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预警信号图显示，在全球经济放缓及中国经济刺激措施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经济或已稍现暖意，即将公布的今年1月一些经济指标，或显现低谷回升迹象。

统计局宏观经济预警指数以100为理想水平，“绿灯”显示经济运行正常稳定，“浅蓝灯”表示经济偏冷，“蓝灯”表示经济过冷，“红灯”和“黄灯”则分别显示经济过热和偏热。在预警指数构成指标中，去年12月工业生产和工业利润指数蓝灯；进出口总额蓝灯；财政收入则已连续三个月亮起蓝灯。但除去上述不太乐观的信号，12月份预警指数中的一些指标也出现了积极信号。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货币供应M2三项指标依旧呈现稳定的绿灯状态；消费品零售总额更全年都保持偏热的黄灯状态；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是连续五个月处于稳定的绿灯区。此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12月中国宏观经济先行指数为98.0，比上月回升0.63点，出现近10个月来首次回升。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官方煲怠购经理指数(PMI)，在1月已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回升。

经济学家还预测，尽管受全球经济快速恶化、外需偏弱及春节因素影响，1月中国出口将继续萎缩，但货币信贷的高增长无疑将强化经济复苏预期。投资银行高盛最新报告认为，近期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由放缓转向持稳。摩根大通经济分析师报告也认为，中国经济在去年四季度或已见底，并已显露谷底复苏迹象。

不过，据英国BBC报道，在经济危机蔓延全球之时，中国一度是西方不少人眼里的希望，但同时也有人提出，这次危机将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者”。报道援引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炜的观点，认为有很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期由于其自身规律而转入调整时期，而全球经济危机不光加大了调整的难度，还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

张炜指出，单以GDP增长率定义的奇迹需仔细分析，因为它只是个数量概念，并不体现增长的质量；而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本身是个高速增长的过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增长速度，通常比发达国家要高。

有意见认为，中国经济这个“脆弱的巨人”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它的高增长期行将结束之时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经济疲软；但张炜指出，过去30年持续高增长的因素中，有些还会继续存在，比如跟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劳动成本的差距，使它仍能得益于全球化，保持相当速度的增长。

张炜认为，中国的“体制落后效应”在特定时期也能促进经济增长。此前的高增长背后，一个要素是人为压低劳动成本和对资源的滥采乱伐。但在没有劳动保障、没有福利保障、劳动条件恶劣、严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实现的增长，是很难持续的。张炜说，即使没有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也到了调整的时候，调整的过程是个成本提高的过程，不会很轻松；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调整的难度更大。张炜认为，中国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并不是这次危机造成的。沿海地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大增，是在次贷危机由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蔓延前，在前年底、去年初就开始了。但是，由于危机造成外部需求萎缩，减少了推销渠道，便使得产能过剩的问题变得非常尖锐。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英国访问时重申，尽管可以预见很大难度，但中国将尽一切努力保住今年8%的经济增长，必要时可能会动用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国内。除了已开启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政府还在讨论更多新措施。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曾严辞批评西方金融业监管失效和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另一个问题是，2005年以后，中国劳动成本逐渐提高。由于长时间将经济发展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要在短时间内扭转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由此影响到投资。张炜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更严重的冲击，可能是导致其经济结构扭曲加剧。

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所采取的包括4万亿人民币投资方案在内的措施，包括投资方面的“硬措施”和社保、环境、技术升级等“软措施”。增加投资在任何国家都是刺激经济增长见效最快的方法。张炜认为，4万亿元加上落后体制效应，足以使中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的硬指标。软措施指的是刺激方案中涉及促进企业产业升级、改进技术、改进产业结构；鼓励绿色经济、科学发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的措施。这些“软性”的方面花的钱相对而言少得多，而且并不能保证切实得到实施。

张炜认为，其结果就是短期内虽然很可能实现GDP增长8%的目标，但整个经济的效益低下。从长期而言，则有可能使中国过去多年调整改善经济结构的努力付诸东流。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刺激经济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山庄游客中心禁止售卖“中国制造”的纪念品。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衰退，各国都在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经济和就业机会。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日前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成都、杭州等地为拉动内需发放消费券是可行的选择，已经对拉动消费起到推进作用。

据报道，浙江杭州春节前拿出一亿元向67万人发放了面值为20元的消费券，中小学生、困难群体和退休职工每人获得100元到200元不等的消费券。统计显示，从一月下旬发放以来，杭州市民已使用4200多万元消费券，同时拉动了消费者的现金支出。而去年12月四川成都发放的3791万消费券也基本全部转化为真实消费。

