又没从你家拿一份钱，多管闲事。”

这些话弄得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众人们笑了起来，弄得我非常尴尬。那人说：“大家都知道你正直，这年头你装啥进步。思想进步有钱花吗？不修路乡长书记从那里富。这路若是不坏，不把当干部的饿死了吗？”

众人劝我说，“走吧，走吧，你看看公路上不到处是这样吗，一个平头百姓管不了这事，别生这气。”

我见大家并不以为然，没趣的开着三马车回家了。那是我有生以来最没趣的一次，失眠了好几天。我反复在思考，修路补桥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现代人为什么变性了呢？特别是那一卖党员的句话，使我感到社会的可怕。脑海里浮现出我的伯父，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常听到父辈们讲我伯父英雄事迹。

我们本是清未武举之家，伯父文武双全，济宁府打擂，东阿镇恶霸，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县重要共产党发祥人之一。三八年国共合作其间，任国民政府大名，南乐两县财政委员，曾为杨勇，赵承金，一二九师供应了大量的军需物资。一九三年与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宋斐文联合国民党新八军高树勋，三十九军团石友三，华北抗日民军朱程及地文武装部队以南乐县千口为中心，在今南乐（河南省）、大名（河北省）、莘县（山东省）三县设置防线血战三天三夜阻击了日军南下的大部队。一九四一年，在冀鲁豫边区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在敌战区他向土豪劣绅打响了第一枪，“武装借粮”。提出了“借粮就是抗日，借粮就是爱国”的口号。日伪军恨死了伯父，他带领武工队在敌战区向灾民放粮时，被汉奸出卖，被日伪军包围在一个叫韩森固的村子里。伯父被捕了，四二年春，被拉到石家庄枪毙，年仅三十四岁。

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确实不易，是先烈们用鲜血染红了红旗。伯父是我做人偶像，我要把那艰难困苦的时代，民族危机存亡的时代，共产党人及那些爱国志士为民族解放事业而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写出来，我要把中华民族的文明文化写出来。

我弃医开始了艰辛的创作。

伯父是一位烈士，我行万里路采访了上百人，了解他抗日的真实故事。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写了一部二十三万字，具有爱国教育意义的章回小说《直南英杰》，零五年，南乐县委做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活动出版了此书。

我从民间搜集了许多习俗神话，又三年多的时间，著成了一部四十六万字，具有弘扬民族文明习俗道德信仰文化神话小说《玄宫日月神》。八年来，虽然感到很累，很清贫，但欣慰的是，我为社会为下一代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无愧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做人的天地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