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美国式难题。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对世界很多国家的金融系统实施了长达5年的秘密监控，这将公民个人的隐私置于政府的窥探之中，构成了对公民自由的威胁。

    但是，媒体的报道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布什愤怒地表示，公开这一项目的行为是可耻的，“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了很大伤害，使得打赢反恐战争更加困难”。

    美国宪法保护公民的知情权、言论权和出版权，但国家安全事务必然要求一定程度的保密。历史上，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冲突屡屡成为美国政治的热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案”，美国政府以间谍法要求《纽约时报》停止刊登从国防部泄漏的一份秘密文件。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由于政府没有证明这个报道给国家带来“即刻而现实的危险”，所以不能事先对出版物实行控制。这个历史性的判决维护了美国新闻媒体的自由。

    “9·11”以来，布什政府推行国土安全和全球反恐战略，在国内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在全球监控和打击恐怖主义网络。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之间的矛盾也相应激化：一方面，政府对人权、公民自由的侵犯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另一方面，反恐和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政府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近年来，关塔那摩监狱问题、伊拉克虐囚事件、欧洲黑狱事件、“电话窃听门”等丑闻在美国媒体上层出不穷。这些新闻报道固然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但在根本上是美国根深蒂固的新闻自由理念的反映。

    新闻自由作为神圣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一理念源自美国人近乎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传统，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曾有一句名言：“在报纸和政府之间，我宁可选择有报纸而无政府，而不是有政府而无报纸。”在美国社会和政治文化中，新闻自由有其深厚的基础，新闻媒体享有美国政治“第四权力”的美名。

    然而，美国的新闻自由也是有边界的，因为它是美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的产物。在人类进入核武器和火箭时代以前，美国在地理上受东西两个大洋的保护，南北无强邻。这种地缘战略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美国人免受国家安全问题的压迫，美国公民可以在这样安逸的环境中挥霍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个人权利。20世纪，美国加入两场世界大战，卷入与苏联的冷战，逐步确立自己的全球霸权。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安全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美国的新闻自由，但并没有在两者间造成很大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战争（包括冷战）比较容易在国内形成共识，媒体也会保持自律。

    然而，“9·11”之后的反恐是一场特殊的战争。美国人真正感觉到了一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威胁。美国人时刻感受到不安全，但却无法辨别威胁来自何处，因为恐怖主义是无形的。在这场非常规的战争中，危险可能就发生在下一分钟，敌人可能就藏在你的隔壁。这种威胁从根基上动摇了美国社会和美国人享受自由的安全环境。因此，当遭遇反恐战争的时候，美国人奉为圭臬的新闻自由恐怕需要界定新的边界。▲（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外交室主任 余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