姜增伟指出，国家在今年年初已经为7400万低收入者发放了一次性补贴，每人100至150元，这也是一种做法。姜增伟在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商品市场价格趋势时表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上半年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姜增伟并表示，今年商务部要在已建立26万家“农家店”的基础上，再增加15万家，今明两年“农家店”将提供约77.5万个岗位。到2010年底，将建成51万家“农家店”。姜增伟介绍，新增15万家“农家店”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就业岗位，其中还不包括配送中心以及其他的服务网络，如农资配套、邮政服务配套等。「建『农家店』是两个目的，一是改变现在农村流通设施滞后的局面；二是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有保证的商品送到农民手里”。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新闻，却狠狠地讽刺了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一下。荆楚网报道，“家电下乡”全国铺开之后，很快就有网友质疑其售价过高。网友“猪大宝”特地进入了“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查询相关产品价格，发现某些“家电下乡”产品的价格比淘宝价高了不少。猪大宝说：“家电下乡的价格都不低，农民朋友很难得到实惠，家电下乡真的不如淘宝下乡”。当然，个别家电在网店的售价，比“家电下乡”的低，没有什么奇怪。但许多下乡的家电，价格都高过城市的卖场，这就值得探讨。以长虹K258手机为例，“家电下乡”的限价是999元，而淘宝上查询到的报价是480-780元之间，550元即可以买到全新联保的K258。这样一款手机，在城市的卖场，价格是多少？远远低于999元，哪怕是除去了13%的财政补贴。岂止个别手机，连电视机这样的大件电器，都存在这个问题。春节回老家，发现一款21寸的传统CRT纯平，“家电下乡”价居然达到了800多元。虽然农村市场流通体制成本相对高些，但再高也不至于除去了13%的补贴之后，仍旧高过了城市。如果这样，财政的补贴表面上补给了农民，其实是让家电企业和流通企业，白白捡了便宜。

家电企业大多产能过剩严重，特别是今年以来，家电出口受到了很大制约，不少企业已经出现利润下降甚至亏损。所以，所谓“家电下乡”，除了让农民来“保增长”外，还肩负缓解家电产业困境的任务。但凭什么企业有困难，就让农民来消费买单？！因为产能过剩、城市需求减少，许多家电企业和流通企业，将积压货销往农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企业应该是降价刺激消费才是，偏偏到了农村市场，倒成了高价。这样说起来，农民岂不是又受歧视，又做冤大头。如果“家电下乡”以这样的方式歧视和欺负农民，谁还稀罕13%财政补贴。然而，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媒体报道了一个典型例子，说内蒙古自治区一位56岁的农民胡二河(音)，他上个月花598元购买了平生第一台洗衣机；购买这台洗衣机花去了他近半个月收入以及可以享受的政府补贴。但他和妻子何翠凤(音)不得不搭乘公共汽车将洗衣机运回自己在偏远村庄的家。在经过了一路颠簸的两小时车程后，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家里没有自来水。洗衣服时，何翠凤需得从她家附近的井里打水上来，然后用大陶壶将水运回家。何翠凤说，这台洗衣机在村子里已经成为地位的象征，她家买来后许多邻居都围过来看。这样的尴尬，不仅使政府的财政补贴打了水漂不说，还遭到公众质疑。所以，既然姜增伟副部长表示今明两年“农家店”将将建成51万家“农家店”，那么“农家店”的价格过高问题，至少当引起政府的重视；同时，政府还应该考虑类似从井里打水然后用洗衣机洗衣的诸多尴尬。

香港《苹果日报》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任何大型国际会议都少不了中国政府的份儿。出席会议的中国政府官员当然不忘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的骄人成就，当然不忘告诉其他国家中国的社会面貌已出现巨大的转变。然而，官员的豪言壮语遮掩不了中国专权政治体制的隐患，掩盖不了无法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事实，掩饰不了中国政府对开放社会的恐惧。每一次碰上所谓敏感的年份、日子，中国政府只懂得做一件事，就是加强对社会、对传媒、对互联网的控制，希望把质疑、怨气、异议压下去。最近，政府更进一步收紧控制，连香港传媒也不放过。

其实，要保持社会稳定，要纾缓社会矛盾，中国政府该做的是好好处理施政上的失误，解开人民长期的心结，并让人民畅所欲言。若果中国政府还是一味打压或控制，那么社会的怨气、怒气只会越积越深，社会矛盾冲突，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笔者以为，面对现在的危机，当权者如果再使用50年不变的手段去应对，仍然高调歌唱“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不好，也不是小好”，或用掺水的数据抬高这种“大好”，效果相反；再在舆论上在严加控制，不敞开言路，效果相反；再在施政上玩门面，搞形象工程，不切实际，效果亦相反。在网络发达、民智已开的现在，这样做只能让局势恶化，让政府不断地陷入被动境地。所以，应对危机，迫使公权力机构和公务员们彻底改变执政理念：牛皮少吹一些，实事多做一些，真话要听一些，反腐败的措施强硬一些，惠民利民的态度诚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