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志辉

  本人阅看了一些评论，埋怨现在的腐败是由改革开放导致的，并认为文革是反腐败的，同时指望用新的运动来消除腐败。以上观点是无知的，文革不是反腐败的，改革开放前，却有反腐败的运动，即“三反”，效果又如何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三反”运动。

    1951年底至1952年6月，在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几乎同时，毛泽东又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与三大运动以及紧随“三反”运动而掀起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不同的是，三大运动所针对的分别是农村地主、敌国美国、国内敌对分子，“五反”运动所针对的是亦敌亦友的资本家，“三反”运动的斗争矛头则是主要指向共产党内部以及党政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级工作人员。而这场运动的关键，实际上更是旨在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的办法，来消除中共进城掌权以来，在干部中间出现的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潮和权力寻租现象，避免重蹈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腐化瓦解，惨遭失败的覆辙。

      “三反”运动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亲自推动和指挥的一场以反对党及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化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当时披露出来的各种材料，可知中共入城执政不过两年左右时间，干部队伍中贪污腐化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触目惊心。“三反”运动的发动，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这一发展趋势。但是，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违法违纪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情况，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并造成了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事实上，这场运动没有也不能在权力与金钱之间建立起一道理想的屏障。

        “三反”中，毛泽东给各地规定打“虎”数目，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于上级的估算，“逼”、“供”、“信”的办法，有的团对怀疑对象打、骂、捆、冻，指数问供，只要贪污数字，不管有无证据。“三反”中，有的团更是使用车轮战，并上肉刑伺候，两天就搞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20多人。“三反”中，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其中“硬”的办法就有17种之多。包括“（1）一律不准出门；（2）戴布条（蓝布条可自由行动，红布条在院内活动，白布条不准出门。据八十人统计，戴蓝条的仅二十五人，戴红条和白条的有五十五人）；（3）大会斗争；（4）不准睡觉（反省）；（5）用棍顶下颚（迫其不能低头）；（6）罚蹲（一直到腿酸也不准动）；（7）通宵罚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头抵墙；（11）头顶碗；（12）两手举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厕所；（14）变相的打（指头、扭耳）；（15）上‘临时法庭’（设一二审判员，由总支或保卫科长担任；三四个武装队员，曾审讯过六个人，这六个人都在‘法庭’上被捆过）；（16）捆；（17）手铐加木塞。”

    如此打“虎”的结果可想而知。运动高潮之时，“老虎”的数字扶摇直上，到处报捷。同时，众多被冤打者，亦痛苦难耐，不少自寻短见。等到“三反”运动转向定案和结束时，则大批“老虎”翻供，很多材料无法核实。比较典型者如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在打“虎”高潮时，因打“虎”队手法简单急燥，依靠肉刑甚至用火筷烙手，以致自杀者即有9人，“其中上吊者五人，刀割者三人，跳楼一人，已死者三人，未死者六人。”上海及华东在沪一些单位因使用“逼”、“供”、“信”办法，仅在3月13日至23日10天的时间里，就造成60人自杀。四川江津地区打“虎”期间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58人自杀。淮北盐特区“全区参加‘三反’运动的共有九五五人，遭受肉刑者即有二一八人，肉刑和逼供信花样多至一二五种，残酷程度骇人听闻，不少人被打得死去活来，被打伤致死者二人，自杀五人，共死七人（其中被株连而死的群众五人），自杀未遂者十三人，打伤甚至终身残废者十九人。”“三反”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岛市的“三反”打“虎”战役，大搞“逼”、“供”、“信”，“据全市不完全统计，打死与自杀已死者达一百七十二人。”仅青岛纺管分局、四方铁路机厂、港务局、对外贸易局、卫生局等五单位就有54人被打死或自杀，另有50人自杀未遂，还有26人被打致残。“在这一百零四起案件中，大多数既无贪污又无政治问题，而工人及其家属和警卫人员则达六十六名。”

      “三反”中，淮北盐特区总共955人，打出大小“老虎”282只，被施以肉刑逼供者就有218人。经复查，282只“老虎”均不能成立，一部分根本就没有贪污问题。

        “三反”中，乌鲁木齐公安局打“虎”中由于使用“逼”、“供”、“信”的办法，把一些没有贪污的打成了贪污分子，把有的小贪污打成了大贪污。事后对其中43件案件加以甄别，结果全部不能成立，12名被打错，31名被打冒。

        “三反”中，苏南地委因为打“虎”战役中普遍发生逼供现象，不少“老虎”打冒，甚至打假了。最后发现“原反出来的贪污千万元以上的‘老虎’有5471人，经定案后，结案的占16．4％；销案的冤假错案占76．2％”。

           1952年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腐败重生，中共中央就在1953年不得不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干部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三反”运动，同样也是逼不得已之举。

          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动机无可指摘，其效果却利弊可见。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化的问题，只有在成熟的法制体制内，使权力受到必要的制约，并且只有在公民对行使权力的人员以及行使权力的过程能够保持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被减少和遏制。

          真正使此后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没有再像建国初期那样恶性发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三反”运动本身具有多久的持续效力，而是因为中国很快就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市场经济，包括一切可以被联想到“奢侈”二字的生产和服务行业，确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正是这些制度和政策强制性地在权力和金钱之间设置了障碍，使党政工作人员大笔贪污公款和进行奢侈性消费的难度大大增加。然而，一旦市场经济重新启动，国门大开，而权力结构和权力制度却毫无改变时，权力寻租、权钱勾结乃至于权力腐败的现象就会卷土重来，并且会随着开放程度以及整个经济规模的日渐扩大愈演愈烈至一发而不可收拾。“绝对权力”还是会“绝对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