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收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农业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出售农产品比如粮食、生猪等，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约为50％；外出务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约占10％。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今年工资性收入增长困难重重。中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去工作岗位，或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而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农民工失业潮尚未见底。

中广网2月8日消息,为了解金融危机对企业用工的实际影响，深圳人才大市场在2月2日至7日举行的“才市暖阳——招聘求职公益服务周”中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共有1250家用人单位进行现场招聘，求职人数明显多于企业需求，“供大于求”的问题突出，其中24．7％的企业比往年同期减少了招聘职位和人数。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最近几个月中国有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几乎是农民工总数的六分之一。香港“全球化监察劳工项目”研究员黄月媚表示，2000万失业大军，就算在人口十几亿的中国，也是相当惊人的。温家宝在日前访欧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当我担任副总理的时候就分管农村工作，我当总理以后一直把农村工作放在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西方的一些人很难理解。这次金融危机，由于部分企业的裁员，大约1200万农民工返乡。会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他没有仔细解答，但“中国农民工进城务工总计两亿人，跨省流动的1．2亿”，官方媒体说，如今2000万人失业，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这些人就算回到农村，也因为耕地不足，还是会成为剩余劳动力。在一些贫穷的地方，每个人分到的耕地就只有四分地。这个面积根本不足以养活一个人。如果这些人留在城市寻找工作，难保不会成为当年的“盲流”，影响城市的发展，成为客居城市的负担。

让黄月媚比较困扰的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仍未就失业问题拟定对应的办法。虽然去年宣布了4万亿"创造内需"的计划，但这个计划是以基建为主，或许能够创造建筑业部份的就业机会。而失业大军中很大一部份是原先在工厂打工的工人，他们又该怎么办？另外一个问题是，许多地方政府原本就是靠农民工出外打工挣钱，汇回家乡、繁荣地方。如今却失业回家，就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而且当初农民工外出工作就是亲戚找亲戚、朋友带朋友，所以一旦失业，也是整批、整队的一起失业。

农民工出来的地方本来就穷，所以地方政府没有照顾失业人口的能力，遑论提供就业的机会。而原本家境可能还可以的农民工，一旦失业，家计也会立刻受到影响。经济影响的层面就不只是2000万人而已。

黄月媚说，她相信中央政府是会有意解决这个问题的，但在贪污腐败盛行的中国，上面拨下来的款项，有多少真正是造福农民工？能够让农民工受惠？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春节刚过，大量的农民工争相涌进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但是，与农民工大军热切的求职心情相反，各地节后人才市场寒意仍存，回暖有待时日。深圳是这样，同样也是特区的沿海城市厦门，劳务市场亦僧多粥少。记者所见，今年企业招收员工的数量明显缩水，属于小规模的“补员”；开出的工资也不高，一般在1200至2000元。而安徽省内合肥、六安、巢湖、芜湖等城市人才招聘会相继热闹开锣，安静收兵，单位与岗位供应数量均缩水近50%。

德国《每日镜报》报道说，过去几年，由于工业和房地产业建设兴旺，全国已失去40%的农田。失业的农民工返回农村后，无法继续务农，从而形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该报注意到，中国政府为此调整了社会政策：“北京担心社会动荡，指示地方政府对民众示威做好准备，采取措施，尽可能细致地化解社会紧张局势。陈锡文说，如果突然发生群体性事件，各级领导干部应站在最前线，向群众讲解形势，安抚公众。‘原则上不应使用警力’。胡锦涛主席新年会见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人时要求‘绝对服从’，官兵的思想必须统一，遵循中央规定。”

《南德意志报》认为，对中国政府公布失业农民工的人数应“谨慎看待，因为大多数农民工既没有申报，也没有劳动合同，所以没有纳入统计数字”；“但中国政府公布这一数字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北京对这个问题十分担忧”：多年来，中国边远省区的农民工涌入工业中心，为挣取微薄工资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他们是经济兴旺发展的保障。现在，由于出口下降，大批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这一危机带来了新的发展态势，有可能促使中国政府采取一些在经济较好时期没有采取的措施，以减缓社会压力。即政府要制定一些规定，帮助大多没有任何保障的农民工获得较好的社会保障。

