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怎么能做到“创新”？              黎 鸣

中国近三十年的最大的成就，即在为外来资本、外来中下等技术的引进输入，以及为中国大量最廉价的劳动力和大量最廉价的资源的外售输出，洞开了大门，畅通了道路。这样做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或成功，即是为国内创造了最大量的低等劳动力的就业，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最大量最廉价的商品。正是因此，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与此同时，也相应给世界和中国的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对于一个两千多年来不能“创新“的民族来说，能够做到和取得如此的成功，的确是一种竭尽全力、难能可贵和历史空前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此的成就即使再大，却不是我们真正所希望的“大”。因为这样的“大”成就，是不可持续的，是非高品质的，是同时也带来了巨大负面代价（自然生态破坏、社会生态破坏和人心生态破坏）的“大”成就。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就出在我们中国人是个只会守成、仿古，而不能创新的民族，而“不能创新”的根源，即在我们的文化是个不能创新的儒家传统文化，而我们的政治体制，则更是个不能创新的儒家“天命的血缘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说到底，两千多年来的孔儒传统文化和孔儒政治体制彻底桎梏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一个人一生只从事三类活动：用嘴说话；用手（身体）做事；用脑思考。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那是因为大量人们合作活动的结果，实际上也类似地集中体现为如下的三个方面：主要用嘴说话形成大家合作起来的“政治”；主要用手做事形成大家合作起来的“经济”；主要用脑思考形成大家合作起来的“文化”。有一点很明显，无论人们用嘴、用手，事实上它们的后面都离不开人们的用脑的支配。说到底，用脑才是最关键的，虽然它绝对不是惟一的，也即脑并不能取代“嘴”和“手”。由此可见，人类的“创新”首先必须是“用脑”的创新。“脑”首先创新观念，“嘴”接着说出由新观念组成的新理论的发现，“手”再接着按照新理论做出新的技术工具的发明。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不断“创新—发现—发明”之链。

上述的过程在人类近代历史之中获得了最明显的证明。人类最富于创新精神的历史是近代西方史，尤其是近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思想史。近代西方人的创新，正是首发于西方哲学思想家们的“观念”的创新：

英国人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法国人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

英国人休谟提出：怀疑一切是求得真知的前提；

德国人康德提出：只有符合客观必然性、普遍性和终极可重复性的知识才是真知识；

德国人马克思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人类社会的“阳光”、“土壤”、“空气”和“水”；

………

类似上述的种种新观念、新理论的“创新”给近代西方人类带来了四百多年来的伟大的全面“创新”的时代，这种“创新”的浪潮在近代一百多年之中也猛烈地冲撞了陈旧的不能“创新”的如同“一潭死水”般的中国历史，一直到了我们的今天。

中国人能不能“创新”呢？绝对能，因为中国人的自然天赋并不比西方人类差；但又几乎绝对不能，因为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和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体制致使中国人几乎绝对地丧失了“创新”的能力，只要中国人继续坚持儒家传统文化，只要中国人继续坚持儒家传统的政治体制，“创新”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永远只能是个“春天的梦”。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个什么样的文化呢？

我的回答：是个“天命的血缘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文化；

          是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文化；

          是个“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文化；

          是个“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文化；

          是个“家畜家禽、蚂蚁蜜蜂的文化”；         

总之，是个彻底禁锢中国人智慧的完全无“创新”的“文化”。

 中国历史事实上也已经严重地证明，在儒家文化的垄断之下，中国两千多年来根本就产生不了哲学家、思想家，也即是说，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之中，产生不了实质性的观念的创新，而没有观念的创新，也就不可能会有理论发现的创新，当然也就不会有基于理论发现的技术工具的发明的创新。总之，中国人不能“创新”，换言之，中国人的脑袋基本上等于报了废。

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体制”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

我的回答：是个“天命性”的永远不可变更的政治体制；

          是个“血缘性”或“准血缘性”或一家、一党垄断的政治体制；

          是个“人治性”或“权力高于宪法、法律”的专制的政治体制；

          是个缺乏马克思所说的“思想自由”的“阳光”、

缺乏马克思所说的“言论自由”的“土壤”、

缺乏马克思所说的“新闻自由”的“空气”、

缺乏马克思所说的“出版自由”的“水”的社会的政治体制；

是个绝对否定“平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

总之，是个扼杀一切“创新”意识的政治体制。

    中国历史事实上也早就已经严重地证明，在儒家“天命的血缘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的顽固统治之下，中国人的所谓“政治”始终都只有暴力、欺骗和无穷无尽的谎言。中国的统治者始终都在运用儒家变型的法家的赤裸裸的暴力钳制老百姓的言论，用儒家天命、大人、圣人的欺骗诱导老百姓的行为，用儒家乡愿式甜蜜的谎言安抚老百姓痛苦的心灵，他们所作的一切均旨在维护他们的永远能够拥有既得（权力）利益的政治体制，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创新”。

回到我们文章的论题：中国人怎么能做到“创新”呢？

我的回答：儒家传统文化和儒家政治体制，这就是永远阻止中国人“创新”的两大历史障碍，因此，彻底批判和清除儒家的传统文化，彻底改造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促使中华民族真正可能进入空前的“创新”时代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是当前活着的所有中国人的不可推卸的两大历史责任。儒家传统文化和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体制，实质上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体两面，或体用的两面：体是专制的政体，用是说谎的文化，它们长期以来共同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的智慧。这事实上已经充分证明，孔儒，才是全体中国人的最悠久、最恶毒、最本质、最真实、最深藏不露的“公敌”。只有最愚昧的人类，才会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多灾多难的受害的历史之后，还依然痴迷地崇拜他们的“公敌”，视之为比亲爹亲妈还更亲的“祖先”。这样的中国人，还会有救吗？我真是禁不住，感到了阵阵彻骨的心寒和无名的恐惧！（请进入我个人的网页：www.liming1944.cn，谢谢。20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