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的房贷危机，演变成金融海啸，进而又导致世界性经济萧条，人们的信心似乎一夜间崩溃了。周围的不少企业，裁员的，放假的，关门的，一个个噤若寒蝉，真有点严冬的萧杀。“全球化”使经济病毒像电脑病毒一样飞快传遍全球，“网络化”使地球人都串上同一根神经，苦乐相依，同此凉热。中国门窗洞开，美国感冒发烧，全世界打喷嚏。面对经济寒冬，太大的不确定性，作为单个企业，何其渺小，只能依偎在火边，等着，忍着，熬着，“君子居易以俟命”，盼望风暴过去，雨过天晴。
“熬日子”最是无聊，打发无聊就来聊聊经济。
对于经济我是外行，所谓外行，不是学此专业的，也未以此为生。当然理工科学生也学过些政治经济学的课程，但受时代风向所左右，学的知识偏面残缺。作为社会人，为生计奔忙，天天生活在经济之中，又恰逢改革大潮，自然而然去关心一下，看些书，宏观的，微观的作点胡思乱想。相对自然科学，经济学是门确定性较低的学科，随时代变化发展很快，作为经济中人，村夫野语，有感而发，侃上几段。
“两只碗叮当”
人作为个体或群体，为了生存都必须获得生存的资源。吃穿住行都是基本的生存需要。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如何获取这些资源的呢？农业社会，人们靠天吃饭，自给自足，主要从大自然直接索取，到了工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力空前发达，由人力，畜力又扩展到机械力，地下能源和信息，进入商品社会，信息社会。在此社会中，个人取得资源的途径多为间接，主要有两个：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或在某社会群体里接受分配，简言之：交换和分配，两只饭碗。
与交换相应的是自由经济，在“私有权”不可侵犯的大原则下，市场上人人平等，有自由交换的权利，当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每个个人或团体通过自由交换，取得所需的资源。“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等等，正是千千万万个自由交换者的交换行为，使社会资源达到高效合理的配置，形成一种平衡，这种模式的主角是“个人”，要点是“自由”。
与分配相应的是计划经济，分配必须有主持分配者和接受分配者，并要有分配的标准，这种模式的主角是“集体”，重点是追求“公平”，可偏偏这个公平何其难也，分配系统总是一层一层金字塔型的，形成高高在上的权力，越往上权力越大，可以决定分配的规则。我这代人是在“分配”中度过大半生的，大学毕业就分配工作，同时也分配了户口，到了单位分配工种，人人分配成一只“螺丝钉”，起点都是“480大毛”，以后提薪，评职称, 住房都由组织分配，甚至搞政治运动比如“右派帽子”都有“指标”分配，有的“右派”就是“凑数”给配上的。如果投胎时“分配”成农民那就更惨，除非当兵和上大学，永无出头之日，排除于分配计划之外，乃至有过种粮的反先饿死之怪象。在这种分配体系里，人与人勾心斗角，上下间溜须奉迎，见风使舵，拉帮结派，贪污行贿，“潜规则”横行。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雅克的论证分析，这是条“通往奴役之路”，因为“分配公正不但要求取消个人自由，而且要求贯彻一套不容争议的价值，换言之，即实行一种严密的极权统治”。
“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这两只碗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碰出了两大阵营。既有过剑拔弩张，也有过和平竞赛，斗了近一个世纪，最后“社会主义阵营”聋子点爆竹，散了，剩下中国“独善其身”蜕变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戏称“社会主义2.0版”，升级了，“兼容”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西风似乎压倒了东风，全球“化”成一个大市场，岂料“西风”太猛，盛极而衰，把自己吹爆，一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一片狼籍，“裸泳”者原形毕露，至今还不知如何收场，看来资本主义也得升级。其实“凯恩斯主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给资本主义升过一次级，“资本主义2.0版”,兼容了“宏观调控”的计划成分，避免了“日薄西山”被送进坟墓的宿命。“两只饭碗”虽曾水火不容，遇到麻烦时，“解药”竟在另一只碗里。
