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启示

这本出版于1967年的著作，对作为欧洲传统农业大国法国农民面临着农业文明的终结作了分析，在孟德拉斯看来，“农民的终结”，指的是传统的“小农”的终结，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的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值并不会因此大幅度的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的原因。

据《中国时报》报导，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尽管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自从2003年以来，收入差距急剧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评分从1980年的80分左右下降到72.7，接近“黄灯”警戒线。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32倍；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

该研究报告还提出，当前中国农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过低问题。因此中国农民向何处去？在守土艰难，离土又不易的态势下，新的出路在哪里？

守土艰难，离土不易

农民的基本生存策略就是守土。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生活来源和人生保证。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传统就是在土地上生息繁衍，从而创造了光照世界的中国农业文明。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使中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把根扎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守土。但是，且不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一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连串的体制变革，投入农民怀抱的土地很快的离开了农民。失去了根的农民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而挣扎于温饱之中。

1978年通过包产到户，土地又回到农民手中之后，虽然中国农民有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发展，这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从占人口总数的1/3降到仅3000万；人均纯收入从改革开放前的500元增加到2500元，增长了约4倍；农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近70%降低到稍高于50%等等，以及出现了像江苏的华西、河南的南街村等富裕中国农民的典型，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民是最苦的，正如邓小平1987年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中所说：“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只有一、两亩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这叫农民如何守得下去？

守土之艰难，我们从中国农民包产到户之始——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2000年仍处在贫困状态的案例可见一斑。据潘维《小岗农民访谈录》所载：

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凤阳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这时，缪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进来。她40来岁，原是四川省大竹县人，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了这里。后来，她和缪夕五的哥哥缪夕海结了婚。虽说李文秀已来了安徽多年，但仍是一口四川口音。据她说，为了盖房和让两个孩子上学，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债。……李文秀心里很难过，眼眶里不断滚出泪水，她说：‘我是四川人，不会唱花鼓，要是会唱花鼓，我也会和兄弟媳妇一起，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读了这一段农民守土难的材料，真叫人心酸，正如作者在访谈录的最后所言：“他们似乎已听到了旧时中国的民歌：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浪在外头。”特别是那些先穷起来的农民更是有一种预感，好像过去那种“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运又降临到多数人头上。他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

胡绵涛、温家宝去去考察过的小岗村守土都是如此的艰难，其它地方的农民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农民守土难的现状，社会学家李强在《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中曾运用“推拉理论”(Push andPull Theory)对农民离土外出打工的经济驱动力作了调研。也正是由于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守土艰难！才有了《中国农村考察报告》的惊天问世，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案例，在此不赘。但是中国农民守土之艰难已是世人皆知的了！

守土如此艰难，从生存策略计，中国农民怎么办呢？于是，许多的农民选择了离土。

1、征地农民。所谓“征地农民”就是因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修建道路、建房、造厂，尤其是修建高速公路等大型重点项目而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与土地分离。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农村土地征用面积达1亿亩，2000年后的几年，每年都在1000万亩以上，相当于10个大县。沿海发达地区的省，每年要减少相当于至少一个县的土地。新华社2003年6月24日报道，全国开发区多达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其中相当数量是高产农田；在建和拟建的大学城46个，建地面积超过40万亩；已建、在建和拟建的高尔夫球场306个，遍及26个省市，占地48.8万亩。这样，一亿亩土地被征，至少有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征地农民。

2、水库移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了许多大型水电站，50年来，包括三峡水电站工程在内的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这些因建水电站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就是“水库移民”。

3、农民工。所谓“农民工”就是离土外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农民进城打工潮，史称“民工潮”。据报道，21世纪初中国有农民工约七八千万人，后来统计是9400万人；2002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之时已达1.2亿，于是造成外来人口中农业人口的比例高于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少地方农民工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城市原有的就业者，而这些外来工基本上都是农民工。这些离土农民的生存状况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看水电移民的生存。先以较早资料完整可比性高的广西西津电站为例：1964年建成的西津水电站涉及横县、灵山、邕宁、南宁市郊区，仅横县就有12个乡镇81个村委会385个自然屯，人口达13.89万人，占当年全县人口总数的29.25%，淹没水田6.34万亩，地1.26万亩。从1961年到1983年上级有关部门共拨款1613.9万元，按库区当年人口计算，人均仅116元，每亩耕地平均212元。此外，国家还欠移民房屋拆迁费、维修费、交通补偿费共1204万元。1986年国家又拨款4000万元，借款2000万元，以解决库区移民遗留问题，但至今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西津水电站1964年建成投产发电，总容量23万千瓦，年发电10.9亿千瓦小时，从1964年到1987年底共计发电179亿度，总产值12亿元，为全部建设投资的7倍，而国家先后拨给西津库区移民的款项总计仅为5613.9万元，只有上述总产值的4.6%，致使水电移民至今仍处在生产难、生活难、交通难、上学难、就医难、用电难、建设难的状态。如横县飞龙乡大榄村本来较富裕的600户人家成为水库移民后，至今家家户户每年缺2个月的口粮，人均收入在90元以下，户均家产不足300元！据沈立人所言，目前约有1000万水库移民处于贫困之中。可见，因建水电站离土的水库移民也大多生存不易。