《柏林日报》引用花旗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师黄益平的话说，中国公布的农民工失业人数已经很高，但这一数字很快就会翻番，“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极其黯淡的前景：按官方数字，7.5亿中国人生活在农村，超过了欧盟和美国人口的总和，也超出了农村劳动市场的吸收能力。对于中国农村来说，过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向城市和沿海省份输出多余劳动力。但这一模式失效，而内地又无法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形势就会失控。”

香港《东方日报》认为，内地农村可能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的火药库；当局承认大批民工失业，将加剧社会矛盾，大批的示威游行和群体性冲突会不时爆发。约有2千万名农民工失业，再加上每年新加入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今年有2千5百万名农民工面对就业难问题；大批失业民工返乡，可能加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同时，滞留城市的失业民工，将加大城市治安的压力。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坦言，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而损害农民利益和官员腐败是引发群体事件主因，中央政府将妥善地解决好农村的徵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及集体资产处置等一些比较敏感问题。陈锡文重申，鼓励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尽可能不解雇农民工；又要求各级政府给暂时没有工作的农民工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及帮助农民工回乡后创业等政策。

另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要求，企业应采取轮岗轮休、灵活用工、弹性工资等措施，尽量避免裁员，特别是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带头不裁员，并要求企业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升职工的技能素质。

温家宝在日前访欧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应该感谢农民工，他们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金融风波当中，他们又成了劳动力一个大的蓄水池。”

据悉，深圳市劳动保障局“春风行动”今年拟提供约20余万个就业岗位，数量超过往年。笔者对此表示赞赏，在此时刻，希望沿海和发达城市，都应用爱心为中央政府分忧，多创造职业机会，多安置农民工。

然而，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广东省正执意推行“腾笼换鸟”政策，令广东中小企雪上加霜、民工失业潮加剧。

早在去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呼吁“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批评腾笼换鸟压缩中小企的生存空间。而广东省委辖下的南方网即时发表评论回击，在近期《北京晚报》、《南方周末》频爆论争之际，给南北舆论之争再添一幕。

最新的动向是，广东的腾笼换鸟政策，并未能获得一些民主党派的呼应。广东省民建、九三学社将在广东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出提案，要求抢救承担六成就业的中小企。据他们调查，广东去年新增贷款的八成投入大型企业，中小企即使获贷款，利率也普遍上浮三成至四成。他们要求中共广东“审时度势”，与中央果断调整宏调政策一样，调整腾笼换鸟政策。

腾笼换鸟政策，本身是不错的，具有远见。但笔者认为，此时坚持这个政策不合时宜。如果在5年前提出并且实施，是能够在沿海发达城市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如果两年后提出，也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在今年，绝对不能这样做。理由有四：一，事实上，在今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大势之下，笼子倒是可以腾空，鸟都飞走，但好鸟在何处？又腾给谁？二，三十年来，广东的发展特别是广东两特区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援；而珠江三角的腾飞，更离不开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的汗血支撑。这些中西部比较落后的省区，特别是这些省区的广大农村，外出务工收入要占很大比重。在这个时候腾笼换鸟，无疑是变相地将上千万民工赶回家乡，势必造成这些省区沉重的失业压力及社会稳定的严重隐忧。三，事实上，很多农民工已经成为包括广东在内的沿海发达城市的实际居民，有些到这里工作都已经10年以上，即使腾笼换鸟也不可能将他们逼迫离开；他们如果要生存下去，而政府又不能提供工作机会，势必让他们铤而走险，那么他们将成为拆笼子的巨大潜在力量。四，前面说过，沿海发达城市是靠内地省区廉价的劳动力建成的，在危机来临时，沿海发达城市不仅不分担他们的痛苦，而且做赶尽杀绝状，这不仅让沿海发达城市承担起忘恩负义的道德枷锁，同时也决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党政应该有的作为。

因此，笔者呼吁包括广东省在内的中国沿海和发达城市，能够负起重要的社会责任，拿出道德勇气和坚强的决心，想尽办法、不遗余力地创造就业机会，尽可能地收纳农民工，而不是在“腾笼换鸟”、“劝返农民工”这些事情上动脑筋，去浪费财力、人力、物力，要拿出良心、爱心和同情心，采取有效措施，为中央政府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