“交换”和“分配”经常会交叉，交换中有分配，比如一个企业要采购原材料，这是市场上的交换行为，而同时有几个同类的供应商，选哪个？就带有“分配”色彩，导致商业活动中“公关”“回扣”乃至直接行贿索行贿大行其道。分配中也会有交换，政府部门是个以分配为主的系统，向社会分配的是“服务”，但有时也会有交换，甚至拿权力来做交换，称之为“寻租”。凡是有分配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影子，就有“潜规则”贪腐盛行的土壤。一个社会要想清廉高效，就应尽量多一些自由交换，避免和减少分配，在必要的分配过程中应尽量分散分配权，分配过程力求透明公开，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人要想活得更有尊严，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是用“交换”这只碗吃饭更有滋味。所以，八十年代后中国很多人放弃了手里的“铁饭碗”，“下海”到市场中去自由交换了。而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企的年头，不少人又会向往起“分配”的饭碗来。近年“公务员”岗位又“洛阳纸贵”行情看涨，国家富得快于民间，政府成了“先富起来的”，管“分配”的公务员们日子一天天红火，考公务员得百里选一，千里挑一。中国古代，十人中培养一个管理者，中文“士”即“十选一”，此一时，彼一时。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许多人相信“极权”能解决问题，导致希特勒上台，把世界拖进大战的灾难，历史之鉴，不可忘却。据说世界上最先建造高速公路的是希特勒，德国的“大众”汽车是希特勒开办的国营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萧条时期，按凯恩斯的观点，政府应加大投资，创设岗位，拉动经济，甚至可以雇一批人来挖沟，再让另一批人来填上，让他们做“无用功”。为什么不干脆发钱给这些人？因为做“无用功”也是种“交换”，发钱就是“分配”了，只有通过交换才能确定哪些人真正需要帮助，该帮助多少。最近，有的地方政府给市民发“消费券”以图提升消费，这种“分配”一方面显示政府的姿态，另一面作为“药引子”，希望市民在使用消费券时也会“情不自禁”多消费些自己口袋里的钱，激发“消费”的士气。
对于道德，感情，信仰这些“形而上”的东西，都是不能拿来交换分配的，不是能用金钱来计量的，否则将是文明的灾难。
“红舞鞋”
人类能不能实现神往已久的“按需分配”？其实人的物质需求是容易得到满足的，再富的人也是食不过三餐，卧不过六尺，但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占有欲，控制欲，名利欲，可以无限膨胀，所以很多人在追求财富的路上，没完没了，能激流勇退者如凤毛麟角。对于人的贪欲之无限，地球的资源却有限，永远是稀缺的，“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按孔子说的要七十岁才能做得到，可能那时多数人都“欲”不起来了。能限止人欲的只有寿命，泼天的欲望也有收场之日。人性如此，“按需分配”就很难，不是“觉悟空前提高”能解决的。地球上植物是“生产者”，动物是“掠夺者”，微生物是“清理者”，三者的平衡形成生物链，作为链条顶端的人也不能为所欲为，得问问“生产者”干不干，必须服从自然的约束，否则还会遭遇“三聚氰胺”。
“地势坤，厚德栽物”，地球以宽大的胸怀，养育滋润包容了万物，人作为万物之灵，近二，三百年来本领越来越大，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常挂嘴边，似乎成了地球的主宰，过去的皇帝自命“天子”，尚认老天为父，每年要祭拜天地日月，近代国人对天地自然失去敬畏之心，豪言壮语“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结果，温室效应，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大地震，大海啸，大雪灾……老天打出“组合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总算明白，人在天地间，和谐才是生路。地球不舒服，人不可能舒服。