农民工的生存同样不易，这是近几年来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之一。众所周知，农民工承担了城市中最苦、最累、最脏，甚至高危险的工作，不仅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据《发展导报》2001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每周工作5天的占8.4%，6天以上的占18.1%，7天以上的占73.5%；每天工作8小时的55.5%，9小时-12小时的占35.3%，13小时以上的占9.2%，[3]43但是他们的工资却是最低的。据陈阿江的调查对比，四川农民工的小时工资与全国职工相比，1994年1.72元比2.22元，1995年为1.97元比2.79元。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近期对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山西等11个省市的调查归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各项预期的收入构成有重大的差别，城市居民收入项目有工资、奖金、劳动保护、地租、股金分红、社区福利、利息、其它8项，而农民工仅工资、奖金、劳动保护3项。对此，2003年农业部统称：2002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9400万人，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寄、带回家的约3274亿元。按此计算，人均收入为5615元(每月468元)；寄、带回家人均3283元(每月290元)。这个收入折算到家庭人口，只略高于中西部农村，而大大低于一般城市。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农民工应得的这么一点工资还要被拖欠、被克扣。农民工为了讨回这么少的可怜的工资往往历尽艰险，费尽心血。时不时在媒体上出现的所谓“跳楼秀”，相当多的案例都是农民工为讨回工资所迫。

至于处于城市底层和边缘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使得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心理感受：一是苦，超时、超强度的劳动能不苦吗？二是忧，打了工能不能拿到工资？什么时候会被炒鱿鱼？心里都没有底，又愁老人又管孩子，他们能不忧吗？三是怒，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些城里人甚至干部不把农民工当人看，他们能不怒吗？可见离土的农民工生存实也不易。

中国农民经历将问题这样尖锐的摆在人们面前，新时期要考虑中国农民的新出路，就必须作新的战略选择。

最近，笔者拜读了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的名著《农民的终结》这本出版于1967年的著作，作者对作为欧洲传统农业大国法国农民面临着农业文明的终结作了分析，并尖锐地指出：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作为译者李培林也在前言中也焦虑的指出：

“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70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但又难以融入城市，产生生活和心理的各种困难。他同时又提出：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使按2020年非农业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1.5亿农村劳动力。”

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的导论中曾经敏锐地指出：

“经验证明，技术在工业国家农业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其它地方快得多。法国或美国的农业增长1倍要比印度农业生产增长10%更为容易，苏联在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但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而要向工业国家乞食。那么，如何解决农业国家的吃饭问题？

孟德拉斯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样板，他说：“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

对于法国农民，孟德拉斯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结论：

首先，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者“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的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值并不会因此大幅度的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的原因。而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作为基本生活必须的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这就是说“农民的终结”，指的是传统的“小农”的终结。这个论述和分析，笔者以为，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新时期要考虑中国农民的新出路及如何作新的战略选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中国农民目前仍然是传统的“小农”，乡村社会的本质特征仍未改变。第二，中国农民正受着改革开放，即，工业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第三，农民的外流，导致农村的衰落和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新建构。

目前，中国农民正处在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转型的开始。可以预言，经过这种痛苦的转型期，中国农民必然会从传统的“小农”转变成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者”。

当1967年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出版时，曾使法国学术界感到震惊，但20年后，即，1984年，法国农民的变迁便已经证明了孟德拉斯对农民终结论述的正确，因为法国的乡村社会出现了惊人的复兴。正如孟德拉斯在该书再版《跋：二十年之后》中说：

自1975年以后的10年来，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今天的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区人、小城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别。所有的家庭都能配备有浴室、现代化厨房、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和小汽车。乡村的孩子去上学都有客车接送，在小学和中学里，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上课。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如此之大，以致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市溜走，以便到乡村和小城市里去重新找回乐趣，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能赋予生活一种意义。

