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陆出现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对称的欺诈案件，被港台热炒。

一个是：香港《太阳报》报道，中国学术界又爆出丑闻。浙江大学一院士课题组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涉嫌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学术腐败行为，这些论文已经被国际期刊撤销。据统计，该课题组涉嫌造假论文目前已被发现十四篇之多。

另一个是：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大陆99岁老翁自称是民国初年江西都督李烈钧，以解冻国民党民族资产谎言，骗走一名75岁美籍博士新台币350万元。

先说第一个。香港《文汇报》说，2008年5月，德国“NSA药理学”杂志刊登贺海波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小鼠慢性心肌梗塞心脏保护作用的比较”，其他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等人；波兰“药理学通报”杂志2008年第60卷刊登题为“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小鼠大面积心肌梗塞心脏保护作用的比较”，作者为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6人，前面的实验针对慢性心肌梗塞，后者针对的是急性心肌梗塞，两个完全不同的实验，实验数据竟然一致。旅居荷兰的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副主席祝国光指出，“两个不同的实验，对小鼠用药的剂量不同，时间不同，获得的数据却相同，这绝对不可能。”上述国际杂志分别发声明撤销该论文。

针对被海内外媒体热炒的“浙江大学李连达院士涉嫌论文造假”事件，75岁的李连达院士首先承认自己对相关人员疏于管理，然后对此作出了解释。李院士说，贺海波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自己的学生，他是中国药科大学戴德哉教授的学生，是戴教授推荐到课题组来从事研究工作；由于自己与浙江大学的约定，每次来浙大的时间非常短暂，无暇关注其他事项，所以导致自己名字被盗用情况的发生。李院士告诉记者，贺海波一共剽窃了5篇文章；当然所有的文章都盗用了李院士的名字。至于一稿多投问题，李院士也表示确实存在。

谈到对整个事件的态度，李连达院士表态，自己对搞学术的人造假表示不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一切都在照常进行，目前正在全力投入中药注射剂研究工作，该工作得到了国家卫生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报道称，浙江大学表示，“论文造假事件主要是李连达院士所带的博士后贺海波个人行为，其他作者并不知情。”李连达院士还向香港《文汇报》指出，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出在自己一项即将公布的研究成果威胁到了国内某制药公司的商业利益，该研究结果表明该公司生产的用于冠心病治疗的某药物的实际疗效与宣传效果不符，于是该公司试图收买李连达不成，便出现了举报事件。关于祝国光，李连达院士表态，对方的真实身份是国内某制药公司的工作人员，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农兵学员。所谓全欧中药商会和全欧中医药联合会，无论会长还是主席，都是该公司董事长和祝国光本人。

香港凤凰电视台著名评论员曹景行以为，即使举报者另有用心，此事仍然表明中国学术造假之严重。许多导师把学生研究成果占为己有，起码把自己名字挂在第一，有的甚至连论文内容都不清楚。这次算是踢到铁板上了。

而香港《太阳报》对此评论说，这说明造假证据确凿，已成定论；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明明已是铁证如山的学术丑闻，却没有人出来为此道歉，更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学术规则，一旦论文被证实有造假、抄袭、剽窃等行为，所有的作者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不论是名牌大学校长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只要论文中有署名，都必须引咎辞职。科学无国界，学术研究必须遵循通行的国际规则，但作为中国名牌大学的浙江大学对此事的处理却令人大跌眼镜。浙江大学竟然发表声明称：论文造假全是某博士后个人行为，其他作者并不知情。这样一纸声明显然是把责任全部扣在了这名无权无势的博士后头上，其他名头更大的作者则安然无恙。这样的声明，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很多国际学术界人士指出，这些论文涉及的造假行为，绝非一人所能为，必定是集体行为。而且，如果造假丑闻没有被揭露，其他作者是否也照样将这些论文，列为自己的科研成果呢？

很显然，如果丑闻没被揭露，这些人不但以此为资本去申请课题，索要经费，捞取更多利益，还可以装点门面，到处招摇撞骗。而且，这起丑闻不过是近些年来频频爆出的学术腐败的又一个案例；浙江大学这种处理方式也是中国大学的一贯手法，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这种丑闻的处理方式和对学术造假的纵容、对科技创新的创伤，却是难以治愈的。

评论指出，科技创新是国家振兴的基础。过去多年，中国学术界一直抱怨科研经费少，个人待遇低。最近几年，随 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政府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不断增多，不但没有换来相应回报，大学却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患上了富贵病，染上了造假风。

大学教授的金钱收入疯长，但能力、学问却不长。学术界存在的浮躁风、造假风，与有关部门拙劣的管理能力密不可分，正是这些部门严重违背学术规律的管理方式，急功近利的考核模式，使得弄虚作假者如鱼得水，使得脚踏实地者难以生存。这种风气在搞乱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使创新国家成为笑谈。

