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很难回忆起是怎么用“开心”联络上中学同学的了。

最开始，凤凰的周围同事们好像已经玩了有很久，我却坚持不用，实在不习惯也不喜欢自我的虚拟形象。到了新单位，本部门仅有的4个同事玩成了一团，新来的我不好意思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勉为其难加入了，而后不亦乐乎，这是可想而知的结果。

杨佳事件前后，我愤愤然在“开心”上留言“不是申冤，杀人有罪。只是相信，没有程序正义，也不会有真正的实体正义。”说实在的，当时只是觉得这句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而其实自己也不怎么理解其中深意。没想到，就是这句话，勾出了多年未见的中学同学。

当朱云突然蹦出来跟我交流“程序正义”、“毒树之果”这些外星名词的时候，多年搜索引擎的网络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让我不至于象个附庸风雅的法盲似的不明所以。

她告诉我，上述那两个外星名词，是当今法律界尚未定论的命题。而据另一个老同学朱沿华说，朱云现在已经是咨询费每小时200美元的大律师了，呵呵。

虽然有个同样学法律的男友，但说实在的，我俩的法律常识加一块也跟法盲真的差不了多少。

昨晚在朱云家聊天，居然就聊到了“三鹿奶粉案”。她说，她前两天在南周上看到一篇关于三鹿案的报道，她觉得，如果事实真如南周报道所说，那要是给田文华等判无期她是真有些接受不了。

身为法盲的我，刚开始还以为听错了，但听朱云细说之后，明白体制失误要有个别人承担责任这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南周：律师为田文华“无罪辩护”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1月08日 来源: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沈颖发自石家庄

在刑事侦查阶段,田文华被控罪名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庭审公告时起诉书的罪名已改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检方未解释罪名更改的依据,法律人士分析,两罪最大的差距是最高刑期从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即使此罪名成立,田文华至少已免一死。

值得注意的是,被媒体普遍忽略的一点是,在庭审辩论环节,控辩双方舌战4小时,辩护律师为田文华作的实际是“无罪辩护”。

检方指控的重点是,田文华在8月2日明知奶源被三聚氰胺污染后,仍决策自定标准坚持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经审计,2008年8月2日至9月12日,三鹿集团共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销售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共813.737吨,销售金额4756万多元。

辩护律师针对性质疑,检方所指向的“问题奶粉”,是三鹿在找到检测和防范三聚氰胺的方法后自定标准恢复生产、销售的奶粉。公诉机关在其起诉书和提供的证据中,并没有提供婴儿因服用8月1日后生产、销售的奶粉而患病的陈述和证据,患病案例大多发生在食用8月1日前的问题奶粉,而那时三鹿并不知情,是被动卷入的,“也没有孩子或成人因喝了液态奶而致病的科学鉴定结论”。

辩护律师认为检方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只模糊地给出了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批次、总量和销售金额,却没有具体说明三聚氰胺的含量。辩护律师认为,三鹿在这一阶段按10毫克／公斤标准生产的奶粉在安全范围内,他引用2008年9月17日,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重大安全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院士的说明,“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的安全阈值应为15毫克／公斤”。

辩护律师认为,公诉机关并未提供针对这一阶段的奶粉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的鉴定报告。“在没有国家标准可依下,企业当时依据欧盟标准采取的自救措施,怎么成了犯罪?”辩护律师就此认为,“三鹿”应该承担的是民事赔偿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公诉机关予以反驳,指出田文华行为既违背标准化法,又违背食品安全相关规定,曾向有关部门汇报并不能代替她要承担的责任,不属于自首。

而被称为“中国奶业第一炮”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认为:“田文华难逃罪责。”他认为,2008年8月1日前,也许三鹿和田文华对三聚氰胺这种化学物质名称确实陌生,但对于奶源中有可能被添加非食品添加剂甚至化学物质的“行业潜规则”肯定知情,“搞了40年牛奶工作的田文华,如果说她不知道奶源的种种问题,没人相信”。

三鹿曝光前被遮蔽的十个月

作者：沈颖 刘悦

●在对三鹿的审判中,那些被遮蔽的日子也渐次显露。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环节只要稍有作为,许多时段只要愿作挽救,那近三十万受害儿童就可免于毒奶之害。

●但所有的机会错过了,三鹿坠落了。不过没有人会相信,这种坠落是偶然的……

2008年12月31日凌晨,石家庄东大街路报摊吴老板不知道今天出了什么事,本地报纸如此好卖。

他翻到报纸内页的一个不显眼的位置才惊觉,这是审判三鹿董事长田文华的日子。

这一天,已宣告破产的三鹿集团总部门口的“三鹿”标志被拆除。问题奶粉事件曝光,三月间中国乳业巨头“三只奔跑的鹿”近五十年生命戛然而止。

尽管当地媒体对此事报道很低调,但就在当日凌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戒备森严,门口已聚集上百人,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三鹿职工、部分经销商、患儿家属、市民等。6点25分,66岁的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从囚车中走出,面无表情。同时,另一辆囚车上,分管技术的原副总经理王玉良被法警从担架上抬下来,两人目光相对,失控泪流。这是他们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第一次见面。

