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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一份名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的纲领性文件,这就是倍受亿万人关注的中央一号文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1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首次连续6年发布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
文件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其中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不难看出,
好多年来,“省管县体制改革是否可行”这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无论是政府首脑、专家学者或者是平民百姓,大家都是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
我国现行的行政层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这在秦汉以来是不多见的。纵上来说,我国历史上多级制的年限仅有350年,占所有年限的16.5%;横上来说,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二级制和三级制。采用四级制及以上的国家仅占其中的约1/9,且这些国家中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泰国、印度、坦桑尼亚、塞内加尔等。
这里就要讲到历史上的行政制度。中央和地方上的关系搞得最好的当属汉代。钱钟书先生就说:“中国历史上讲到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成美”,是为笃论。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因为当中少了环节,没有了“中间人”,上下级关系就显得尤为亲近。因为少了中间环节,地方官员的提拔重用就很快,而且也少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官员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极大刺激了“人民公仆”的工作积极性。
不过兔子的尾巴不长,这个好的制度很快就遭到了破坏,始作俑者就是那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元封五年,刘彻把天下封为十三个州郡,每州派去一位刺史,后来刺史又变成了牧,反复如此,直至折腾到汉朝灭亡。无独有偶,唐、宋、元、明、清也是在行政机构上,反复无常,变化多端,都是吃亏在机构臃肿上,“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管民的官地位低,权力小,人微言轻,被压在官场的最底层,天天挖空心思的去巴结上司,以保留自己仅有的一点权力,既没有心思为民某福祉,更无暇顾及百姓的死活,不言而喻,地方整治被搞得一塌糊涂。
借古讽今,我们应该正视现实。其实,从2002年开始,,“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省份试点推行。但是据有关部门透露,除了浙江省和安徽省做的比较彻底之外,其他省份则是“风声大,雨点小”,有的是比较纯粹的“省管县”,有的名义上是“省管县”,其实只是带了这个帽子,大多是采取观望的态度。那么,到底是谁阻碍了“省管县”的改革进程呢?
笔者认为不外乎如下三点:
一、批评家仍然在制造“省管县是谬论”的气氛。不少专家认为,“省管县”这一改革,带来的是地方权力的再分配,最终将带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大变革,即取消地级市,建立省县两级政府。批评者认为,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制度,一朝被打破,会造成不利的因素,很多现行的管理模式和政策的改变会让各级政府及管理层一时手足无措,大的项目会中途流产,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期望国家给与政策保护。
二、地级市党政巨头“权”难割舍。我国实施市管县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当地政府首脑多年培植的势力一朝被瓦解,他们实在不甘心,许多年形成的利益权力集团,肯定会阻碍“省管县”改革的进程。比如以前县级的财政收入被市里截流,如今却直接交到省里,市级财政收入肯定会大打折扣。很多配套的制度还没有制定,下放到县级的各项权力肯定难以落实。
三、市里各级干部不甘心权利旁落、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在作怪。市里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大都是通过各种努力一步步走上权力的顶层。“省管县”体制改革肯定要触及这些人的利益,他们不甘心权利被削弱。因为一旦没有了权利,他们也就失去了做官的滋味。没有了权力的运作,那些身居权位的领导,其生活就会黯然失色,于是,他们会拼命的持“反对”的态度。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经济,没有“县域”的强大,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富强。目前,“省管县”体制改革已经由学者讨论层面逐渐走入国家政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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