再说第二个。台湾《自由时报》说，大陆99岁老翁周志评自称是民初江西都督李烈钧，以解冻国民党民族资产谎言，骗走陈姓博士人民币74.9万元（约新台币350万元）。周志评解冻民族资产神话是指，当年国民党从中国撤退之际，一些高级贪官在美国买了许多国债，有13兆多元，后来被美国政府冻结，本人不能提取，只要透过关系找到这些存款人，取得存款凭证，凑齐13本1996年的联号美元，并交給中国银行，就能将天文数字的民族资产解冻，之后，将存款献给国家，将会得到重赏。

被骗人陈先生现年75岁，美籍华人，曾经拿到了物理、化学两个行业的博士学位。在一次打麻将时，本案第二被告肖宛妮（51岁，女）、第三被告王胜坤（57岁，男)向陈先生吹嘘“周志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是原云南省委书记”。随后，听信“周志评等人正在办理解冻13兆亿民族资产”的谎言，为了获得2000万元的国家奖励，陈先生先后交给肖宛妮等人74.9万元。去年7月，感到自己被骗的陈先生报警。次日凌晨，警方将周志评等三人先后抓获。面对检察官的指控，周志评坚决不认罪，挥着双手说自己没有诈骗过一块钱。法庭上，他依然自称“曾任云南省委书记，退休后旅美。2002年,来京筹资引资”；自始至终都说自己根本没参与过诈骗的事，检察机关对他提起公诉，是“诬告”，另两位被告是“乱说”。面对记者采访，这位最高龄的犯罪嫌疑人说，“我的子女都在新加坡，他们不知道这事。我就是原云南省委书记，绝对不会坐牢”。

庭审中，周志评自称1969年曾任云南省委书记，退休后旅美，2002年来北京筹资引资，坚决不认罪，挥着双手说自己没诈骗过一块钱，并试图将罪责推给同伙，指同伙利用他年纪大，当工具有说服力，他从没有主动说自己能解冻民族资产。

以寻找“民族资产”为幌子，以高投入、高回报为诱饵，手法类似传销，很多人受到诱惑还会继续发展下线，甚至明知荒诞不经仍然参与其中。

在这个类似传销的组织结构中，共分成4层。第一层是最顶端的「守宝人」，他们手中有大量的假金条、假汇票、伪造的梅花章、中华民国文件、委托书等多种巨额民族资产，如果能够找到“守宝人”，并且取得他的信任，就可以获得这些巨额资产。

第二层是“当家人”，当家人需要用钱从守宝人处购买上述伪造的材料，一般而言，假印章或假汇票、取款凭证等都需要用上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元购买。

第三层就是大量“跑票子的”，他们负责拉赞助，以亿元为最基本单位，多为万亿，向一般民众宣传民族资产解冻，并许诺一旦找到守宝人，拿到民族资产，就可以分给资助人上亿元的好处，如果将民族资产分给国家，国家还肯定会给更多的好处。这种资助可以是上百万元，也可以是几千元。

第四层则是普通的被害人，他们听信民族资产的谎言，支付数额不等的钱。这些钱被“跑票子的”自己留下一部分后，交给当家人；当家人留下一部分后，再交给守宝人用于购买“道具”，而最后，当家人会通过“跑票子的”告诉被害人，一切事情都在运作过程中，要有耐心，民族资产必将得到解冻，国家将因此富强，参与的人也会得到上亿元的好处或当上大官。

庭后，陈先生表示，自己是个双料博士，却上了只有小学文化的周志评们的当。“从自身找原因说，是自己太善良，比较乐于助人。当初认识了肖宛妮，觉得他们都是好人，在办好事，就拿钱给他们花，供他们吃喝住。”说到“解冻民族资产”的骗局，陈先生有些不好意思地称，当时很兴奋，以为可以为国家作贡献，“所以才上当了。”

这种解释，恐怕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上述两案，看起来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欺骗，风牛马不相及。但是，笔者将它们放在一起，却发现有着起码四个相同的地方。

一，都冠冕堂皇，有着“爱国”旗号。论文在国际权威报刊发表，历来是被看成“为国争光”的光荣，也一直被有关当局拿来用做表彰、炫耀的本钱；学术资本，在这里就转化成了政治资本。所以，当这种学术欺诈被揭露后，有关当局为了维护“爱国”精神，以免“政治”上的被动，从来就不深究；比如这次也是明显的例证。而“寻宝”欺诈，同样有着“爱国”旗号，“解冻民族资产”的骗局，堂皇的旗帜上写着：“为国家作贡献”！

二，实施欺诈者，不论是文盲还是博士，都有较高的智商，能用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李连达院士说自己不知情，而贺海波“并不是自己的学生”；但笔者就根本不相信，多达十数篇的问题论文，他居然都不知道；但笔者认为，如果贺海波蒙混过关了不被揭露，李连达院士“科研成果”上报时，这些暑有他名字的论文，肯定会在“成果”当中，——曹景行先生的评论“许多导师把学生研究成果占为己有，起码把自己名字挂在第一”已经说明。而99岁老翁周志评则更加理直气壮：检察机关是“诬告”，另两位被告是“乱说”。