2008年的国内外经济似乎坐上了过山车，上半年石油猛涨，直逼150美元/桶，跟着粮食，农产品，肉类都“鸡犬升天”，似乎人类的索取过度，地球面临“破产”，于是国家经济政策猛踩刹车。到下半年，石油“自由落体”到40美元以下，跟着“升天”的也应声而落。这对地球本是好事，资源消耗减少了，人类节制自己了。可问题又来了，经济冷却，民生饭碗成大问题，地球舒服了，人难受了。于是又返过来，要刺激经济，推动消费，大上基建。以石油为标杆，上也不是，下也不行。人类对石油已经上瘾，就像烟鬼一样，抽也不行，戒也不行。
六十年代初有部英国芭蕾舞电影“红舞鞋”，讲一位酷爱舞蹈的少女，得到一双有魔力的红舞鞋，一旦穿上，就会无比美妙，一刻不停的疯跳下去，直至精疲力竭，倒地而亡。工业革命二，三百年以来，人类似乎也穿上了“红舞鞋”，停不下来了。
奥巴马谈到他的能源政策时说：“我们对外国石油的瘾头引发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束缚我们的经济，把财富转移到敌对政权，使我们依赖不稳定地区。”“为掌握自己的命运，美国必须开发新形式能源，找到能源利用新方法。”想把红舞鞋换掉，以免跳得倒下，想法是理性的，前景如何还说不准。人类总算看清了一个方向：必须摆脱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转移到可再生能源上去，否则总有枯竭的一天。
按西方的宗教思想，世界有“创世日”，也有“末日”（据说已经不远），世界是直线的，有起点和终点。中国的佛和道对世界的看法不同，是圆形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断循环，轮子似的不断往前滚，希望东方的智慧能找到哪吒的“风火轮”替换下会累死人的“红舞鞋”。
“剥削有功”
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给他带来一顶“工贼”的帽子。斗转星移，今天国家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剥削阶级”的民营企业家可以加入共产党，几千万“股民”都在分享“股息”，都成了“资产阶级”。刘少奇是彻底昭雪了。
在自由的市场上，只要不偷不抢不骗不强迫对方交易，即使“暴利”也谈不上“剥削”。市场上交换的动因是双方的需求。在沙漠里有人要渴死了，有人还有水，一杯水可能换一颗钻石，不能说卖水的剥削了卖钻石的，因为双方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市场上某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不是由成本决定的，也不是由“公平”的愿望决定的。有时候为了社会的安定，政府可能会控制一些与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价格，这是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无奈之举，毕竟市场必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里才能开张，社会乱了，何来市场？
中国新颁的“劳动法”受到很多质疑，其危害在实践中日益彰显。其问题是人为固定了“劳动力”的价格，使市场失灵。虽然目的是维护劳动群体的利益，结果却是使大量低端劳动者找不到饭碗，没法自由交换，找到一个生存的位置。宋代王安石变法，出发点是好的，设计是言之有理的，但进入实践，结果与设想的相反，百姓也不欢迎，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前二年法国通过一个法案，企业不能解雇毕业工作未满一年的学生，结果反使应届毕业生更难求职。
一个人欲望满足的过程是条“指数曲线”，而不是直线，一个饥饿的人吃第一第二只包子特别香，到第五只可能就无所谓了，数学上讲是导数趋零，经济上讲是“边际效应”递减，如今大学毕业生就业成问题，有650万毕业生要找饭碗，有150万在失业，人才市场上出现“零工资”试业，说明大学生们多么渴望这“第一只包子”。