田文华可能并不知道,刑拘前,王玉良曾跳楼自杀,未遂,脚骨断裂。田文华等被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此案一直从31日早晨审到晚十时左右,漫长的十四小时庭审也仅能粗略勾勒出三鹿出事的大致路径。田文华等四高管多次想解释清楚扭曲行为背后其实有自圆其说的行业逻辑……

田文华作最后陈述时落泪悔罪,当庭鞠躬向受三鹿伤害患儿及家属和全国人民道歉。

田文华说,她愿意承担所控责任,“如果能换回患儿健康,愿意接受法律任何制裁”。

而田文华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说,如果将国家监管之缺失和行业邪风之累,全怪罪三鹿和田文华,是不可承受之重。

这是一场非常审判,悲剧气氛弥漫。也正是这场审判,把毒奶曝光前三鹿谜一样的十个月曝了出来。

本报记者沈颖 本报特约撰稿刘悦 发自石家庄北京

向检测机构隐瞒毒奶来源

2007年,三鹿销售额达103亿元,已引入外资的三鹿下一步上市没有了悬念,可就在巅峰时刻,灭顶之灾逼近三鹿。

就在2007年12月,三鹿集团最早收到了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此时,离2008年9月毒奶事件曝光尚有十个月。

根据法庭讯问,最早知道奶粉有问题的是分管技术、新产品工艺研发的三鹿原副总经理王玉良。2008年3月,从奶粉事业部获知此事后,王玉良当时还以为是上火等什么原因,到4月底,消费者投诉奶粉质量问题增多,才认定是奶粉质量出了问题。

时任三鹿集团董事长的田文华说,5月中旬她第一次得知此事,5月12日成立以她为组长的质量问题排查小组,王玉良负责技术攻关小组。一批硕士博士对磺胺类、氨基酸、嘌呤等可能引起尿液结晶的元素进行检验排查,但检验均合格。

田文华辩护律师称,此后,三鹿与消费者共同委托多个省级和国家级检测中心,“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些送检的产品,全都被认定为合格产品”。

权威机构“失灵”的一个客观背景是,“三聚氰胺”当时并未列入国家规定的对奶制品必须检测的名单中,也没有此项检测标准,此项国家标准直至2008年10月7日才出台。“其实我们并未相信‘合格’结果,市场上不断反映有问题,于是我们靠自己继续排查。”王玉良说。技术小组排查有了些进展,6月19日,王玉良确认三鹿所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至6倍。

王玉良说,当时不知道里面究竟含有什么,直到7月24日企业攻关小组在网上搜索时,看到2007年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被三聚氰胺污染的报道时,才开始怀疑他们生产的奶粉是否也被三聚氰胺污染。王当即将16批次婴幼儿奶粉送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进行检测,并提醒技术人员,专门检测三聚氰胺指标。

根据法庭供词,当时考虑到产品的声誉问题,在送审过程中,三鹿并未向该中心说明是自己的成品,而谎称是“市场打假获得的一批原料”。

公诉方当庭出具的证据显示,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有关人员对三鹿送检的产品颇为吃惊,表示这种产品即使牲畜食用都会导致严重后果。技术人员感觉事态不妙,一再追问三鹿送检产品的确切来源和用途,否则不给检测结果,但三鹿想方设法坚持保守秘密。

8月1日下午4点,检测结果惊曝真相,16个批次奶粉中有15个批次被检测出含有大量三聚氰胺。

三鹿的三聚氰胺“元凶”叫张玉军,河北曲周县农民。他在2007年初开始销售含三聚氰胺的“蛋白粉”获利,在十个月中生产含有三聚氰胺的“蛋白粉”775.6吨,以每吨8000元至1200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累计销售600余吨,销售金额高达683万余元。

他的下线张彦章帮其再向包括三鹿在内的多家奶企销售。另一合作伙伴高俊杰还自行配制“蛋白粉”高价出售。但高在庭审时说,自己和3岁的女儿也在喝三鹿奶粉,他没有意识到这是有毒的。

更令人惊愕的是,张玉军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张玉军生产的七百多吨“三聚氰胺”只有15％进入石家庄周边并流入三鹿,其余的销售到了张家口等地。而在那些地方,三鹿都不收奶,而是流向了其它奶业巨头。

召回“A物质”的决策内幕

也是在8月1日下午5点后,那份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的报告到了她的办公桌。“我深感事态重大,连夜召开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议,除了原本的经理会,把各级董事都扩大进来与会。”田文华在法庭上回忆。