三，被欺诈者，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被成功欺诈。事实上，贺海波论文欺诈，不仅是公众，被欺诈的主体更是浙江大学和他的那些署名者。但浙江大学对此似乎很心安理得，除了除名贺海波外，还将举报者祝国光的“客座教授”一道除去。除名贺海波是不得已；但除名祝国光则非常必要，因为他不仅给浙大丢脸，而且这样的人多了，除了抹黑浙大政治资本外，还影响直接的经济利益：影响科研项目拨款。那些署名者，也有同样的考虑。美籍双料博士陈先生被欺诈成功，说到底是“为了获得2000万元的国家奖励”。谁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对金钱的过度贪婪，导致聪明的人都变的非常愚蠢。

四，都狐假虎威。除了用崇高的名义来行骗外，还千方百计地拉扯权威人物来包裹自己。比如周志评说自己是民国初年江西都督李烈钧，还是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李烈钧比周志评年长近30岁，在云南倒是呆过，但1946年就去世了，怎么可能在20年后复活当云南省委书记？这样的例子，在台湾有上演过，据说上世纪国民党大老陈立夫生前秘书朱祖艺也为“解冻民族资产”到大陆行骗，居然骗到江泽民那里去了。当然，浙江大学不用狐假虎威，她的前任校长竺可桢、马寅初、钱三强等人，足可使浙大骄傲。问题是，他们如果知道自己的学校现在如此容忍学术欺诈，当羞愧无地。

总上所述，看起来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欺骗，却让笔者遭遇同一种尴尬：无论是高学历的还是低学历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凡是欺诈，无不以崇高的名义和大人物做号召，其目的是为了政治的、经济的利益；而受骗者还心甘情愿地被骗，也无不是因为自己的贪欲。

最后，说到抄袭，坦白承认，笔者就是典型的“文抄公”；文章中喜欢引用已有的观点和资料，不过笔者抄袭一般都注明出处，声明不是自己的东西。也有两个例外，一是网络上给笔者的留言，没有署名，以“网民认为”方式抄了；但这个留言又可能是抄别人的，笔者却不知道。二是笔者明明知道是谁的出自何处，笔者抄了，但由于敏感原因模糊掉来源；——但这不是笔者的尴尬。也许，当大陆完全开放、实现言论自由时，这种尴尬就消失了。

附：大陆传出有人编造“解冻民族资产”的谎言诈财案件，其实，此前台湾就曾发生国民党大老陈立夫生前秘书朱祖艺提出陈的亲笔信函，向外宣称，陈生前曾掌管一笔巨额“民族资产”。当时，还掀起一阵寻宝热。不过，陈家认为朱多次伪造陈的手谕，对于信函内容真伪一事还一度对簿公堂。检方以无法辨识真伪，1993年间给予朱不起诉处分，不过，陈的儿子陈泽宠多次声请再议，台北地检署重新调查后，1996年，认定陈立夫在住院期间，曾自述“因病重无法参加中国医药学院董事会议”的请假条部分，是朱祖艺在陈病重意识模煳时伪造，并涉盗盖陈的私章，将他依伪造文书起诉。

承办此案的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吕朝章说，因为没有笔迹可供鉴定，因此无法了解寻宝信函上签名的真伪，朱祖艺好像人在大陆，已高龄8、90岁，身体也不太好；因此，只对于请假单涉伪造部分做认定。

此案起于陈立夫在1990年辞世后，其家属发现陈立夫的一笔存款疑遭朱祖艺盗领，诉讼期间，又得知朱祖艺多年前曾用陈立夫名义，以“立夫口授朱祖艺谨记”方式撰写有关“民族资产宝藏”私函给“陈玉珍暨诸山长老的书信”，信函载明：“希望诸山长老协助寻找民族资产，由山海两方各保管半数，分别成立基金，藉由参与重大BOT建设投资案等方式，永续保存民族资产”等，请求协助寻找国民革命军所遗留的宝藏，显示宝藏传闻，似乎确有其事。传闻这批宝藏，是民国初年，由国民革命军所遗留，大部分为联邦储备票、龙凤票等有价票券，国民党撤退来台时，来不及带走，而被妥善藏放在峨嵋山区，由特定的“民间爱国志士”保管，为恐事机不密遭外人侦悉，彼此以“民族资产”代号称呼这笔宝藏，据说知悉此事者，只有蒋介石、宋美龄、陈立夫等极少数人。

朱祖艺曾多次以陈立夫授意，致函当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程思远等人，请求协助寻宝，并请其转呈总书记江泽民。

此信信函因为是由陈立夫生前最亲近的秘书朱祖艺所提示，且文末有陈立夫以毛笔亲自写下的“陈立夫亲笔书”字样，加上国民政府1935年曾在四川开办“峨嵋军官训练团”，与当地确有历史背景关系，足可蒙蔽世人。（材料源自《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