孟德拉斯描述的法国乡村城市化的样子，笔者有切身的感受。1995年笔者曾应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邀请对法国的瑶族和苗族进行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难民身份进入法国的苗族，定居以后，从刀耕火种一下子跨入现代化农业的行列，以种植蔬菜而闻名西欧。笔者在被人们称为菜王的“本家”熊在先生家中住了两晚，考察了他的农庄，参与了他卖菜的全过程。

对照1962年英国BBC电视台采访还定居在老挝的熊在父亲一家刀耕火种、跳大神的样子早已被法国农业的现代化沉淀到历史的记忆中去了。

现如今的熊在先生已是一个拥有千顷菜地，成套农业机械，两辆奔驰车，一套公寓楼的现代生产者了。正是，在法国乡村还存在，农业还存在，农产品仍供应有余，但农民作为一个传统的阶级早已经终结了。法国农民走过的路，以及刀耕火种的苗族到了法国也走上了农业现代化的路，不是给中国农民作了最好的示范和表率吗？美国农民更是如此，他们不仅种地，而且还当总统，如布什一家。所以中国农民在经历了守土的艰难和离土的不易博弈之后，从法国农民的终结和苗族在法国的蜕变，难道不是可以看到自己的新出路之所在吗？

因此，社会学家李强在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时，分析了小城镇的缺陷和不足，大城市模式的负面效应，城市群与城市带发展潜伏的问题之后，主张多元化的城镇发展道路，并特别提出了“乡村生活的城市化”的思路。

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相当比例的农民仍然会生活在农村地区，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在这些地区推进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乡村生活的城市化反而是一条比较实际的道路。

李强所言，笔者极为赞同，所谓“乡村生活城市化”正是法国农民终结的结果。但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问题也应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在中国8亿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市，也没有必要都进城市，就是进了城市的农民最终也还是要回到农村的。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要在农村，农民进城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事实上也正如“笑星”赵本山所说：“农民进城真正能混好的没有几个。”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守土就是中国农民的根，守住了土地就是守住了根。所以在守土与离土之间要解决中国农民基本生存问题，绝不是再将1.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去，而是在农村解决农民的问题。

第二，守土是中国农民的根，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问题是如何守土？这才是目前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所在。而按照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理论，就是要把工业化引入农村、引入农业，既保持了传统的结构，又快速地加以进步，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并存着一些不同的理念，有残存着的最古老的果实采集和粮食种植的方式，也有凯旋高歌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还有完全新式的经营和管理形式，让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让农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如果守土达到这样的状态和境界，那农民还会离土外流吗？农村还会穷吗？农民还会苦吗？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时至今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面前，我们以“守土与离土”为题，讨论21世纪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其目的就是要在下一个改革开放30年来为中国农民守土之艰难，离土之不易中来探讨中国农民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要实现中国农民“乡村生活城市化”，就地改造农民，改造农村，改造农业。当然，中国农民要实现乡村生活城市化的道路可能要很长，但是，如果方向明确了，目标具体了，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总有一天会达到终点的！法国农民做到了，从中国、老挝到法国去的瑶族、苗族农民做到了，难道中国农民会做不到吗？

极言之，毛泽东以农民为革命“先锋”，空前成功地组织起亿万农民队伍，打烂了旧世界，成就了辉煌的功业，建立了新中国，然而，时势变迁，面对建设一个新世界，仍然采取革命战争的策略，以“革命先锋”作为“建设先锋”，导致了一个恐富、怕富，以穷为荣、以穷革命的局面，与经济发展相悖，走向了毛泽东良好主观愿望的反面。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昭示我们：农民的“建设主体”与农民的“革命先锋”是农民中两个不同的群体；农民阶级中间的农民主体总是不变的，“先锋”则可以随时代前进与社会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先锋”可以是主体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但是“先锋”不能等同或替代主体。或可以这样说，在认识、对待与依靠农民问题上，蕴涵了毛泽东一生的荣与辱。而要超越毛泽东时代，就应该铭记：贫困的农民是打天下“先锋”，富足的农民是搞建设的“基石”。在这一点上，笔者以为，毛泽东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他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之所以渺小的，也因为他只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这构成了他一生的荣与辱！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当今“三千年未有之大时代”的大命题。至此，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完全取决于解决毛泽东荣与辱的时代大命题。即，中国农民阶级（阶层）的终结（被消灭与诞生）。详尽参阅如下：

走出百年误区，论地主阶级（阶层）的被消灭与重生

走出百年误区，一个幼稚的问题，谁认识农民？

朱元璋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