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日作战

  中日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战争，但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局部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有相当规模，每一次战争都深刻影响东北亚的政治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规律，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特别是钓鱼岛等领土争端引发的军事冲突。
   中国首次对日作战，是唐代白江口大战，这次战争以中国大胜而告终。
　白江，亦称白江村，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于大唐和倭国（注：即当时的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日本古称“倭国”，日本由神武天皇（史学家认为是中国秦代徐福）开创皇帝基业，并沿用汉字和中国历法，在汉唐盛世，中国辉煌的武功和灿烂的文化，更使日本折服。日本平安朝宫廷之内贵族们都崇尚唐制汉学，一切模仿中国，唯中国马首是瞻。日本人用汉字，知道“倭国”有矮化自己的意思，让人想到“矮”，而偏偏当时倭人普遍矮，圣德太子哪能受得了，心里长期不舒服。聪明的圣德太子执政时终于想出了办法，在给中国皇帝隋炀帝的国书中露了一手。 “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圣德太子灵机一动，在国书里，极力避开了“倭”字。想出了“日出处”几个字，以对“日没处”，自己占尽了便宜。旭日东升，照耀四海的日出，总比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日没要来得活泼有生气。从此，他便弃置了“矮”字，改为日本了。名正言顺，圣德太子在文字的活用上获得了不朽的成就。日本改了国名后，中国历朝历代一直都不承认，仍延用倭国、倭奴、倭寇称之，到了清末战败签割地赔款条约时才不得不承认。

  位于朝鲜半岛三国之一高句丽国在秦汉时代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唐帝李世民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倭国；新罗因与倭国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与倭国（日本）“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倭国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日本开化远晚于中国，当中国进入盛世唐朝时，位居东亚乃至欧亚大陆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顿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土地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日本从此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公元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古典文学作品中有〈薛仁贵征东〉）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公元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之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遣使至日本，请迎立在日本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日本之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12月日本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公元661年1月，将战时指挥部迁至九州西岸，在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7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援助百济的远征军。至9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７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２月撤军。是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平攘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刘仁轨传》）可刘仁轨认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今平攘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不动也。”（《旧唐书．刘仁轨传》）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镇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栅，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之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公元663年6月，倭国天智天皇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国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国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两军展开决战。当时日本战船有四百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一百七十艘，兵力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自己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四百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没有变成仇恨，却更激发了虚心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此次首发的中日战争起于朝鲜半岛的利益争端，战争发生地不在交战双方本土，双方在保证自身政权稳固的情况下，都有能力出兵在国外打一场有限的战争。战幕拉开后，双方旗鼓相当。但从战争全局看，唐帝国处在上升期，整体实力占优，日本败绩，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