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史，我们常常为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失败而惋惜，其实大可不必。朱元璋不是成功了吗，当初谁不憎恨残酷的元朝统治者，谁不为大明取而代之而推波助澜，欢欣鼓舞，结果怎么样？杀害当年共苦患难的手足兄弟，屠戮曾经出生入死的有功之臣，朱元璋的残酷比之元朝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为啥，为了朱氏家族千秋万代而已。

当年三大战役的胜利，难道不是老百姓用推土车推出来的吗，不是穷人家的子弟兵用鲜血和生命拼出来的吗，结果呢，还是老百姓最可怜。为什么穷人打出来的江山未必是穷人的。老百姓有冤屈，倾家荡产去上访，找县长，被一个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信访局挡在门外；见省长更够不着，大院两边有荷枪实弹、威风凛凛的士兵把守。皮球踢来踢去又回到原地。正如有些地方官员说，你们跑什么劲，归根结底还要在我的地盘上生根开花。

前些年倒是有个别土豹子发家了，结果又反过来来剥削穷人了。

所以，权利这东西是自私的，是没有感情的。

早年，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革命初期的红孩子）被杀了，据说，毛泽东杀他两有点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灵，再也没人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

近年，胡长清、成克杰（两个贪官）被杀了，但是，前头抓了头牛贼，后头还有贼偷牛，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

文革及文革前，谁要犯了错误再想抬头很难，坐了牢的出来以后还叫劳改释放犯，要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谁不怕！

但是，这种“一棍子将人打死，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政策或制度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封建奴隶制度的延续。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法制相对健全了，社会相对文明了，制度也相对民主了，但是，政策的宽松却让不少人钻了空子，以至蛀虫成灾，硕鼠猖獗，贪官污吏有恃无恐。什么通报批评、警告处分，都是糊弄老百姓。再说法制吧，缓期执行的可以改无期徒刑，无期可以改有期，10年可以改5年。从大牢里出来还可以东山再起。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让中国相对强大了，这是主流，是国人有目共睹的实事，谁也不能否定。但是，一些人的私欲膨胀，对待贪腐问题束手无策，也让国人感到无奈和迷惘。

那些外国人也管得宽，中国人杀本国的贪官，他们就大喊大叫：野蛮、不民主、不文明。还为中国的贪官提供栖身之所。

泱泱华夏，岂能被那些不怀好意的洋鬼子牵着鼻子转！

怎样将文革前的“野蛮”和改革开放后的“文明”有机结合起来，用以治理现时日益猖獗的贪腐，有中间路线可走吗？

如果一个当官的有机会或条件贪100万元，事情明摆着，但却没人去管，结果，他如愿（贪）了，你能说是他的错吗？我想，如果是其他（大多数）人也会这么做。人有贪欲是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尚未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

窃以为，这种监督机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权利必须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里。比如选举县长，十八岁公民都应该有一票，而不是由官定的几个所谓的“人民代表”来选举，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民代表并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不少“人民代表”甚至借这顶帽子横行乡里，无所不为。

如果这样，你当县长的不作为、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人民群众就用选票把你赶下台。

第二、这种监督机制是任何“官官相护”都无法左右的。这就需要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能够“凌驾”于任何长官之上的，又能敞开大门接受人民群众投诉、揭发、举报的，这么一个机构。

第三、实行完全阳光的人民政府，赋予人民群众广泛的知情权。人民群众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权知道任何于自身利益有关的事。要让“官有九条路，民有十不知”的习惯画上一个绝对的句号。

以上或许纯属无稽之谈，是一番没人愿意接受的“多余的话”，是一阵歇斯底里的愤怒，是“远山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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