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金属品，包括手机、钥匙，都要留下来。穿过检测门，再穿过空旷、寸草未见的空地，我看到铁门旁边的深蓝色警装的保安员表情肃然。

　　一月初北京的傍晚，寒冷阵阵。安家楼路五十五号的新美国大使馆，冷冷的直线条和空旷的院落，透露着强烈的被围困感。仿佛它建于一片荒原之上，而四周是莫名的敌人。它是一个帝国衰落的前兆吗？这气氛似乎该更适合于紧邻它的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进入狭长的宴会厅，我们来晚了，人群正在散去。在衣架旁，我看到一个人正在把黑色大衣向身上套，那张面孔似曾相识。是JamesSasser（尚慕杰）吧，我记得十年前这位克林顿政府驻华大使的那张经典照片。

　　他身着蓝白条纹衬衫，站在旧美国使馆只有玻璃残片的窗口前，满脸的焦虑。愤怒的中国青年，刚刚用辱骂和石块攻击过这里，以表明对美国飞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误炸”的义愤。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包括他们自己，被美国戏弄和轻视了。

　　十年前的记忆，被双方刻意地忽略与模糊，那次“误炸”的行动，至今仍是个谜。那晚的酒会主题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中美历任大使，还有学术机构的专家们，都聚集在一起，基辛格离去不久，或许布热津斯基也来过。在一些人的面孔上，我看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气息。他们像是中美关系的一块块活化石。

　　去年八月，布什为这个新使馆揭幕。但此刻，人人想谈论奥巴马。在某种程度上，这位新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情绪，或许只有一九一八年的威尔逊可以作比。

　　在那年初，他提出了和平十四点，堪称外交史上最理想主义的宣言。他切中了那个时代的要害，在一个帝国主义、以强凌弱、人类按照肤色来划分阶层的不平等的年代，他主张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管它们都多么弱小，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要用公理战胜强权。于是，从沙漠里的阿拉伯叛军、华沙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希腊群岛的起义军、寻求独立的朝鲜流亡者，当然还有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们，都是他热情的拥护者。

　　从未有一位外国领导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一代中国精英将美国视作中国悲剧性命运的拯救者，当时著名的记者董显光在报纸上宣称“威尔迅是最有资格的政治家，他能够担当起捍卫人类权利和中国权利的重任”，而“有头脑的中国人正期待着由威尔逊总统来领导他们”。而当时的知识领袖陈独秀则说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呼应道“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双肩”……

　　但最终，威尔逊辜负了中国与整个世界的期望。在巴黎和会上，他的理想主义不敌克里孟梭与劳合·乔治的精明算计，使得和谈结果为下一次大战埋下火药。让中国人大失所望的是，他屈服于日本夺取青岛的咄咄逼人的态度。

　　如果说，威尔逊切中了那个时代的要害——对平等的渴求。那么奥巴马的崛起，则象征了这个时代的核心——身份的认同。从欧洲、非洲、亚洲到美洲，他几近狂野的支持率，表明人们在这个不同文化、种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多么渴望一种混合性的结果。一百年前，赤裸裸的殖民压迫消失了，但是不同文明与肤色间的紧张感犹存，对个人身份的焦虑感，伴随着交往的日益增多反而更强了。一个月前逝世的塞缪尔·亨廷顿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但多数人仅仅被那个臭名昭著的题目所激怒，却忽略了他的真正含义。在一个意识形态死亡的年代，人们将越来越在宗教、种族中寻求身份的认同。人们越是咒骂“文明的冲突”，也越是表现出这个问题的敏锐性与切迫性。

　　而奥巴马或许代表了人们在这种现状中，最美好的设想。他给世界的不同角落提供了多角度的认同感。但是，这种象征意义会转化成实际的成就吗？在国家利益、种族冲突、宗教纷争面前，这种理想也将不可避免的破灭吗？那些在世界各地欢呼的人群，要不可避免的陷入巨大的失落吗？

　　三十七年前，亨利·基辛格秘密的飞到北京，会见周恩来是。中美两国，因为共同的敌人苏联，结成联盟。这个框架的构建者，不管是一方的尼克松、基辛格，还是另一方的毛泽东、周恩来，都是现实主义者。对各自利益的计算，超越了表面的意识形态纷争。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冲破中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与利益联盟的，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不愿意笼罩在苏联的阴影之下。

　　我还记得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所幻想出的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悚然一幕。在这个人人都认定“利益决定论”的年代，其实真正驱动世界运转的仍是人们内心最深层的情感渴望。这种情感渴望，既可能造就最迷人的成就，也可能可怕的伤害。未来的中美关系同样如此，了解彼此的心理感受，或许要比那些贸易往来的数字，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十年前，JamesSasser的颓然神情，比尼克松、毛泽东历史性握手，更有力的展现了未来中美关系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