会议从晚上9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点。正是由于这次会议错判了形势,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由此陷入困局。

田文华说,合作外方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三鹿集团的董事要求公开召回产品,而中方有个董事建议,公开召回会造成声誉严重受损,以“悄悄换货”方式取代召回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这个方案获得多数人支持。

三鹿副总经理杭志奇在法庭上回忆,此次会议上,大家研讨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奥运前夕,且消息泄露后将极大影响三鹿的声誉,所以决定对奶制品中含三聚氰胺一事在扩大会议的范围内严格予以保密。

在公司内部和对外宣传中,三鹿隐瞒了查出三聚氰胺的事实。8月1日会议之后,三聚氰胺在三鹿内部的化验单先后演变为一系列名称,“A物质”、“B物质”。

随后几天,三鹿集团的质检中心研制出了检测三聚氰胺的方法,为了保密,三鹿集团还委托杭志奇的妻子代买相关检测三聚氰胺设备,培训人员也未被告知三聚氰胺具体名字。

田文华辩护律师称,会议之后,三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事态恶化,立即封库,严禁库存中的婴儿奶粉流入市场；同时通知经销商,以不含三聚氰胺产品替代市场上的问题婴儿奶粉；派出四百多名检测人员到各收奶站,以“人盯奶站”的方式监督各奶站,确保原奶质量。8月2日停产后,三鹿随即购买针对三聚氰胺的测试剂和检测设备,至8月6日找到检测三聚氰胺方法后,才恢复了婴幼儿奶粉的生产。而此后开始生产的婴儿奶粉,经检测不含三聚氰胺,不过,据法庭证词,含有三聚氰胺的液态奶产品并未停产,依然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8月3日,三鹿总经理助理吴聚生去杭志奇办公室后被告知,要他将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原奶转送液态奶工厂二厂,杭志奇也仅仅告知他原奶中含的是“A物质”,并表示这个物质属于“非乳蛋白态氮”,对人体有害,但掺杂在液态奶中问题不大。

此后,为了杜绝原料奶被掺入“三聚氰胺”,三鹿对原料奶的收购采取了全面检测是否含有三聚氰胺措施,拒收含有三聚氰胺的原料奶。

田文华在法庭上强调,因原料奶的采购量大幅度降低,生产能力大量萎缩,三鹿考虑到市场的巨大需求,各家企业对奶源争夺都很激烈。市场高压下,8月13日,三鹿高层再次开会商讨“变通”之计。

此次会议上,田文华拿出一份从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获得的资料,欧盟关于食品中含三聚氰胺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按人的体重来衡量,每公斤每天耐受三聚氰胺量是0.5毫克,如果将其按婴儿体重换算,每公斤含20毫克三聚氰胺是安全值。

王玉良说,他在会议上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欧盟的标准是20毫克,为慎重起见,还应该在欧盟标准基础上打个五折更安全,于是班子决定,对已被封存的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以下的予以放行。之后,由于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一标准又被放大到了15毫克。

会议还决定:调集三聚氰胺含量20mg／kg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的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

田文华称,到9月2日,被检测出有问题的8月1日前生产的奶粉,基本被召回,名义是为了奥运加强奶粉质量,“因未公开明说问题所在,有些地方销售商坚持不肯返货”。

三鹿曾多次向政府报告内情

发现三聚氰胺真相后,田文华分别在8月2日和8月29日向石家庄市政府作了两次书面汇报。她在法庭上对此作了反复强调。

三鹿在几千字的书面报告中大篇幅如实告知了政府奶粉被三聚氰胺污染的情况。同时“恳求市政府出面,请有关职能部门迅速查办这些投放‘三聚氰胺’的不法奶户和奶站经营者”。

田文华的辩护律师梁子侃称,8月2日,石家庄市政府在收到三鹿的报告后,也非常重视,当即派出工作组到三鹿集团处理相关问题,但没有要求企业停产。彼时,石家庄市政府带队负责人是主管副市长赵新朝。

三鹿直接向赵新朝提交的8月29日书面报告中,报告了一个月来新增加二十余病例,并“再次恳请政府”组织对原料乳掺假进行排查。

书面汇报材料同时显示,三鹿早在8月初就已掌握了伊利、蒙牛、圣元等企业被三聚氰胺污染的情况。

在此份书面报告的最后,字里行间三鹿似乎被一种不祥预感击中,显得忧心忡忡:“因此问题牵涉面广,恳请市政府考虑可否在适当时间将有关情况报告上级,以有利于控制事态发展。妥否?请指示。”

田文华称,8月2日和29日间,三鹿又多次向市政府领导口头汇报。

8月29日的书面报告显示,26天来,三鹿的一切行动都在“按照政府指示”,包括暗中召回策略等。长达一个月时间,石家庄市政府并未对三鹿集团作出公开召回产品、停止生产处理,也未向上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规定。

