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风风雨雨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在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和负面效应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展开的。如今，中国已徘徊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即，要么迈向发展的“黄金时期”，要么滑向“拉美现象”的泥潭。走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困境，是中国必须直面的现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经验之后发现：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通过理性科学的发展，统筹兼顾，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一、和谐社会：大国治理的目标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大转型。在经济体制大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相对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和对效率的追求，而忽视了对社会风险的防范。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及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产生、积累，甚至扩大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收入分配、就业、社会和谐以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许多指标发展速度趋缓，甚至出现了与社会进步方向相违背的趋势。”1因此，社会方面的严重失衡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挑战。概言之，当前中国主要有三大社会问题影响和谐社会的建构：一是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分化加剧；二是“三农”问题日益凸显；三是社会流动不畅和“逆反淘汰”现象抬头。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到2003年的3.2：1。20世纪80年代初基尼系数约为0.28，90年代初约为0.38，1999年为0.437，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处于0.4～0.6的国际警戒线之内º 。中国人均GDP已向3000美元迈进，而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GDP1000～3000美元恰恰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阶段，在此阶段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社会利益矛盾不断增加、各阶层收入加速分化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一般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最终实现现代化；一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由于没有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市场与政府调控、平等与效率、开放与保护，以及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等各方面的关系，出现了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造成了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社会结构失衡，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陷入发展的困境。来自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公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0.4％最富有的家庭却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虽然这些数据带有某种程度的“颜色”，但多少给我们中国人以某种程度的警示。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2月曾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不均状况已超过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事实上已接近1949年建国以前的水平。3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排斥和社会阶层对立的现象日益凸显，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1994年的万余起上升到2003年的5.8万余起；参加人数从73.2万人次，上升到2003年的307.3万人次，100人以上的事件同期从1388起上升到6831起。4例如，2008年6月28日到7月8日，短短的10天时间之内，我国就发生了贵州“瓮安事件”、上海“杨佳事件”和乌鲁木齐“警察遭暴力抗法事件”三起民众或个人冲击公共权力机构的恶性事件。这些折射出了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导致的利益高度分化，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渠道使社会矛盾在体制内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解决，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5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近60%生活在农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至今还有2000多万人，有4000多万低收入人口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处于较为困难状态。而城乡差距基本维持在3.2：1的状态，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均衡，东部最发达地区和西部最不发达地区的差距至少在50年以上。同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过多地依赖资源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方式进行，技术含量、创新水平、产业升级、劳资关系等还存在很多问题。地方发展过程中，注重单边主义发展模式，忽视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问题。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被不少人戏称为新的“三座大山”，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社会弱者仍然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当中。在城市化、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康医疗、扶贫救弱、科教兴国、反腐败等各方面我们都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同时，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不到位，管理错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仍然存在，公共生活中所出现的“马太效应”和“劣币效应”不可小视，社会领域的“逆反淘汰”、“精英排斥”和“权力代际转移”严重挫伤政治精英的积极性。这些都是大国有待解决和处理的问题。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人们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活环境等公共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如何在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高效运行的同时，解决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解决好收入分配、城乡二元结构和增长方式等问题，是中国改革进入新时期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公共政策的适时调整和公共管理的有效变革。中国新一轮改革必然要求从局部试点、单项突破转为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必然需要完成从主要重视提高效率转为重视促进公平和推动均衡协调发展、从着重解决基本物质供给不足问题转为着重解决公共需求与效益的平衡、从以红利为动力和以普遍受惠为基点转为更多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

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我国儒家典籍《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构建了一个没有国界，实行公产制，生产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人人相亲，人人平等，过着“无苦极乐”生活的“太平之世”。6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1803发表的《全世界和谐》一文在西方最早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马克思称这本书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和谐思想及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设想——“自由人的联合体”，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并且马克思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恩格斯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称共产主义是“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解决”、“和解”实际上就是指和谐统一。他们所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在这种社会将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他们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是指未来高级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模式”。9

表1  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

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是一个新的社会理想，不仅深受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取得了广泛的政治共识，也是对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挑战的主动应战。和谐的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和社会和谐四个方面，其建设的目标分别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参见表1）。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公平的社会、平等的社会、正义的社会、民主的社会。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社会的不公平、不平等、不正义、不民主就是对社会的最大威胁。

中国把和谐社会的建构作为治国理政的目标，充分说明了我党在革命和执政的过程中，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有了深入的了解。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我们须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第一，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第二，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就是要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机制和正当表达利益的渠道，要有一套政治协调机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第三，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就是社会形成共识和平等相处的价值观念，提炼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建设具有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造谅解宽容的和谐文化氛围，用先进文化培育人、塑造人，提升人们的文化精神，铸造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第四，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就是社会分化不太严重，社会阶层对立不太严重，改善民生，降低劳动争议、刑事案件发生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二、科学发展：大国治理的实践逻辑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生产力发展十分迅猛，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频发时期，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困难、问题和矛盾。来自联合国发展署2003年的数据表明，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比，中国社会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在世界排名中位居第104位。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相称，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

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国的发展既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约束的巨大压力。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中国的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也面临着各种严峻挑战。基于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切实做到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