现在深圳的中，小学生请“家教”的费用是100—200元/小时，还不是一对一的，老师带上四个学生，一晚上挣个八百一千的不希奇，看这价一些大学教授可能会不平衡，凭什么中学教师能赚这么多？还是需求决定价格，有多少中，小学生要争着过高考的独木桥？需求大，价就高，不是以学问高低来定的。开放之初，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为什么？卖茶叶蛋是自由交易，有大量吃蛋的需求，搞原子弹的是在“分配”体系中，抱的饭碗不一样。当年你要能把原子弹卖给萨达姆，一样发大财，只是没这自由市场。
剥削的概念经常为阶级斗争理论所用，而这种斗争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财富积累没什么好处，破坏性太大。对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不能依靠斗争来解决，那只会使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贫穷。把“首富”打倒了，第二富的就成新首富，再打倒，依次推演，结果人人一样穷，形成“逆向淘汰”，淘汰的是社会上较优秀的那些成员。贫富问题要靠发展生产力，积累社会财富，靠税收，完善社会保障系统，开展慈善事业等手段解决。“衣食足而知礼仪”，要以小康求和谐，以和谐求繁荣，不能以仇恨挑起斗争。
君子国
“镜花缘”里有个“君子国”，那儿的市场也讨价还价，不过是卖的要降价少收，买的要涨价多付，这个市场里的人的行为，与亚当.斯密的假设相反，人在市场上的行为不是自利的，而是利他的，买卖双方都是“活雷锋”。现实社会中有没有这种市场？很罕见，但是曾经有过。六十年代末我分配到秦岭山区“三线”工厂工作，工厂正在筹建，山里的农民很穷，据早半年到的工人说，刚来时他们到山里去买鸡，农民开口只要五毛钱左右，买的人实在不好意思，于心不忍，主动加价说给一元吧，农民还不好意思要。那时农民一个工分才几分钱，劳苦一年，扣去口粮，才分得几角钱，甚至不够寄封信的，一只鸡换五角对他们是太高兴了。这种情况如昙花一现，维持不了多久，未几农民就无师自通，学会要价了。当时鸡蛋一元钱十二个，你要买五个，八个他不卖，算不清数。如今，很多农民老大娘，在旅游景点都懂“HOW MUCH？”会说“TEN YUAN”，“TWENTY YUAN”。市场经济也教育培训了农民。
市场上有种买家是甘愿做“冤大头”的，就是买“名牌”，一只“LV”的包可卖万元，其实包的物质成本可能只占个零头，其余的钱是“心理消费”，用来满足顾客的心理需求。人们一看，噢，这是个“大款”，身价不菲，拎包者自感“身价”得到了体现。真的富到如比尔.盖茨，反而不大会买此种东西来满足虚荣心，因为人人知道他，没必要以此来提身价，据报道他上下班时开的是很普通的车。
另一种心理消费是上菜场买菜的老太太，讲好价，过完称，付清钱，临走再抓上两棵。这两棵菜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社会上有种说法：当过“小姐”的再不想去打工，做过房地产的再不想去做制造业，做过资本运作的再不想做房地产......
的确，三百六十行各有不同，有的行业吃力不讨好，有的却轻轻松松赚大钱，要不怎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有些行业的发展真是惊人，比如一些卖家电的连锁商场，二十年间可以从几千元资本发展成几百亿规模，是什么原因发展如此之快？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利用社会的钱来生钱，用将来的钱来滚钱，其秘诀之一在于“金融式的经营”。比如开一个家电商场要一千万资本，每年销售额二千万，这不像开个小店要自掏本钱去进货，赚个差价，相反家电制造商会先把产品送来，卖了再结算，甚至还会先付一笔“入场费”。而开商场的卖了货可以暂不付款，把货款压后半年甚至一年再付，这样商场相当于每年得到一千万的无息贷款，只须开出一张半年期的“承兑汇票”给厂家。商场可用这一千万再开一家商场，再可得到一千万无息贷款，只要整个经济环境是年年向上的，就能获得雪崩式的发展，速度能不惊人？而商场规模越来越大，掐住了社会需求的命脉，厂家在定价，收款上的话语权就会越来越小。那些大的家电制造商拿到“承兑汇票”也不会等半年一年，而是将其分拆后转给他们的供应商，这样一层一层传下去，最后吃下这些“承兑汇票”的是无法再传的中小企业，只能死扛下来，或承担利息从银行“贴现”。这种模式如果碰上经济滑坡，消费低迷，就会出现问题，资金链断裂，大批企业收不到款，血本无归。