此后,外资方恒天然公司不愿隐瞒真相,遂把此事报告给中国有关部门,才揭开盖子。

三鹿事件中,从3月有消费者投诉剧增,到9月13日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处置三鹿事件,延误近半年,错过了最佳时机,波及更多患儿。

此后,石家庄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副市长赵新朝等多名官员下台,也就在情理之中。

“最佳危机公关企业”倒于“危机公关”

造成毒奶恶果的另一原因,是三鹿使用各种手段阻止媒体报道真相。

这方面的教训,去年11月修改的食品安全法草案已总结与吸纳,其总则明确规定,新闻媒体要对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进行监督。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8月2日三鹿向石家庄政府的书面报告中,三鹿恳请政府“加强对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宣传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8月29日,三鹿向石家庄政府书面汇报中再次将“有效控制媒体报道”列为首要担忧事项,报告请求政府“制止媒体宣传炒作,避免给消费者带来恐慌,给乳品市场带来震动,给整个行业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据庭审透露,三鹿5月成立的不仅有技术攻关小组,另两位副总蔡树维和张振岭还负责另两个小组。蔡树维主要负责处理消费者事务,而张振岭负责处理媒体事务。张振岭在证词中称,湖南、湖北反映问题较多,田文华要求其做好媒体工作。他的证词还透露,三鹿通过投放广告,不让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见诸报端；蔡树维则主要安抚消费者让他们“不要到媒体上闹了”。“媒体工作小组昼夜运行,发现信息及时处理,现事态比较平稳。”8月29日,三鹿向政府汇报材料称。

三鹿的自信也许来源于成功的危机公关史。2004年4月,在安徽阜阳大头婴“问题奶粉”中,三鹿位列其中。当时三鹿集团成立了“危机公关小组”,由董事长田文华挂帅,副经理蔡树维远赴阜阳斡旋,结果成功公关,三鹿当年还因此曾被评为“中国最佳危机公关企业”。

但当时的田文华可能没有想到,正是这四年前的成功造成了四年后致命的失败。

(本报记者赵小剑、马昌博亦有贡献)

岁末陨落的三鹿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1月08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中京

2008年12月31日,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旁卖板面商贩笑着告诉记者今天是生意最好的一天　　中京/摄 

2008年12月31日,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外,“结石宝宝”代理律师许志永被媒体包围　　中京/摄 

2008年12月31日,三鹿三厂“三鹿乳品”下已经被换上“三元”标志中京/摄 

2008年最后一天的凌晨5点,-6℃的气温对于冬日的石家庄来说依然比较寒冷。三鹿集团及田文华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一案审理在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前,几名警察正在做最后的准备。6点20分,我身边一名警察的报话机里,清楚地传来“马上到了”的声音。几分钟过后,一排闪着警灯的警车驶入法院。

大约7点钟,太阳打着哈欠般慢慢探出了脑袋,刚才只有几个人的法院门口已经来了众多境内外的记者。时钟上的指针在慢慢靠近庭审时间,警察示意记者退后。此时,受100名患儿家庭委托的代理律师许志永出现在法庭外,众多记者围着他拍照、摄像、提问,许志永一边打电话,一边应付着。他挂了电话之后告诉记者,他提出的旁听要求也被拒绝。过了一会,几位患儿家属举着字牌在门外让记者拍照。数十位记者蜂拥而上,刚拍了几张,警察立即将人群驱散。

沮丧的记者们看着周围,各自寻找采访对象。一位自称在“三鹿”工作30年的工人张女士出现在人群中,她泪流满面,说自己在门口等了这么久,就是想看一眼老领导。“我希望法院从轻判决田董事长,我们是冤枉的,我很担心董事长的身体,她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旁边一个瘦高的女士对自己的未来不无担忧,“‘三元’解决的就业是有限的,因为它的生产规模有限。‘三鹿’3000多名员工以后怎么安置?我们现在只领600元生活费,这怎么能养活一家人?”

法院外的记者们已经在寒风中等待了太久,他们希望在互相的闲聊中得到些许线索……但是直至太阳当空,法院旁的板面摊主都收了工,庭内没有传来一丝一毫的消息。14时40分许,三鹿集团总部的“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公司”字样被拆除。在临街的一座办公楼上,还有一个巨大的“三鹿”标志,身旁的工人看着楼上的标志唠叨着:“白天全拆了算了,又要搞到晚上。”与此同时,在离三鹿集团总部不远的三鹿集团乳品三厂(三鹿核心工厂之一),三鹿标志被三元厂标替换。2008年12月31日,有关部门希望用审判三鹿高管来给各方面一个交代。至此,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有关诉讼进入关键阶段,三鹿陨落已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