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扬弃概念运用于历史分析，当年马克思与蒲鲁东曾有过一场争论。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事物在历史中的发展进步就是把坏的东西清除掉，把好的东西留下来，以为这就是“辩证法”。这种看法很天真，与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想法有些类似。我们今天也有不少人，不管是对待传统文化也好，还是对待外来文化也好，只要涉及到历史，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说法，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粗取精”，总之是要把坏的东西去掉，吸收好的东西。主观上我们当然只愿意接受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好的东西”，这点没人反对。但主观愿望不能代替客观现实。我们看看马克思怎么看待这种观点。马克思认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辩证运动是这样展开的，你不可能把一方面去掉，把另一方面单独留下来。他还说，封建生产方式也有两个方面，人们称之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却没想到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这个看法就很严重了。如果把马克思这句话引入到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中来，就应当说我们文化中坏的方面才是引起变革、推动历史前进的方面，反过来说，岂不是说好的方面反而在拉历史的后腿了？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我们总想去掉坏的方面，好的方面要保存，是“国粹”，结果我们恰好在拉历史的后腿！马克思所强调的正是坏的方面否定的方面在推动历史的前进否定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区别“好”、“坏”的标准本身在历史中也是变化着的。当我们说要吸收好的方面、剔除坏的方面时，我们是否反思过这个好坏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这个标准本来就是从传统中接受过来的，那事物就根本不用发展变化了，过去几千年中我们从来都是讲要保存好的方面、去掉坏的方面，封建帝王和统治阶级这样讲，老百姓也这样讲，从来没有人说要保存坏的去掉好的。我们照几千年所做的做去就行了，我们以为我们与过去的封建帝王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是讲假的，我们讲真的就是了。所以我们的好坏标准还是、或者基本还是封建社会的标准，那历史还能有发展吗？实际上在今天，好坏标准早就大大变化了，许多原来认为是好的东西现在已变成了坏的东西，原来认为坏的东西现在已成了好的东西了。现在不是有许多翻案的小说、电影、戏剧，为曹操翻案，为潘金莲翻案，为西门庆翻案？武松、李逵、石秀这种人也受到很多谴责。所以，用固定的或世所公认的好坏标准来区分历史的肯定方面、否定方面是很幼稚的历史观，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用道德判断取代辩证法、取代历史进程。

   黑格尔有一段描述精神的扬弃过程的话很精彩：“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什么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就是敢于冒死亡的危险，在死亡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保存自身。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可以说是绝对的支离破碎的时代，精神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时代存活下来？如果能活下来，这种精神就能赢得它的真实。原先那种温情脉脉的环境下流传下来的精神已经是不牢固的，不可靠的，是虚假的了，只有通过斗争赢得的才是真的。精神之所以具有生存的力量，在于它敢于面对否定的东西，正视一切人间的罪恶，正视一切消极腐败的东西，并把否定的东西化为自己的力量。新黑格尔主义者鲁一士曾经把绝对精神描述为一个战士，刚从战场上来，浑身带血，精疲力竭，迈着蹒跚的步子，还要往前赶。鲁迅的《过客》也是如此，他不知道前途是什么，只知道最终是坟墓，但总有一个声音在向他召唤。否定之否定要从自身中开出一条生存之路来，这条生存之路同时又是一条怀疑之路，一条绝望之路，绝望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于希望相同。不要心存希望，但也不要完全绝望，要以绝望的心态开辟出希望之路。要去作殊死的斗争，否定自己的惰性，不断地冲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才是扬弃的真正意思。要在旧的标准已经崩溃、已经没有任何标准的地方创造出一个当今时代的新标准，来衡量哪些是积极的、进步的，哪些是消极的、反动的，而不能沿用现成的标准或早已过时的标准去对现实生活作道德化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