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仍然是今天中国制造业的生态环境。经济学家郎咸平分析中小企业的困境时，说到人民币升值，说到新劳动法，说到“6+1”的价值链，未曾细说这种额外的层层的盘剥和挤压。结果是一些“理性”的中小企业主收摊不干了，拿钱去炒房炒股，实体经济转变成泡沫经济，而雪崩式发展的商家“唐僧肉”吃饱后，堂而皇之上股市正式融资，修成正果，留下些贫血的生产企业惨淡经营，苟延残喘。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制造业，深感其艰辛，又怒其不争，在产业链中，制造业就是“植物”，是“生产者”和“被掠夺者”，那些“小鱼”从不敢对“大鱼”说“NO！”，只会反过来吃“虾米”，己所不欲，转施于人。对当前制造业面临的困境，一些官员常常会说：这是调整经济结构，促使产业升级的机会。发展高新技术，淘汰落后产业，道理上是没错。可放到现实中，很多劳动密集产业正是大量低端劳工的饭碗所在，让他们“升级”就像晋惠帝在饥荒时说百姓没饭吃“何不吃肉糜”一样可笑，只说明太不了解企业的生态。目前很多制造业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个“惜”包括怜惜企业员工的饭碗，一种社会责任。
出世心，入世事
人若没有“平常心”，就会自扰自缚，怨天尤人，和自己过不去。在市场经济中，你可能才高八斗，但如果社会对你的“才”需求不足，仍会寥寂清贫。比如一些传统地方剧种的演员，即使身怀“十年功”，在经济待遇上和当红的歌星比，仍有天壤之别。虽然国家“养起来”，也只能在“分配”中求生存。人都有心理预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经常开“忆苦思甜”会，会后吃“忆苦饭”，（还发生过吃“忆苦饭”集体食物中毒的事故），忆苦前都会唱首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忆苦思甜有两个功效,一是激发悲情,并转化为对当时被批斗者的仇恨,尽管那个“批斗对象”与所忆的苦没有任何关系。二是降低人们的心理预期,在天天高唱“社会主义好”的年代，“能吃饱饭”是正常的心理期望，可偏就吃不饱，忆一番“过去的苦”就释然了。今天，不少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如果听听他们父母当年整一代人失学失业，十五六岁即被弃之偏远农村的经历，或许能减轻些一时求职难的失落，而增强些“面包会有的”信心。大学毕业就该有工作，而且是好工作，这是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心理预期。前几年大学“扩招”也颇有“计划”色彩，没有顾及学校能力，市场容量和实际需求，碰到经济萧条，问题就严重了。中国家庭为培养子女上大学，不惜工本，倾其所有，因为预期高，就像一年前买股票，以为是必赚而且大赚的。记得三十多年前报纸曾报道过美国的大学教授开出租车为生，作为“奇观”，今天看来这是市场现象，北大的研究生去卖猪肉也为人接受了。红楼梦里的晴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就是预期太高与现实脱节。预期要与市场相配，才是合理的。“欲望无边，凡事有度”，是比较好的心态，尤其在面对经济萧条之非常时期。再进一步“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认真做好该做之事，得失成败置之度外，则几乎不作预期了，这要到五十岁“知天命”有点修炼后才行。
人本是沧海之中一滴水，再能耐也就跳个小浪花，有此“平常心”就不会和自己太过不去。
对自己有了“平常心”，对别人也就能有“平等心”，不会仗势欺人，以权压人，或自贱自卑，奴性十足。再加上对自然的“敬畏心”，有此“三心”就能和光同尘与世界和谐起来。
看到一付偈联：“青山原不动，浮云任去来。”面对世界经济风云，还是随遇而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吧。
（王维的这两句诗可谓禅意十足，脱尽烟火味。）
顾耀文 二○○九年元月
Quantum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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